新型国际关系论文篇1
关键词：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中国梦
中图分类号：D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6-0033-02
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团结稳定的国内环境，也离不开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对营造和平国际环境以便顺利实现中国梦至关重要。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是中国有序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保障。
一、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
关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在会晤中用三句话作了精辟概括：一是不冲突、不对抗。就是要客观理性看待彼此战略意图，坚持做伙伴、不做对手；通过对话合作、而非对抗冲突的方式，妥善处理矛盾和分歧。二是相互尊重。就是要尊重各自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求同存异，包容互鉴，共同进步。三是合作共赢。就是要摒弃零和思维，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兼顾对方利益，在寻求自身发展时促进共同发展，不断深化利益交融格局。
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认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应具备三大特征。中美双方应从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着眼大局，面向未来，走出一条适应时展要求的大国关系新路。这种新型大国关系的特征应该是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在此基础上实现两国关系的长期健康稳定发展。
二、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时代背景
一是世界进入新不确定期。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教授、亚洲与全球化研究所所长黄靖在《战略大视野下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一文中认为，目前，世界格局进入新的不确定期。首先，中国、印度等新兴大国，因经济的快速发展导致各种矛盾上升，进入高危的社会转型期。其次，亚太地区的战略平衡出现了根本性的转变。再次，在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与以美国为首的安全同盟之间，在安全问题上缺乏制度安排，由此导致“安全悖论”的局面。
二是中美以及整个世界面临严峻挑战。黄靖指出，当前，中美以及整个世界共同面临着日益严峻的三大根本挑战。其一，如何确保整个世界的可持续性发展。寻求一条可持续的发展模式，是中美两国共同面临的根本性挑战，也是不可回避的共同责任。其二，重建世界金融秩序。重建世界金融秩序，使有钱的“穷国”充分发挥力量，有债的“富国”承担应尽的责任，是恢复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关键所在，也是中美双方必须共同应对的重大挑战。其三，完善世界安全体系。冷战结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安全同盟成为全球安全体系的基础。如何在制度上将中国等新兴大国纳入世界安全体系，从制度建设上确保和平，是中美之间必须共同面对的战略课题。
三是中国综合国力的显著增强。前联合国裁军事务首席政务官林国炯博士在其《“中国梦”与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一中文认为，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建设，如今已经成为世界性的大国。国际政治方面，在联合国安理会积极参与国际安全与世界和平各个领域的议题，在国际政治领域增加了话语权和重要性。在经济领域方面，三十多年来历经改革开放的机遇与挑战，如今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影响举足轻重，更是拉动世界经济的火车头。在科技方面，中国目前已经逐步赶上世界先进水准，尤其在高科技领域追赶之余勇于创新。在军事领域方面，中国近二十年来有了突飞猛进的成绩。
四是中国主动提出，中美两国达成共识。20世纪90年代，明确提出，要建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积极致力于发展以“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为特征的新型大国关系。2012年5月，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北京举行，双方将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作为主题，这一概念被高调推出。发表了题为《推进互利共赢合作发展新型大国关系》的致辞。他强调，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无论中美两国国内情况如何发展，双方都应该坚定推进合作伙伴关系建设，努力发展让两国人民放心、让各国人民安心的新型大国关系。2013年3月14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当晚祝贺当的电话中表示，“美方希望同中方共同努力，保持两国元首交往，加强对话沟通，再接再厉，继续推动美中关系沿着正确方向稳定向前发展，努力构建基于健康竞争而非战略博弈的新型大国关系”。指出，中美有着巨大的共同利益，也存在一些分歧。中方坚定不移维护和促进中美关系发展，愿同美方一道，牢牢把握两国关系大方向，增进互信，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保持高层交往，维护和发展好战略与经济对话、人文交流高层磋商等机制，推进合作伙伴关系建设，走出一条新型大国关系之路。如此，中美双方领导人都提出了从此构建一个新型的大国关系，维护太平洋亚太地区的稳定、合作、安全的局势。新任中国外长在3月20日与美国国务卿克里通电话时指出，中美双方面临的重大课题，就是如何把两国领导人就共同建设中美合作伙伴关系、探索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认为，中美探索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应面向全球，“首先从亚太做起，实现良性互动，合作共赢”。当克里在4月份访华时，也谈到了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议题。
三、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重大意义
国际问题观察员郑熙文撰文《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具有划时代意义》认为，作为世界第二和第一大经济体、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能否在探索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方面走出一条新路，关乎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涉及未来国际关系和国际体系的发展方向，具有重要的划时代意义。首先，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具有重要启示作用，有助于推动形成一股新的健康强劲的时代潮流。新型大国关系始于但不限于中美两国，中美新型关系的建设对各大国关系的发展也具有重要启示作用和借鉴意义。
其次，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具有关键引领效果，有助于推动国际治理体系变革进程。大国关系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国际体系的走向，中国倡导的新型大国关系理念有利于引导国际秩序和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中国在与美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过程中，将一以贯之地维护世界的和平稳定发展，推动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努力建设一个更符合时展需要，更能反映国际社会呼声、更具代表性、更富生命力的国际治理体系。
再次，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具有积极理论意义，有助于为传统国际关系理论提供新的经验。不少西方历史学家和理论家认为新兴大国必然挑战守成大国，守成大国必须遏制新兴大国，“大国政治悲剧”是历史的“铁律”。21世纪全新的时代形势呼唤全新的国际关系理论。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努力，将提供大国关系良性发展的崭新实践，推动国际关系理论实现里程碑式的发展。
四、如何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需要两国持久努力。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陈积敏撰文《如何理解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表示，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需要两国做出持久不懈的巨大努力：一是超越历史宿命魔咒，树立和谐相处典范。二是超越零和博弈思维，探求互利共赢之路。三是超越意识形态分歧，拓展共有知识领域。四是超越发展道路异见，谋划人类进步前景。中美探索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唯其伟大而更加艰难。但只要中美两国抱定信心，保持耐心，坚持不懈地努力探索，一定会开辟出一条21世纪大国和平、合作、共赢的光明之路。
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需要变问题为动力。陈积敏认为，以下问题的存在不应被视为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障碍，而应被视为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动力。首先，中美结构性矛盾导致中美战略互信不足。其次，中美认知性差异导致中美战略性误解的固化。最后，中美现实利益矛盾导致中美关系复杂化。因为有矛盾分歧，中美需要加强沟通；因为有利益契合，中美需要拓展合作；因为有共同挑战，中美需合力应对。
新型国际关系论文篇2
本文旨在从要素角度出发，建立我国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评价的理论体系，并以此理论为基础分析我国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的状况。文中探讨了国际竞争力的思想及理论基础，建立了评价国际竞争力的理论模型，并应用数学分析方法对我国油田企业进行了实证分析。
在论文写作逻辑上，以发展为核心，以资源保护和环境保护为前提，按照思想渊源、理论基础和实证分析的脉络构建国际竞争力评价的理论体系。在材料的组织上，从理论、实践与创新等方面进行讨论，研究各要素与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的联系，并将理论研究与油田企业的实际相结合。
通过对我国油田企业发展现状的分析，研究了我国油田企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挑战及采取的应对措施；论述了国际竞争力理论产生的背景、形成过程、国际竞争力理论的概念、基本内容、基本原则等内容，总结了我国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发展进程；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影响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因素，提出了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概念，并提出了提高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思路，对油田企业产品结构进行了分析，研究了提升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的能力问题。
在对国际竞争力评价原理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了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理论框架，明确了各指标间的结构关系，为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综合评价提供了支持。
对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的综合评价方法进行了研究，研究了国际竞争力指标权重确定的问题，确定了国际竞争力指标权重的方法，构建了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b—p神经网络评价模型，并运用该模型进行了网络训练及检验；运用现场数据对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能力进行了实证分析，为企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提升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提供了定量依据。
运用数据包络分析（dea）对油田企业进行了经营效率评价方面的研究，采用线性规划模型，将油田企业的产品结构优化过程分解为变量、目标和约束三要素，通过在目标和约束下对变量进行求解，获得了最优的产品结构。
论文最后从资源利用、成本管理、科技运用、人才开发、管理措施等几个方面总结了与国内外差距，提出了提升我国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的保障体系。
关键词：国际竞争力，指标体系，b—p神经网络，数据包络分析
创新点摘要
1.对国际竞争力理论、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战略进行了研究，建立了我国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概念，明确了油田企业提升国际竞争力的目标、责任和义务，对企业国际竞争力进行了定性描述，把国际竞争力强度分为很强、较强、一般和差四个等级。（见第2、3章）
2．建立了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确定了评价指标体系的理论框架和各指标间的结构关系，并进行了指标的准确定义。将国际竞争力程度分解为整体规模、盈利能力、可持续发展、技术创新、市场、经营管理等二级子系统，以及19个三级指标，并通过改进的层次分析法确定了对企业国际竞争力的贡献率。（见第3章）
3．构建了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b-p神经网络评价模型，并运用该模型进行了网络训练及检验，实际评价了油田企业综合国际竞争能力。将不同量纲的指标按照效用函数归一成效益型指标，确定了学习速率和动量系数，采用了生成随机数的方法给网络赋予初始值，得到的网络评价输出值与实际评价值吻合，并对选取的国际公司进行了整体排序。（见第4章）
4．运用数据包络分析对油田企业进行经营效率评价方面的研究，采用线性规划模型，将油田企业的产品结构优化过程分解为变量、目标和约束三要素，通过在目标和约束下对变量进行求解，获得了最优的产品结构。（见第4章）
第1章 绪 论
1.1 问题的提出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竞争和国际竞争力问题已经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之一。现代国际竞争力研究出现在二战后，上世纪80年代初，新技术革命推波助澜，美国的gnp世界占有量下降趋势严重，美国成立了“工业竞争力总统委员会”。1984年欧洲世界经济论坛开始关注竞争力问题。21世纪初，随着国际经济格局日益多元化和复杂化，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如何提升国际竞争力成为各国研究的重心。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和加入wto后对我国企业的挑战，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已经成为我国政府和企业的共识，也是当前企业发展具有战略意义的选择、一些大公司、大集团已经把战略目标定位在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上，中国企业正面临以国际竞争力为基础的战略转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是该国综合国力的体现，从长远的、全局的观点来看，企业在国际市场上是否具有竞争力，将关系到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关系到我国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地位。油田企业作为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企业，其国际竞争力将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
付费论文：11万2千多字的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的硕士论文
新型国际关系论文篇3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 学习型政党 新理念
中图分类号：D41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3）04-042-02
2009年9月，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提高全党思想政治水平”的重大战略要求。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就是要求我们广大党员同志深入学习、善于学习，运用科学理论武装自己的头脑，并联系工作实际，尽快建设一支具有高素质的党员队伍，从而不断推进建设学习型党组织的建设。
一、建设学习型政党的概念提出
1986年，美国学者罗伯特・哈钦斯首先提出了在《学习社会》一书中提出“学习型社会”的概念，20世纪7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其发表的著名报告《学会生存》中提出了“向学习化社会前进”的目标，从此这一理念正式被国际社会所接受。之后，西欧和日本纷纷推出建设学习型社会的计划并付诸实践，直至20世纪90年代，随着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的带动，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开始效仿，使建设学习型社会成为一种国际共识和社会潮流。
此时，中国共产党人清楚地认识到：中国作为国际世界的重要成员国之一，要想屹立于民族之林，必须结合我国具体国情，提出切实合理的建设“学习型社会”的具体办法，这是时展客观要求，也是国家发展的必然保障。据此，2002年8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指明“建设学习型社会，最重要的是把我们党建设成为学习型政党”；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把“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纳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2007年，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了建设学习型政党的要求。总的来看，建设学习型政党的提出，借鉴了国内外先进的社会发展理念，体现了我们党紧随时代步伐，又独具中国特色的执政理念；建设学习型政党的提出经历了一个由理论上升为实际的飞跃过程，这体现了我们党事实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作风；建设学习型政党的提出，也体现我们党要求全体党员、各级党组织以学习作为基本方法，在实际工作中实现其自身的意义和价值的根本态度。
二、建设学习型政党的重要意义
建设学习型政党是我们党在深刻认识党的历史经验和现实经验基础上作出的战略决策，体现了党对时展脉搏和新形势下党的建设新要求的高度自觉和清醒把握，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首先，建设学习型政党有利于我们党继承和发扬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中国共产党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追随者和传播者，提出建设学习型党组织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践行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这种推动作用。建设学习型政党，就是要在深入了解学习型政党的一般规定性的基础上，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有关政党先进性的一般要求，紧密结合当前历史条件下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的特殊要求，进一步发展我们的政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可以说，我们党提出的建设学习型政党与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学习型政党之间的关系是哲学上一般与特殊的关系。在当下坚持建设学习型政党也就是真正的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先进性政党发展的学说。
其次，建设学习型政党有利于广大党员统一认识，集中力量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国共产党发展至今已经走过了90多个年头，纵观我们党的发展历史，不难发现在危机关头认清现实，统一思想，坚持不懈是我们党克敌制胜的法宝。也正是由于有着强大的思想理论武器做后盾，我们党才能在布满荆棘的道路上发展至今。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走出去、引进来”的指导方法的确立，各种新鲜事物涌入我们的视野，各种思想也充斥着我们的头脑。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如何使广大党员时刻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如何使广大党员坚持正确的价值理念是我们党的当务之急。提出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就是以马列主义为依托，学习历史和现实经验，促使广大党员干部自觉抵制各种错误思想和错误认识，将思想统一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上来，并不断为之奋斗。
最后，建设学习型政党有利于我们党加强自身建设，努力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想始终成为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同时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就必须要求广大党员干部努力掌握和运用一切科学的新思想、新知识、新经验，发挥党员的先进带头作用，努力使我们的党变成学习型政党。只有这样，才能应对来自国内外的种种挑战，为祖国的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才能用全新的理念和视角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才能切实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的宗旨。
三、确立思想政治教育新理念 适应学习型政党建立
（一）科学安排思想政治教育学习内容，适应学习实效性要求
要建设学习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首先要面对的就是学什么的问题，根据党中央在《关于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意见》中所要求的，结合现实实际情况，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学习：
1.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的世界观，是工人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也是工人阶级争取自身自由和人类解放的科学理论，它是19世纪欧洲重大社会科学成果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简单来说，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学说，即人的解放学。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十分严整而彻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理论体系，是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科学综述。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决定了我们必须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掌握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才能解决现实问题。
2.坚持用中国特色理论体系武装头脑。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命题，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探索和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系统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实际问题。这个理论体系，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重大理论观点、重大战略思想，在新的实践基础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就要求我们全面、系统、深刻地理解和坚定不移地坚持这一理论体系，学习这一理论体系对于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同样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
3.学习现代化建设所需的各方面知识。党中央在《关于建设学习型党组织的意见》中指出：积极推动党员干部学习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学习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社会和国际等各方面知识，学习反映当代社会发展趋势的现代市场经济、现代国际关系、现代社会管理和现代信息技术等方面的知识。党员干部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应走在时代前列，因此必须拓展知识视野，尽可能建立广博且精深的科学体系，提高自身的创新能力、辨别能力和判断能力。
（二）重塑思想政治教育终身化概念，适应学习终身化要求
我们党提出的建设学习型政府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要求党员干部树立学习终身化的思想，学习在这里不能作为一个任务，而是一种习惯，这是对传统学习理念的颠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核心是人，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的积极引导，充分调动广大党员干部的积极性，在工作和学习过程中不断渗透思想政治教育理念。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全面参与创建学习型党组织的过程中。同时，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也要肩负起引导人们把科学文化学习与思想道德追求有机地结合起来的任务，将学习融入党员干部的日常生活中去。总体来说，我们的目的是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将党员干部的学习过程提升到一个追求自我超越和自我完善的一个高度，促使党员干部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学习一切有用的科学文化知识，在党内形成一种学习氛围，从而形成一种时时学习、处处学习、终身学习的新的学习格局。
（三）普及以人为本的思想政治教育理念，适应不同学习要求
人是学习的主体，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接受者。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只把受教育者看作是教育客体，认为受教育者只管倾听和牢记就完成了教学，然而接受者却常因此对教育过程产生反感，无法达到教育目的。学习型党组织的最终目的，应该体现在对人的关怀上。“以人为本”的教学理念，就是要求教育者通过在与不同受教育对象的交往过程中了解受众的不同需要，结合他们的自身特点进行不同的教学。将思想政治教育与人的自身发展和进步结合起来，使教育过程充满人性，逐层地提升党员干部的思想觉悟，加快学习型政府的建立。
总之，新的形式和挑战为建设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我们必须以更饱满的工作状态，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努力将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从而更好地促进社会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关于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几点学习体会和认识.学习时报，2009.11.16
新型国际关系论文篇4
[关键词]国际关系批判理论 包容和排斥问题 政治共同体转型 三重视角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9)5－0113－06
安德鲁・林克莱特(Andrew li
在国内外的研究中，许多学者在评价国际关系批判理论时经常批评批判理论长于批判，理论缺乏体系、对现实的解释力和可操作性。而林克莱特批判理论力图避免这样的批评，其理论最大的特点是，理论并没有止于悲观的批判，而是在批判的同时构筑了一套有自己鲜明特色的理论体系：围绕包容和排斥(inclusion and exclusion)这一国际关系研究的中心问题，以规范的(normative)、社会学的和人类行为学(praxeological)三重综合分析方法为框架，以探究人类解放和重新塑造国际政治理论根基、政治共同体的理论与实践、基于“不伤害”原则而阐发的全球伦理思想――“伤害理论”为主要核心理论体系的批判理论大厦。本文侧重从上述三重综合分析视角来诠释林克莱特国际关系批判理论中的政治共同体问题。
国际关系中的包容与排斥问题
林克莱特的批判理论认为，由于国家和国家体系本身就是一种包容和排斥体系，所以包容和排斥问题应成为国际关系的中心问题，它可以成为考察世界政治的一个整体要素。事实上，许多著名的国际关系学者早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布尔始终认为：“在过去的国际体系和近两百年的现代社会中，不论时间和地点，以不同的方式，社会的包容和排斥是重要和普遍存在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也观察到了这点。沃尔泽(Walzer)认为，包容和排斥原则对所有社会都是根本的，因为所有社会都不得不决定管理成员资格的分配规则。怀特在他的《国家体系》一书也强调，包容和排斥原则对决定谁属于以及谁不属于国际社会和文明的信仰体系而言是根本的。不变的是，他们和有关阶级差异、族裔、性别和种族排斥的其它形式相混合。
在现代国际关系理论中，不断再现的哲学问题始终关注三种不同的共同体，也就是民族国家(政治共同体)、国家间社会(the society of states)或人类共同体(a community of humankind)孰占首要位置的理由。相对于国家间社会或人类共同体而言，多数理论已经表达了更欣赏民族国家的理由。但是，至少有三种方式可以例证民族国家浸润在包容和排斥体系的不同层面。第一种也是最明显的是，国家本身就是一个包容和排斥的体系，它有着公民与非公民之间精确的区分，有着和领土概念上的差异。第二种是，具有排斥性的国家参加一个由国际法律规范和道德原则联系在一起的具有包容性的国家间社会。反过来，国家间社会通过阻止那些被认为是不合适属于它的那些社会而可能是排斥性的。第三种共同体仅存在于道德信念中，即个体不仅属于他们各自的国家，而且还属于一个更具包容性的人类共同体。它也是将世界主义的价值观合并进国家间社会，并超越排斥性的国家到一个统一的世界秩序的观点的核心目标。在林克莱特看来，大多数国际关系理论的方法考虑国际体系中的包容和排斥问题的一个方面或诸方面，但他的批判理论的分析目标三重视角，能够更综合性地考察包容和排斥原则的特性、发展和变化性。
世界政治中的政治共同体问题
共同体问题是林克莱特批判理论的核心关注之一。早在掀起批判浪潮之初，林克莱特就强调，批判理论旨在追求人类的解放，而与人类解放联系最大的一个问题是：要动摇新现实主义对国家的界定，就要从理论上重视对国家理论的超越和对更高一级政治共同体的合理性论征。换句活说，他认为可以从政治共同体道德界限的扩张来理解解放的内涵。解放就是国家的边界失去伦理重要性的过程。而国家理论的动摇则是国际政治理论实质性发展的开始，也是人类共同体向更高层次迈进的开端，人类由此将获得某种意义上的解放。林克莱特指出，从历史的长河看，共同体是一种动态的过程，是多元存在的形式，是社会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人类的自由、自决，人类每前进一步，都有相应的共同体形式，最初有家庭，随之是部落，后来是国家。国家有其进步性，但离创造“一个由拥有与人性相一致之特征的权利和义务的自由人组成的社会”这个人类的美好目标还有很大的差距。而每一种更高形式的共同体的出现，都意味着人类自由前进了一步，人类由此将获得某种意义的解放。
林克莱特指出，政治共同体的生存很大程度归功于这个事实，公民与国家之间的社会结合不会扩展到国家之外的人们。政治共同体之所以能够持续，因为它们是排斥性的，而且通过强调内部人和外部人(insiders and aliens)的差异来建立他们独特的认同。共同体不断地被重塑，它们的道德边界在两个不同的方面扩展或缩减。它们或多或少都会发展出针对其他社会成员的特殊主义定位(particularistic orientations)。因此，质疑国家边界的精确的道德意义的世界主义伦理的重要性显现。在林克莱特看来，现实主义与批判理论不同，因为它缺乏对现代政治共同体充分的叙述。他批判现实主义，认为它只关心连续性、国家之间的互动形式(战争)、权力制衡，大国的兴衰以及大国的关系，而非变化性，诸如全球化和分裂化这样的全球变化是否影响作为政治共同体的国家的转型，现实主义并不关心。
鉴于此，林克莱特认为，国家本质上是一个道德和政治共同体，是社会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国家与制度也是一种社会建构，关于国家或政治共同体的新观念新形式是可能的。批判理论的方法否认共同体内部人的利益自然地高于外部人的利益。它反对这样的假设：当对本国公民的义务与对人类的义务发生矛盾时，前者必然居上的观点。而且批判理论认为，国际体系的变革应该开始于转型和重构排斥性的政治共同体。支持超越民族国家道德局限性的更普世主义的政治组织形式，重点在于扩大包容外部人的政治共同体，在于使诸多规范普世化，在于实现一种世界主义伦理。尽管后实证主义理论间存在诸多不同之处，但是它们都赞同政治共同体的新形式。国际关系批判理论认为，通过从下面三大维度展开对共同体问题的综合研究，以促进其实现最终的转型。
政治共同体的规范的、社会学的和人类行为学的综合研究维度
林克莱特批判理论大厦中的规范维度，是指从特殊的社会安排中排斥一些人而包容另一些人的哲学缘由；社会学维度主要关注包容和排斥体系的运作和维持；而人类行为学维度则探究包容和排斥体系对人的行为的影响。林克莱特指出，虽然包容和排斥体系以及共同体问题已经很长时期是国际关系传统研究的一部分，但是还没有关于它们的规范的、社会学和人类行为学维度的综合研究。批判理论的一个目标就是将这种综合性的研究恢复起来。
1、有关共同体的规范维度
因为批判理论开始于对人的平等的承诺，所以林克莱特首先探讨的就是，有关国家的规范性问题涉及到将任何人从任何社会安排中排斥出去的合理性的理由。在西方道德和政治思想史中，特殊主义(particularism)和普世主义(universalism)之间的紧张关系是一个不断再现的主题。二者之间的冲突，在国际思想史中被有关公民的义务和对人类的义务之间的紧张关系所例证。关于此，没有哪一种哲学尝试获得了持久的一致。其中一种有代表性的观点是，所有普世主义代码不可避免地反映了特殊文化或文明的偏好。道德是社会的，道德代码是不能比较的，共同体不能通过呼吁使某种规范普世化来扩展，简言之，不存在什么共同的伦理可以去扩展。另一观点，是17和18世纪社会契约观点的关键，它不讨论道德普世主义的存在，认为国家产生了不完美的义务领域，而且，尽管道德普遍性存在于不同的国家关系之间，但它们是不完美的，它既不能要求也不能够实施将公民联结到国家这一明确纽带之外的地方。这种观点认识到，民族国家是少数已被质疑的排斥堡垒之一，因为它没有公正地对待它们之外世界的其他人。在现代国家，国家的道德地位已经被许多赞成将公民的权利和人类的权利再结合的观点所质疑。
林克莱特指出，事实上，文化边界是高度多孔渗漏的，每一种文化都深深地与其它文化相互作用而被塑造出来的。尤其在现代，被现代性的“世界主义文化”塑造的“外交文化”和“国际政治文化”已经被嫁接在现存的文化体系之上。对普世主义的捍卫并不破坏文化的多样性，通过使用存在于更先进的道德中的、更具批判的和更加普世的伦理原则和程序，能够更好地解决国际差异。林氏认为，对普世主义的捍卫强调的是对其他人责任的重要性，是破坏所有系统性的排斥形式的需要，它强调确保拥有人类的每一位成员一致的全球安排的义务的重要性。正如贝茨(Beitz)所言，普遍一致的概念是伦理普世主义的核心。
在现代社会，任何有关美好生活和美德概述得比较完全的概念，是那种原则上不能而且也不应该排斥任何人类其他成员的概念。这一概念要求创造一种有着全体人类共存的有关共同体的道德包容的政治学。拓宽将人视为一个道德的人的意识或道德平等意识，以及拓宽能够普世化的规范的热望，是两种更高级的道德律令的主要特征。对此，一个回答是哈贝马斯的主张：先进的道德律令是承诺准予每一个人以平等权利参与社会和政治配置的公开对话。这个关键的结论源自于将任何人预先从对话中排斥出去没有合法依据的观点。没有哪一种排斥体系能通过这种道德测试，除非它的构成原则能被所有人一致赞同，尤其是那些被排斥出这种社会安排的人们赞同。就有关国家和国际关系的规范框架而言，这个结论有重要的隐含意义。林氏认为，在此基础上，国际关系的批判理论认为，国家不会耗尽我们的道德和政治义务。与个人拥有作为特殊共同体成员的义务共存的普遍义务，要求他们的政治代表去促进更高水平的人类团结和人类共同体。如此，国家就必须赞同给予次国家和跨国家的忠诚以更大的权力，正如布尔所言，倚靠着更古老的但已变形的国家认同，它转变为不同于现代国家的国家，但不是国家。因此，林克莱特强调，批判理论的规范性目标是推动国际事务中道德和政治共同体的扩展和转型。
2、有关共同体的社会学维度
林克莱特指出，由道德共同体比国家更具包容性的观点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结论：批判理论需要发展一种后时代国际关系出现的限制因素及前景分析的经验性叙述，以探讨政治共同体是否可能拓展或缩减，保持对国家及其变化的密切关注，以便次国家和跨国的忠诚获得更大的重要性。这也使得发展一种有关共同体的社会学研究方法成为必然。20世纪50、60年代的区域一体化理论的缔造者在发展有关共同体的社会学研究方面最早留下了他们的印记。在此基础上，批判理论进一步扩展和考查了这一方法。批判理论认为，如果有关共同体的社会学忽略了对国家的建构、地缘政治和战争的分析，那么它将不会走得很远；如果它忽视了在国内和国际层面的商业或生产的影响，那么这种阐述也不会继续；如果它不重视塑造国内和国际秩序以及建构自我形象和他人形象的国际关系的文化维度，这种分析也不会延伸。对这些方面的综合关注能够深化批判理论有关共同体的社会学研究。
对共同体的社会学而言，很少有人会怀疑现实主义、理性主义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意义。林氏认为，综合这些探讨，有关共同体的社会学的一种有效的方式出现在社会学和国际关系中有关社会学习的相关讨论中。自从二战结束以来，社会学习的思想在国际关系中是一个不断重复的主题。林氏指出，尽管已有这些相关研究，但在这个领域内还没有发展出一种有关社会学习形式的合理分类，而这些不同类型的社会学习形式的相互关系塑造了呈现在不同社会中的包容和排斥的安排。以他之见，对共同体的社会学而言更有意义的社会学习的分类之一，来自于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所做的三种分类：技术一工具学习、战略社会学习、道德实践学习。他认为，在国际关系中能够将哈氏对社会学习的分析合并进有关包容和排斥逻辑的社会学分析之内。更明确的是，它能够用来分析，是否包容和排斥的模式是哈氏所区别的三类学习过程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
在国际关系中的许多不同领域都包含这些学
习形式所洞察的一个方面或更多方面。在林氏看来，对这种社会学习的聚焦是将不同领域的主题整合在一起的方式。为了发展这种社会学方法，就必须更进一步探讨有关国家的建构、地缘政治、战争、生产以及道德一文化领域相互作用如何产生国际关系中包容和排斥的主导体系的其它更多方面。而对在文化和沟通上以被歪曲的形式固定下来的不必要的社会限制的批判，仍然是批判理论的最基本的部分。因此，有关共同体的社会学研究对学习过程的聚焦，目的是去理解，共同体如何从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中提高自我利益，转变到学会如何维持不同国家间和文明间的秩序，以及学会定义有关道德的普世主义原则并使这一原则制度化。
3、有关共同体的人类行为学问题
雷蒙・阿隆在反思治国方略时，使用了人类行为学这个词，林克莱特的批判理论引入了这个词。人类行为学问题的提出，是因为没有人的干预政治共同体的新形式就不会发展。在国际关系中，人类行为学的研究开始于这个问题：是否在无政府状态下的国家有选择形成新的社会和政治关系的自由。林克莱特认为，对这个问题给予充分的回答，是国际关系批判理论的必然要求，而卡尔的政治现实主义是有用的起始点。卡尔认为。对政治实践的反思应该对体系的制约因素(systemic constraints)有认知，因为这种制约因素将会抑制主动性并导致思想贫乏。通过聚焦这个问题：国家怎样能够创造超越对国家安全的决定性的追求的国际秩序，如何将国家间的最小秩序转变成一种人类的或康德的普遍终极王国式的世界主义共同体，以避免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之间的二元选择。而且，林氏认为，通过综合康德在理性主义中提出的一些观点，这个问题能够得到最好的发展。康德相信，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在现代国家特性中以及对普遍人权的强调中是内在的。在康德的观点中，现代公民身份的思想有深刻的国际主义隐含，这也正如迈克尔・多伊尔(Doyle)和布鲁因(Brewin)等学者的观点那样，自由主义国家不得不在三种相关的公民身份领域――国家的、国际的(international)、世界主义的公民身份中表达他们的政治原则。而在自己边界之内有各种排斥形式的国家还不得不质疑在国际事务中的排斥。
著名社会学家埃里亚斯(Elias)认为，国家建构的过程也使得新的社会结合的产生和新型认同形式的发展成为必须。现代国家要求领土认同和对国家的政治忠诚意识，并以此来判断它们外交政策行为的正确性。现代国家的兴起使得怀特所称的“忠诚革命”成为必然，在这个“忠诚革命”中，“忠诚的内部圈扩展”而“忠诚的外部圈收缩”。大体上，国家已经成功地保持了内部成员的忠诚意识，并逐渐限制次国家和跨国家的团结和认同。而捍卫国际秩序的需要被反映在外交政策的语言上，甚至在一些情况下，全人类的福祉作为一种外交政策的原则被调用。涉及到与人类共同扩展的更广的道德共同体，提出了这个重要的问题：是否外交政策的原则可以沿着从道德的排斥性向道德的包容性方向进一步向前发展。卡尔和福柯通过赞同道德和政治共同体的扩展回答了这个问题。而康德在《永久和平》中认为，国家变得更加意识到需要通过合作来保持国际秩序。这种正在加强的秩序产生了新的希望：国家将继续认识到由启蒙思想传播的国际伦理义务的重要性。
以林氏之见，在无政府状态下，后国家的建构已经涉及到了国际共同体的扩展和地方权力和认同的恢复问题。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后现代主义者认为，在定义义务的内部圈和外部圈之间的关系时，事实上暗中削弱了国家的角色，是对排斥性国家的垄断权力的真正挑战。而且也仅以此方式，新的地方和跨国团结才会开始出现。问题在于，是否存在一种道德普遍性，它使得一些东西进入到国家的外交政策，而且已经开始被制度化到新的社会结合和政治安排中?林氏认为，回答是肯定的。而且下面三方面的发展例证了这些趋势中的一些，这些趋势对国家是国际关系中的主导原则的思想而言，是颠覆性的。在国际人权保护思想方面的显著进步是这样一个趋势。第二个趋势是认识到对改善国际社会较贫困成员的社会和经济状况的集体行动的必要性方面。第三个趋势浓缩在“人类共同遗产”和“世界遗产”的概念中，强调对自然的责任的全球伦理。前两个趋势提供了道德普世化逻辑的证据，因为在讨论有关外交政策的目标中，非国家行为主体的权利已经逐渐显示了更大的重要性。这些趋势的重要性在于，它们不承认外交政策仅仅只能够关注国家安全和最小限度的国际秩序。第三种趋势显示，技术工具理性的结果可以加巩固世界共同体(world community)的重要性。所有三种趋势都与封闭的国家特性不同，它们都揭示，在现代世界中道德包容和排斥的主导类型如何能够开始被重构。通过例如这些原则，国家和其它社会行为主体如何能产生新的政治共同体和认同的问题，是有关外交政策的批判方法中心关注的问题。
新型国际关系论文篇5
张定胜还证明，在一个既有外生又有内生比较利益的模型中，当先天条件不同的人先后在不同时间卷入越来越高的分工水平时，收入分配不平等度会发生非单调的波动。当一部分人的专业化水平上升，而另一部分人还在自给自足状态时，不平等度上升，但落后的人们随交易效率改进也卷入分工时，不平等度下降。而当交易条件较好的人们在交易效率进一步改进时选择更高的分工水平时，他们与落后的人们之间的收入差距又会扩大，而当落后的人们又赶上来时，收入差距又会缩小。这种收入分配不平等度不断波动的理论与以前两种相关理论不同。这两种理论中一种认为收入分配不平等对经济发展有正面影响，而另一种认为有负面影响。 而张定胜的波动 理论说明收入分配不平等度与人均收入之间的关系有时为正，有时为负。最近的经验数据(deininger and squire,1996) 证明随着人均收入的上升。收入分配不平等度是不断波动的。刘孟俊（liu, 2001，又见cheng, liu and yang, 2000）将这种模型发展到有中间产品的情形，可以用来解释国际贸易、经济发展、落后国的产业升级等现象。他与张定胜分别独立地用超边际分析证明，成文利，萨克斯，和杨小凯关于关税政策与分工水平的理论，在既有内生又有外生比较利益的模型中同样成立。
杨德兴（yang，2001)）和李国强（li，2001)则运用超边际分析来揭示国际贸易、外国直接投资，以及分工网络大小之间的关系。他们证明, 外国直接投资是一种用企业制度对管理知识和企业家思想间接定价, 以保护这些知识财产不受侵犯的办法. 它可用来促进生产企业家思想和有型产品之间的分工.
这些研究证明与传统四大贸易命题(赫克歇尔－俄林, hecksche-ohlin, 定理， 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斯托普尔和萨缪尔森stolper and samuelson定理,和鲁宾辛斯基, rybczynski, 定理）有关的贸易量、价格及资源禀赋之间的关系不可能有什么一般规律，一些特定规律只在特定模型的特定参数范围内成立。另一方面，虽然不可能有一般规律，但是最有普适性的一般均衡比较静态规律是交易效率改进对一般均衡分工网络规模的正面影响。这一规律虽然也可以找到反例，但却是最不易找到反例的。由于分工网络模式与经济组织的拓扑性质有关，而产品数量、资源存量及贸易流量是经济组织的非拓扑性质，所以适用性最广的规律应是与经济组织拓扑性质有关的规律，正如分子生物学中基因结构的拓扑性质是比分子中原子排列的几何特性（非拓扑性质）更根本的决定物种变化规律的因素一样。 在杨小凯（yang, 1991, 1996）的内生贸易模型中，每个人的天生条件可能相同，人们之间不一定有与生俱来的差别，即可能不存在外生比较优势。人们喜好多样化消费，专业化生产能带来高效率，但却会增加交易次数。这就产生了一对两难冲突：如果利用专业化经济，生产效率肯定会提高，但是它却带来了交易费用的增加。这种两难冲突的结果，会产生最优分工水平。这种分工经济当然是以内生比较利益为基础的。当人们专于不同行业时，他们就会通过专业化而内生地（或后天地）获得比外行高的生产率。内生分工与专业化的贸易模型产生了如下命题：随着交易效率不断改进，劳动分工演进会发生，而经济发展、贸易和市场结构变化现象都是这个演进过程的不同侧面。伴随着分工的演进，每个人的专业化水平、生产率、贸易依存度、商业化程度、内生比较利益、生产集中度、市场一体化程度、经济结构多样化程度、贸易品种类及相关市场个数都会增加，而同时自给自足率下降。 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发展，为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提供了一个统一的理论内核。传统贸易理论认为，国际贸易起因于国与国之间的外生比较优势和资源禀赋差别等原因。按照这种理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具有各自不同的生产和禀赋条件，它们之间应该比具有相同生产条件的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量更大。但是，实际上，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量，要远远小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量。这就是有名的林达贸易模式（linder pattern of trade）。这种现象产生的真正原因在于，发展中国家的交易效率要比发达国家低。根据内生分工与专业化的贸易理论，交易效率的提高会扩大市场容量，促进市场一体化，相互分割的局部市场将逐渐发展成一体化的市场。这时候，一个大的市场就为折衷分工好处与交易费用之间的两难冲突提供了更大余地。所以，国际贸易是国内贸易发展的结果，其市场容量取决于交易效率的高低。国际贸易之所以一般在国内贸易之后发展起来，是因为同国内贸易相比，国际贸易往往有一些额外的费用。比如，国与国之间的关税、运输距离、通关检查、签证及其它手续费。这些使得国际贸易比国内贸易平均而言交易费用更高。
廖伯伟和杨小凯（liu and yang，2000)、孙广振（sun，2000)和张永生（zhang，2000, 2001)则发展了厂商规模无关论的理论模型，
对外部性、公共品和内生交易费用的超边际分析：chu and wang (1998), y-k. ng and s. ng 2001a, b, and ng and yang (2000) 将外部性引入到了内生专业化的模型中，以揭示外部性对市场范围和分工网络大小的影响。杨小凯（yang，2000), 杨小凯和叶永南 (yang and yeh, 2002) 则将道德风险引入内生专业化的模型中，以研究道德风险导致的内生交易费用对市场范围和分工网络大小的影响。他们证明, 当外生单位交易费用下降时, 内生交易费用、总合生产力，每人工作努力程度, 以及一国之财富，会随着分工演进而同时提高。杨小凯和赵益民（yang and zhao，2000)用几个对策论模型，研究由讨价还价和分工网络规模引起的内生和外生交易费用之间的交互作用对分工网络规模的影响。所有这些模型都预见，内生交易费用、总合生产力，以及一国之财富，会随着分工演进而同时提高。 杨小凯（yang，2000)吸收了马斯金（maskin）、米尔格龙（milgrom）和霍姆斯特朗（homstrom）近期对哈特（hart）不完全合约理论的批评。他将双边道德风险引入到了内生专业化和企业制度的杨－黄模型中。这个模型通过吸收马斯金批评中的技术实质，避免了格罗斯曼－哈特－摩尔（grossman-hart-moore）模型中逻辑上的矛盾。这个矛盾是: 模型假定, 个人用动态规划最大化预期效用时, 知道所有随机状态, 但模型却又假定决策者因交易费用太高而不知道所有随机状态, 因此不可能写下相机和约, 而需要不完全和约.本文中的模型通过吸纳maskin，tirole，holmstrom和milgrom对不完全合约的批评来支持ghm模型的精神。它证明，在不存在无限相机状态不可描述性和再谈判的情况下，如果将道德风险与产品和劳动力的监控或测度成本之间的两难冲突引入ghm模型的一般均衡形式，ghm模型的精神依然保存。在ghm扩展模型中，是不同产品和要素的相对测度成本在起作用，而不是书写合约时可能发生的昂贵绝对成本在起作用。它显示，当一种活动可能涉及极高测度成本和相连道德风险时，相机不完全劳动合约能用于避免对这种活动的投入与产出进行直接定价和营销，同时通过劳动分工展开这种活动。劳动合约可能没明确规定雇员应该做什么，它要求要雇员做什么雇员就得做什么，因而它是不完全合约。对雇员生产的任何东西的事前特别规定的所有权和对剩余收入的索取与决策权的不对称，加上对公司名称(企业特定资产)的排他权，是对那些知识资产间接定价的十分精到的方法。那些知识资产，如管理秘诀，过于无形，即便通过专利法，也不好直接定价。这样，相机不完全劳动合约能促进无形知识财产生产和有形产品生产之间的劳动分工，进而提高总合生产力。
方星海和朱天（fang and zhu，1999), 姚顺天（yao，forthcoming)，萨克斯、胡永泰和杨小凯（ sachs, woo, and yang，2001)的论文，报告了对转轨经济学进行超边际分析的近期研究。他们用内生专业化的模型分析政治经济学、隐性及显性的腐败，以及其它一些经济转轨中的问题。
杨小凯的论文（yang，1999)则是对资本和投资理论超边际分析的最新研究。此文批评了新古典增长理论中的投资和储蓄决定论(投资率或储蓄率与增长率之间的正关系) ，‘如果投资不是用来发展适当的分工水平和模式的话’，在物质和人力资本或在新产品创新上的投资，并不能自动地提高未来生产力。此文用一个有角点解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将斯密（smith，1776)）和杨格（young，1928）强调的资本理论数学化。它证明投资是用来加深迂回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分工的工具。由于交易费用、专业化加速人力资本积累的效果，以及固定学习费用之间复杂的两难冲突, 当交易效率很低时, 投资率或储蓄率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就可能不是正的, 资本与劳动相对量与资本回报率的关系也可能不是正的。这为c. jones (1995) 的否定这些正关系的经验证据提供了一个理论基础。
孙广振和杨小凯的论文（sun and yang，2000)是对城市化理论超边际分析的最新研究，他们的模型产生了同fujita-krugman类型的城市化模型不同的预见。孙－杨模型预见，无论城市化、工业化程度、平均企业规模和总合生产力（或人均真实收入）之间出现正或负的关系都是可能的，而fujita-krugman模型则预见这些变量之间只会有单调的正关系。他们的模型也内生了城乡土地价格差别. 此差别可因分工网络扩张而变得大到边际分析不可预见的程度.
du (forthcoming)报告了对景气循环超边际分析的最新研究。他吸收了布兰查德（blanchard）对一个内生景气循环、内生增长和内生分工演进的早期模型的批评。布兰查德批评说，在一个内生专业化和内生景气循环的模型中，景气循环可能会被世代交迭平滑掉。
我相信，上面对超边际分析最新研究的评述，一定漏掉了不少正在进行之中的研究。我还需要读几篇刚出来的论文，并对此类文献中正在进行的博士和硕士论文进行全面了解。从我收到的电子邮件中，我知道这一领域目前还有很多研究正在进行。 四、评论、挑战和批评
在这一节中，我首先勾勒对分工网络超边际分析文献主要的肯定性评论，然后勾勒对这一文献的主要挑战和批评。
詹姆斯 布坎兰（见james buchanan, in ken arrow, et al, 1998）对杨小凯和刘淑香（yang and s. ng，1998)的综述文章作了如下评价。“这篇文章非常重要。此文将对经济学家提供非常有用的信息，不论他们具体的兴趣何在……对规模经济和劳动专业化之间区别的分析，将使很多经济学文献的重心发生新的倾斜，特别是作者将此同马歇尔造成的影响联系在一起，后者使得经济学家偏离了斯密的轨道。”。此篇文章的另外一位评审人（见杰弗 博兰，jeff borland in k. arrow, et al, 1998）指出，“此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对斯密以来到萨缪尔森（samuelson，1948）经济学教科书出版这一期间对专业化问题研究的评论。第二部分对源自新古典贸易理论，或被视作‘新’贸易或增长理论的专业化模型进行扼要概述。这些模型的主要特征，是用商品种类数的变化来代表分工的变化。第三部分则全面介绍了新兴古典的专业化模型，杨小凯是其中的先驱人物。这类模型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分工的变化同时由商品的种类数和生产活动的专业化水平来表示。在读完一个文献综述后，对其最好的检验办法可能就是进行设问，在所综述的领域中，是不是有足够的实质性文献来支撑这样一个综述？在读过杨和刘的论文之后，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都是十分肯定的。看起来同专业化有关系的问题之多，使得我们不难接受霍撒克（houthakker's (1956, p. 182)）曾经说过的话，‘经济学中几乎没有哪一领域不会因为对专业化问题的进一步分析而得到提高’”。
对这一文献有代表性的评论，来自sherwin rosen, donald smythe and avner ben-net’s 对杨小凯和黄有光《专业化与经济组织》 (yang and ng1993)一书所做的评论。罗森将此书视作“一流”（见professor a. sinclair的报告）。诺贝尔奖提名者fischer black评价此书为“才气横溢的著作”（black's letter to ng and yang）。他指出（(pp. 255-56, exploring general equilibrium, 1995):），“杨小凯和黄有光（1993）模型将增长视作一个提高专业化的过程，这种提高又是通过学习如何有效地组织生产，以及具体生产过程来获得的。运输和交易效率的提高可以提高专业化和迂回生产，从而提高生产效率。比较优势是后天获得的，它在国家之间和一国之内都是以同样的方式在起作用。企业通过降低交易成本而提高效率。合约成本意味着一个产权中的最优模糊度；甚至很多‘外部性’都是内生和最优的。当专业化达到某一程度后，货币和信用就成为关键，但它们并不影响实体经济的演进；甚至景气循环和失业都是内生和最优的。所有这些，都同增长和景气循环的一般均衡方法相一致。” donald smythe教授在他对此书的书评（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1994, vol. 32, pp. 691-92）中说，“这是一本雄心勃勃的著作。虽然作者声称他们的目标仅仅是增加微观经济分析框架的多样性，但它的范围却横跨贸易和增长、城市经济学、比较制度经济学、产业组织，甚至宏观经济学等众多主题。它主张微观经济学从资源分配问题完全回到经济组织问题……这是一本非常有趣且具原创性的书。它的动机是良好的，其基本的见解也引人注目。杨小凯教授和黄有光教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微观经济学方法，它使很多长期以来难以进行形式化处理的问题的解决成为可能。” avner ben-ner教授在他对此书的书评（见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 1995, vol. 151, pp. 571-72）中说，“此书确实是技巧与才智的杰作。作者从有限的几个假定出发，试图对许多经济现象，从企业的内生到城市化、国际贸易模式、货币的产生、产权的演进以及前共产党国家的转型，等等，提供理论解释。此外，作者还力图实证地检验其理论的某些方面。此书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他们的宏大目标。……读者将因阅读此书而受益，因为它论述完整，而且用新颖的方法处理了经济组织的核心问题。作者巧妙地对其他经济学家认为无法处理的问题建立了模型，从而展示了经济理论的若干最佳应用。”
他指出，“此书中发展的模型集中在专业化、交易费用，以及相关的生产什么与购买什么的个体决策等之间的关系上。这样，杨小凯和黄有光的这本书应归于新制度经济学，特别是归于那类集中于交易费用与企业及市场间边界的文献。作者对专业化的强调，使他们的框架有着区别于科斯、威姆姆森和其他人的独一无二的特征。由于在专业化的选择，以及生产什么和购买什么上的内生化，使得杨小凯和黄有光的著作有别于很多产业组织和组织经济学文献。当然，他们从后者中吸收了很多做模型的技巧。”
这些研究的评审人早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就看出，这类研究内生了市场结构和分工水平, 它将经济学研究从资源分配导向引至组织导向。同一些审稿人认为交易效率对分工的影响是一种同义反复的观点相反，一位审稿人指出，“作者观察到，交易效率的提高（每单位贸易品更低的费用）可能实际上会导致一个更高的总合交易费用，因为生产变得更加专业化。当然，生产效率的提高要超过这些提高的费用。这一点特别值得强调，因为它同那些强调货币的使用减少了用于交易上的资源的观点是相反的。事实上，货币化的主要好处，不是来自于花在交易上的资源的减少，而是来自于其带来的更有效率的生产结构。”
这些研究的评审人在90年代初指出对企业理论超边际分析用一个内洽的模型将关于企业存在的很多观点形式化：（i）降低交易费用(高斯)；（ii）促进分工（专业化递增报酬）；（iii）要素市场替代产品市场(张五常)；（iv）用有形商品市场替代知识和管理等无形产品市场。
对城市经济学超边际分析论文的评审人在90年代初对杨小凯和赖斯的模型（yang and rice，1994）有非常高的评价。他们不但称此论文“会成为城市经济学研究生课程中的一个标准参考文献”。他们也指出这类模型与当时开始的克鲁格曼关于城市如何形成的论文之间的差别:“这篇论文提出了一个一般均衡模型，将城市出现解释成贸易中交易费用下降的结果。驱动力是同分工相联系的规模经济。……在某些方面，这篇论文同克鲁格曼近期关于城市如何形成的论文相似，但却有别于后者。他们都关心如何解释城市的出现；而且，规模经济、交通成本和外生不可改变的农村部门在其中都扮演了一个关键的角色。但是，这两种方法在规模经济的设定上却各不相同。在克鲁格曼的论文中，规模经济是在企业内部实现的，而在杨和赖斯的论文中，规模经济却来自分工。”但是90年代末的对城市经济学超边际分析论文却没有这么走运. 孙广振和杨小凯的论文（sun and yang，2000)虽能预见很多fujita-krugman类型的城市化模型不能预见的现象, 例如, 城市化, 工业化和分工同时演进时, 城乡土地价格差别会而变得大到边际分析不可预见的程度, 而平均企业规模可能缩小. 但对城市经济学超边际分析的影响根本无法与fujita-krugman对城市经济学的边际分析相比.
对于发展经济学和内生增长超边际分析的论文是这一文献中最走运的。不但审稿人给予很高评价，使之得以在好杂志上发表, 也是此文献中引用率最高的。杨小凯和博兰（yang and borland，1991）的论文被视为劳动分工自发演进的经典模型。审稿人也注意到这类模型与有规模经济的模型的有趣的差别，即”人口在模型中保持不变。分工是由人口以外的力量驱动的。”而在有规模经济的模型中，人口是一个关键的变量。但90年代初一些独立的发展这一模型的努力不是很成功。原因可能是有角点解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太难操作。90年代中这方面的独立研究有一些成果(zhang, 1997, 1998, wen, 1997)。但却没引起广泛注意. 史鹤凌和杨小凯（shi and yang，1995）同时内生生产力的提高、贸易的增加、生产迂回度的增加，以及分工的提高的一般均衡模型也没引起很多注意, 尽管几位最好杂志的审稿人很喜欢它。
在90年代初对贸易理论超边际分析的文章都被看成发展经济学的文章。斯迈思（smythe, 1994）是第一个指出对贸易理论超边际分析发展出一个 “内生的国际贸易理论、一种科斯企业理论的数学模型，以及基于分工演进的技术变化的理论。” 90年代中, 这类模型的发展遇到一些阻力. 主要是因为不熟悉超边际分析和边际分析差别及规模经济和分工网络效果之间差别的审稿人不相信超边际分析可以应用到这么多不同的领域. 对贸易理论超边际分析的研究在90年代末有过引人注意的发展。而主要的批评是认为规模经济的模型可以代替这类模型。
杨小凯和威尔士对产权和交易费用经济学超边际分析的论文（yang and wills，1990)）在得到审稿人强有力支持和在引用率方面仅次于内生分工演进模型的成功。但这方面研究的后续文章却没有这么幸运。杨小凯和黄有光（yang and ng (1993)《专业化与经济组织》第11章曾被审稿人强有力支持，但编辑却不以为然。而刘孟奇第一个引入保险以对付交易中的风险的模型却没有引起应有的注意。这个模型证明, 当每个交易的风险因保险而减少时, 整个分工网络的协调失灵的风险反而会因分工网络的扩大和生产力增加而上升。
对货币理论进行超边际分析的研究（yang and ng，1993, ch. 17和程文利, cheng，1999）是曾被审稿人强有力支持，但编辑却持反对态度的另一例子。审稿人对一般均衡模型可用来同时内生分工水平和货币出现大加赞赏，且对模型预见分工水平上升, 生产力增加和货币出现时, 总交易费用不减反增的现象印象深刻。
对景气循环和失业理论超边际分析的研究没有多少正面的评论, 尽管审稿人肯定了用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和超边际分析解释景气循环与局部均衡和边际分析方法相比的优势。
对于分工超边际分析的基础理论（sun, yang, and yao，1999, sun, yang, and zhou, 1998）的评价相当正面, 特别对数学证明的正确无人置疑。
分工网络超边际分析文献近期的快速发展，令人满意地吸收了斯蒂格勒对主流经济学的如下批评（stigler，1976），“斯密最后一个令人可叹的失败在他著名的分工问题上。作为他那宏篇巨制开章的分工问题，以及书中不朽的制针工厂的例子，何以竟被视为一种失败？它们不是经常被所有的经济学文献加以引用吗？的确，多少年代以来情况都是如此。所谓失败是不相同的：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几乎没有人运用分工理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缺少这样一种理论；……没有一个标准的、可操作的理论来解释斯密描述的所谓经济进步之源泉。斯密不惜重墨地对分工进行了令人信服的描述。……在我看来，斯密的例子同今天我们看到的关于专业化作用的例子，具有同样强的说服力。但是，据我所知，迄今还没有证据表明在他之后分工理论取得过显著的进步，从而专业化也就没有成为现代生产理论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在1990年代早期，对这类文献中的模型主要有如下批评。
（1）这些模型太特殊，而且太偏离主流，因此审稿人不知道究竟应将论文归于哪一类文献。这是审稿人拒绝他们不熟悉或不喜欢的新思想的一种非常策略的办法。但是，这也间接地反映出这项工作的原创性。自从1990年代中期几位审稿人将之视为一种“新兴文献”和“快速增长的文献”之后，这类抱怨就销声匿迹了。
（2）一些评论者在评论没有企业的模型时抱怨，这类模型只同前工业化经济有关。但是，自从此类文献中几篇关于企业制度和内生迂回生产链条中链接数及中间产品数目的以来，这类抱怨也不见了踪影。这类模型的优势是，它能将企业制度的出现和演进，以及新产品的出现解释成事后生产函数（事后意味着它们只能在人们做出决策之后才能被看到）随着参数值在不同临界值区间的变化而在不同分工结构之间非连续跳跃。对一个新类型的企业或一个新类型的商品，新的事后生产函数就可能从这种超边际跳跃中出现。
（3）一些审稿人抱怨，在这类模型中，交易费用是外生的。目前，已有十余篇论文对这种正当的抱怨进行了回应。它们将内生交易费用（议价权力引起的扭曲、道德风险、逆向选择、外部性和其它一些机会主义）引入到模型之中（chu, 1997, chu and wang, 1998, lio, 1997, 1998, yang, 2000, yang and yeh, 2002, fang and zhu, 1999, ng and yang, 2000, yang and zhao, 2000, liu and yang, 2001）。这些模型显示，内生交易费用、外生交易费用和分工对总合生产力的正网络效果之间有趣的两难冲突，可以用来解释很多真实的商业故事，而这些故事用标准的新古典模型则无从解释。例如，有几个模型预见，随着保险的出现或运输效率的提高，生产力、分工水平和内生交易费用也会同时提高。
新型国际关系论文篇6
优化专业课程体系,寻求专业课程体系的最优组合或最优结构,是深化高等院校专业教育教学改革、培养合格的高级专门人才的关键。从目前我国高等院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课程体系来看,主要存在以下两种倾向:
一种是沿袭传统的高等教育观,以学科为中心的专业课程体系。该体系的主要特点是:以学科知识传授为主线,强调打牢基础理论知识,拓宽专业口径,注重理论素质教育,培养学生朝国际经贸专业理论研究型的方向发展。按照这一课程体系培养的学生,实践能力低,难以适应国际经济贸易岗位的实际需要。另一种是在国外职业培训教学模式的影响下,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在我国逐渐流行起来的“岗位应用型”课程体系。该体系的基本特点是:以特定岗位实际需要的专门技能为中心,以该专门技能所需的实用知识为基础,强调实践操作能力和劳动态度的培养。可见,无论是重理论、轻实践、重知识、轻技能的“学科中心型”课程体系,还是重实践、轻理论、重专业知识、轻关联知识的“岗位应用型”课程体系,都存在局限。那么,究竟应当怎样去优化现行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课程体系呢？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必须先弄清专业课程体系的决定因素是什么。
2国际经济贸易专业课程体系优化与改革的依据
美国芝加哥大学泰勒教授曾经指出:“课程选择决定于目标设定”。这就是说,要根据专业培养目标来设置专业课程体系。我们认为,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培养目标应当定位为: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熟练掌握国际经贸所需的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基本政策与法规,具有较高的外语水平,较强的外贸业务实践能力、洞察国际市场趋势随机应变的能力、独立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开拓创新驾驭市场的能力,适应外经贸行业岗位群工作的高级复合应用型专门人才。③那么,我们究竟应当怎样根据这一培养目标,设计出切实可行的专业课程体系呢？让我们转向该专业培养目标的决定因素,因为这些因素不仅会通过它所决定的专业培养目标来影响国际经贸专业课程的选择与结构,而且最终会直接影响该专业课程的选择与结构。
首先,国际经贸专业课程体系的优化必须考虑外贸行业岗位群和用人单位的实际需要。“对准岗位设课程”是部分高校在专业课程设计中总结出来的经验之一。然而,必须注意的是:不能仅仅局限于某种职业岗位所需的知识技能,而要关注整个行业岗位群或职业群所需的各个方面知识技能。为此,我们考察了三百多家进出口企业的外贸岗位对知识技能的实际需求,最后将外贸岗位群实际工作所需的能力确定为国际商务英语、国际贸易理论、WTO规则、中国对外贸易政策与法规、进出口业务流程、外贸合同商订等共14种专业知识技能模块。但是,这些知识技能的有效运用将需要强有力的基础知识技能和关联知识技能作为支撑。同时,几乎所有的外贸企业都希望高校国际经贸专业的教育教学能与外贸岗位对接,培养出实践能力强,能独立胜任外贸岗位工作,实现零距离上岗的毕业生。约有83%的用人单位把就业者的职业道德和工作态度摆在了首要位置,还有二分之一的单位对该专业学生的外语水平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这说明加强学生的综合素质教育和外语知识能力培养极为重要。因此,国际经贸专业的课程体系,不仅应包括外贸岗位群直接需要的知识技能,而且应当寻求与此紧密联系的基础知识技能、关联知识技能以及综合素质教育等课程的支撑。
其次,国际经贸专业课程体系的优化必须考虑学生就业与未来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根据我们对对1400多名国际经贸专业学生的问卷调查,91.3%的学生认为他(她)们来高校学习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提高自己的科学文化水平和就业能力,以便毕业后能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因此,专业课程的设计与优化必须充分考虑到学生就业能力培养的需要,要教给学生就业所需的基本知识与技能,努力提高学生的就业竞争力。但是,在现代社会中,不仅职业岗位体系由于经济科技的迅猛发展而演化为一个动态系统,而且就业者受利益驱动和价值取向的影响,常使其就业经常变更。美国人口普查的数字表明,在20世纪90年代5年内有37％的社会成员改变职业,而不是简单地调换工作岗位。美国劳工部最近的研究预测表明,20岁的青年人在今后一生的工作时间内,职业的变换将会达到6—7次之多。就业的经常变动也必然会影响到学生对专业及其课程的选择,这就向专业课程结构与内容的设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课程设计不仅要考虑到学生初次就业(职业入门)所需要的知识技能,而且要关注明日择业所需要的知识技能;不仅应使学生在受教育后获得就业准备,而且应获得边工作、边继续学习,甚至向更高层次教育(研究生教育)继续学习奠定必要的基础与能力,以增强学生对岗位变化和职业转换的适应性以及接受继续教育的可能性。基于这些考虑,适当扩展该专业学生的语言、写作、数理、心理等基础学科知识技能和金融、投资、会计、管理等关联知识技能的教育将十分必要。
再次,国际经贸专业课程体系的优化必须考虑社会、科技、经济发展的需要。20世纪40年代以来,科技发展的速度愈来愈快,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周期愈来愈短,并且呈现技术走向综合化、精确化等特征。技术的迅速发展与应用必定会直接影响社会职业岗位的变迁。工作现场技术的持续更新会不断地促使传统低技术岗位的消亡,高新技术岗位的增加。而技术发展的综合化与精确化特征又必然促使职业知识技术含量普遍上升,要求技术型人才具有综合应用能力。这些都会直接或间接导致国际贸易的方式方法发生相应的变化,从而引起外贸岗位技能的变化,如计算机与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必然促使外贸单证无纸化,外贸经营网络化,外贸管理信息化,从而导致国际贸易专业课程的结构与内容发生相应的变化,使得外贸岗位实践能力的形成日益需要相关理论知识的支撑,尤其是高技能岗位的实践能力是建立在高技能理论基础上的。因此,课程设置上必须强调理论课程与实践课程并重,必须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紧密联系。
20世纪中叶以来,世界上的发达国家已经跨入后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的显著特征之一是第三产业持续迅速发展(第一产业逐步下降,第二产业的缓慢增长或停滞不前),并逐步取代工业的地位而成为现代社会的产业中心。商业、贸易、金融、证券、保险、旅游、房地产和咨询等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不仅会引起该产业就业规模的迅速扩大，如2001年以来美国纽约的全部就业者中,90%从事第三产业,而且会引起该产业内各行业间以及行业内就业结构的迅速变化。经济结构的变化,对职业岗位结构会产生直接的影响。产业结构和行业结构变化会使得社会的某些职业岗位大批地消失,又会有大批新的职业岗位增加。如美国近5年有7000多个职业岗位消失了,但又新增了8000多个职业岗位。
中国目前正处于工业社会迅速发展、并逐步向后工业社会过渡的时期,第三产业持续稳步上升。随着中国加入WTO,对外贸易迅速发展,2007年中国进出口总额已达21,738亿美元(超过了日本和韩国的总和),居全球第三位。2007年的中国出口总额为12,180亿美元(占世界出口总额的8.98%),同比增加19.5%,首次超过美国的11,630亿美元,仅次于德国,上升为世界第二位。这标志我国对外贸易已迈上新的台阶。与此同时,我国外贸行业的岗位规模也在迅速扩大,岗位结构也在发生深刻变化,随着外向型生产企业进出口自营化,外贸岗位群出现了综合化与细分化双重趋势。一方面,中小企业由于业务量不大,设岗较少,因而要求外贸应用型人才具有全面的操作技能和综合应用能力;另一方面,大型企业由于业务量大,部门分解较细,设岗较多,因而要求外贸应用型人才具有过硬的专门操作技能和独立解决问题能力。这就要求国际经贸专业课程的结构与内容设计符合各类企业的多重需要。
3国际经济贸易专业课程体系优化与改革的思路
根据上述三种需要,结合国际经贸专业课程的特点及相关课程的内在联系,我们构建了“一根主线、”“两个强调、”“三个突破”、“四个加强”的国际贸易专业课程体系优化方案。所谓“一根主线、”就是以国际经贸的应用知识技能课程为主体,突出实践能力的培养。“两个强调”:一是强调基础知识技能、关联知识技能和专业知识技能三大课程模块的结构必须优化,打通三大课程模块的内在联系,突出综合能力的培养。基础理论课程应以语言、写作、数理、计算机和哲学等基础知识技能为重点,基础应用知识技能课程应适当加强,特别是应加强外语能力的培养;关联知识技能课程应以金融、投资、会计、管理等关联知识技能的教育为重点,并应当适度拓宽其口径,应选择关联性、针对性与应用性较强的,淘汰较弱的;专业知识技能课程的口径不宜过窄,应针对外贸业务岗位群而不应针对某种外贸岗位设置,经济学、贸易学和计量学等专业基础必须夯实,专业应用知识技能课程口径可适当放宽,并增设一些选修课,以拓展学生的适应能力和择业机会;二是强调素质教育、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必须紧密结合起来,突出职业道德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应把职业道德、态度教育的内容渗透在理论知识、应用知识、实践技能的课程设置之中,把实践能力、综合能力、创新能力的培养融合在理论知识、应用知识和实践技能的教学之中,使学生的德、智、能、体、美全面协调发展,成为合格的国际贸易高级应用型人才。“三个突破”:一是突破“重理论、轻实践、”的传统课程观,树立厚基础、重实践的新型课程观。在国际经贸专业人才的培养中,强化实践能力的培养始终是专业课程改革、教育教学改革的重中之重;二是突破“重知识传授、轻能力培养”的传统教育观,树立既重知识传授又重能力培养可持续发展的现代教育观;三是突破理论知识课程与实践知识课程相互分割的教学观,树立两者相互融合的教学观,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渗透,相互促进,协同培养。
根据上述课程体系的优化方案,我们对原课程体系进行了科学的整合取舍。在公共基础课程中,我们适当提高了英语、数学、计算机应用和哲学的授课学时;在关联课程中,舍弃了《产业经济学》、《商业经济学》等课程,增设了《投资理论与实务》,并把《会计学》、《管理学》、《企业管理学》和《金融学》等课程重构为《会计原理与实务》、《管理知识与实务》和《国际金融理论与实务》;在专业基础课程中,我们对《宏观经济学》、《国际经济学》与《国际贸易学》中的交叉重复的内容进行取舍整合,避免了教学中的简单重复,并把《国际服务贸易》、《国际技术贸易》整合到《国际贸易学》中,将《WTO概论》重构为《WTO规则及其应用》,增设了《国际贸易前沿问题》(含前沿理论、前沿政策和前沿实践)和《反倾销知识》等课程,以支撑该专业学生把握国际贸易前沿动态和应对反倾销的实际需要;在专业应用知识技能课程中,我们增设了《商品学》、《商务心理学》、《社交礼仪学》、《国际经贸地理》、《经贸应用文写作》等课程,增加了《通关实务》、《外贸单证操作》、《国际物流与保险》、《国际电子商务》、《国际市场营销》、《商务英语》等必修课程的授课学时;在选修课中,我们增设了《中外文化比较》、《美术欣赏》、《音乐欣赏》等人文知识课程和《创新方法论》、《创业理论与实践》等创新创业素质课程。在此基础上,精心构建了以实践能力培养为主体,综合能力、创新能力为两翼,职业道德、态度教育贯穿全程,基础、关联和专业三大课程结构优化,知识、能力与素质协调发展的培养国际贸易高级复合应用型人才的全新整合课程体系(参见图1)。同以往的国际贸易专业课程体系比较,该整合课程体系具有以下几个突出特点:
(1)整合课程体系设有基础、关联和专门三个必修课程模块,三个模块之间的课时(学分)结构由原来的4∶3∶3优化为3.6∶3.1∶3.3。每个模块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它与其它模块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相互渗透、互动发展的,对学生的知识和技能的培养,体现在各个模块之中;
(2)整合课程体系不是针对国际贸易业务的某个具体职业岗位,而是面向国际贸易这个专门的行业岗位群,课程的导向具有更宽泛的就业范围;
(3)整合课程体系设有理论知识课程、应用知识课程、实践技能课程三个不同层次的课程,各层次之间的课时(学分)结构由原来的5∶4∶1优化为4∶3∶3,旨在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和渐次提高各种能力;
(4)整合课程体系突出了实践能力的培养,并兼顾综合能力、创新能力和职业素质的培养。在每个课程模块中,都有实践技能的训练。在基础课程模块中,有英语交流、计算机应用、＊＊＊协调和计算机应用等技能的训练,学生必须通过国家大学英语等级考试和计算机等级考试并获得相关证书;在关联课程模块中,有会计实务、管理实务、金融实务、投资实务等技能训练;在专门课程模块中,有进出口业务、国际电子商务和国际市营销等技能训练,而且每种类型的专业技能训练又设有若干技能实训项目,如进出口业务技能又分为国际商务流程模拟操作、通关实务操作和外贸单证操作等技能实训。整个课程系统的专业技能实训都与国际商务职业资格证书接轨,并与相关职业岗位实际需要的实践能力实现对接。
(5)整合课程系统是开放的,具有专业拓展的灵活性,学生在掌握基础知识技能课程、关联知识技能课程基础上,也可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专业的不同类别知识技能课程,以适应外贸行业不同岗位就业的需要,或适应向相邻职业岗位升迁的需要。
参考文献
[1]Finch,C.R.&Crunkiltion.J.R.(1999)CurriculumDevelopmentinVocationalandTechnicalEducation:Planning,ContentandImplementation.Boston.AllynandBacon.
[2]王涛生.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研究与改革[J].大学教育科学,2008(5).
新型国际关系论文篇7
Abstract： The shortage of logistics management compound talents has become the bottleneck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logistics industry. With new featur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logistics industry， the ability structure of logistics management compound talents has been studied at first， and then the cultivating path of logistics management compound talents has been described from the educational concept， teaching mode and knowledge hierarchy.
关键词： 物流管理；复合型人才；能力结构；培养路径
Key words： logistics management；compound talents；ability structure；cultivating path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3）02-0023-02
0 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脚步的不断加快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传统原材料供应和产品销售模式均发生着深刻的变化，物流在国内经济活动中的地位越来越受到各级政府和各类企业的重视。我国物流业在经过前些年的概念炒作、理念推广后，逐步走上了相对务实的发展轨道并呈现出稳定良好的发展势头。但与之相适应的物流管理人才培养，尤其是具有较为广博知识面和较高综合素质的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却未能及时跟上我国物流业快速发展的步伐，众多国内物流企业正遭遇这种复合型物流管理人才“瓶颈”的煎熬。可见，顺应现代物流快速发展的势头，培养具有良好的社会责任感、职业道德、合作交流和学习能力以及较高的外语水平，具备国际视野能参与全球竞争的复合型物流管理人才已经成为我国物流管理专业教学刻不容缓的任务。
基于此，结合现代物流业发展的新特点，本文首先对复合型物流管理人才的能力结构进行刻画，之后提出复合型物流管理人才的培养路径，以期为我国高等教育更好地开展物流管理人才培养提供参考和指导。
1 复合型物流管理人才的能力结构
现代物流业发展的新特点对物流管理岗位的复合化和专门化提出了新要求。物流管理岗位的复合化是指物流人才知识结构的复合化，要求物流人才首先接受“宽带式”培养，做到：厚基础、宽口径、应变能力强，可以胜任多个物流岗位。物流管理岗位的专门化是指物流人才的知识结构由低至高有不同层次的专门化，即物流人才经过“订单式”、“定向式”等多渠道培养，构建起从一线物流操作到物流运营、高级物流管理及物流决策，以及同时精通国内物流与国际物流运作的各个层面的合理能力结构。
综合来看，要满足现代物流业发展的新要求，复合型物流管理人才必须具备以下两个方面的能力。
1.1 基础能力结构 复合型物流管理人才培养的基础能力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①具有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职业道德素养和较为广博的知识面，具备一定的科学素养与人文素养。
②具有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解决实际工作问题的能力，具有较强的听说读写能力，培养适应终身学习的自学能力与习惯，形成自己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③至少熟练掌握一门外语，能够阅读本专业外语书刊及文件，并具有较高的外语听、说、读、写、译能力。
④精通物流国际惯例与规则、具有良好的跨文化商务交际及国际商务谈判能力。
1.2 专业能力结构 复合型物流管理人才的基本特征是“厚基础、宽口径、重实践”。因此，其专业能力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①物流管理运营能力：掌握物流与供应链管理等专业的相关理论知识，能根据物流的具体情况，应用相关理论知识的基本原理和科学方法，对整个物流管理活动进行有效的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和监督，使各项物流活动能够实现最佳的协调与配合，以降低企业的物流成本，提高物流管理效率和经济效益。
②物流管理技术能力：在掌握物流基本知识的基础上，积极拓展物流管理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从而具备能够对物流专业技术、物流管理方法和手段等进行创造性应用的能力，另外，还需要通过不断地学习国内外相关的新知识、新技术、新方法、新手段、新思路等，逐步深化自身创造性地分析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能力。
③物流系统分析能力：物流管理系统及相关信息技术在物流企业中已受到广泛重视，并被应用到订单处理、仓储管理、货物配送等各个环节。作为一个合格的物流管理人员，必须熟悉现代信息技术在物流实际作业中的应用状况，能够综合使用这一技术提高劳动效率，具有独立分析、解决物流问题的能力，并且能够在使用的过程提出建设性、可操作性的建议。
④物流实际操作能力：具有较强的物流业务实际操作技能，擅长物流专业知识和技术的实际应用，具有较强的物流技术与物流管理运营的思维能力，具备较强地解决国内外物流管理与运作、物流业务操作中实际问题的能力。
2 复合型物流管理人才的培养路径
2.1 转变物流本科教育的教学理念 我国的本科物流教学大多沿用过去仓储、运输等专业的课程体系，这种传统的物流教学模式导致在教学过程中理论传授与物流实务联系并不紧密。现代物流业是一个兼有知识密集和技术密集、资本密集和劳动密集特点的外向型和增值型的服务行业，其涉及领域十分广阔，在物流整个运作链上，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知识流贯穿其中，可见，物流管理工作需要具有各类知识和技术水平的劳动者。
此外，随着国际中转、国际采购、国际配送、国际货运、国际转口贸易业务的快速发展，物流国际化也是必然趋势，物流管理人才除了熟悉现代物流理念和现代物流管理外、还需要精通物流国际惯例与规则，并具有较高的外语水平和国际商务能力。因此，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趋势，现代物流业在不断地发展，这就要求物流教育理念也要不断更新改进，为现代物流产业培养适用的复合型人才。
2.2 创新物流本科教育的教学模式 新一代的本科学生乐于接受新鲜以及富于挑战的事物，传统的教师以教为主、学生以学为主的教师唱主角、学生唱配角的“填鸭”式教学模式越来越不适应于复合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差异化和个性化的教学模式在教学实践中往往更容易引发学生学习兴趣，激发创新思维，可见，创新本科教育的教学模式对培养复合型的物流管理人才显得尤为重要。
基于此，本文认为物流管理本科教学模式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基于典型案例互动式教学，其目的并不在于陈述真知灼见，也不是提供唯一真理，而是通过营造一种开放轻松的环境，逐渐培养学生对于企业实际经营事务分析与决策能力。案例教学倡导学生对任何合理的答案都抱合理的怀疑态度，敢于挑战权威，各抒己见。二是以实验室及实训中心为平台，让学生不再“纸上谈兵”，将课堂学习导寓于真实的物流模拟实务环节和职业训练环节，学生相互讨论和协助，促进学生思维发散能力、创新能力、系统整合能力及综合素养的提升。三是基于各类物流竞赛平台，通过自主探索、老师指导、专家点评这样一系列环节，将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的培养贯穿竞赛的全过程。
2.3 优化物流本科教育的知识体系 复合型物流管理人才的培养需要知识结构体系的支撑，只有建立科学合理的知识结构体系，才能满足其各方面能力培养的要求。知识结构体系主要由通识教育模块、知识模块、学科基础模块、学科专业模块和教学实践模块组成。
①通识教育模块：包括外语、体育、哲学、思想品德等方面的课程。例如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大学体育，大学英语，大学计算机基础，形势与政策，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在这个模块，还可以考虑适当增加英语写作、英语阅读、英语听力（初、中级）、英语口语（初、中级）等课程以进一步提高学生的英语听、说、读、写能力。
②学科基础模块：包括高等数学，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管理学，基础会计学，财务管理，西方经济学（微、宏观），运筹学，数据库技术及应用，国际市场营销，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国际金融，国际结算，跨文化商务交际与谈判、商务形象礼仪，经济法，合同法，国际商法与海事法等。
③学科专业模块又可细分为三个方面的课程。培养物流管理运营能力的相关课程包括：物流管理概论，供应链管理，国际物流管理，物流运营管理，物流成本管理，物流战略管理，物流信息管理等。
培养物流管理技术能力的相关课程包括：生产运作管理，电子商务概论，客户关系管理，国际采购管理，国际货运与海上运输，物流标准与法规，集装箱与多式联运，第三方物流，报关实务，物流专业英语等。
培养物流系统分析能力的相关课程包括：管理信息系统，社会调查研究方法，物流系统分析，企业资源规划，物流中心设计与运作，物流管理前沿与热点问题讲座等。
④教学实践模块：掌握物流设备设施的使用技能，物流现场的实际运作，理论与实践结合，具备较强的实际动手能力。相关课程与教学环节有：物流技术装备与作业仿真实验，物流管理流程模拟实验，物流管理综合实验，ERP系统模拟实习，物流沙盘演练，物流管理生产实习，毕业论文（设计）等。
3 结束语
具有较为广博知识面、较高外语水平和综合素质、具备国际视野、能参与全球竞争的复合型物流管理人才是我国现代物流业发展的新需求，也是我国高等教育物流管理人才培养的新目标。高等院校应顺应物流产业发展新需求，逐步转变物流管理人才的培养理念和模式，找准复合型物流管理人才的能力定位，建立合理的人才培养方案，积极探索这类人才的培养新路径，从而有效解决这一制约我国物流产业快速发展的瓶颈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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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周敏，黄福华.物流管理专业课程课堂教学效果诊断改进框架的构建[J].物流工程与管理，2012，34（1）：180-183.
新型国际关系论文篇8
关键词 中国外交 国际责任 国际战略 国际关系理论
中国分类号：D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07）01002228
作者简介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顾问、教授。兼任上海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主席、上海环太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理事长。曾任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上海国际关系学会会长。1986、1987、1992年先后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普林斯顿大学、布鲁金斯学会从事研究工作和讲学。1996年至1997年曾在美国和平研究所任高级研究员。主要著作有《关于战争与和平的重新估计》、《跨世纪的世界格局大转换》、《中国对外关系》、《世界发展大势和当今时代特征》等。
如何从国际关系理论的角度看中国外交，如何从中国外交的角度看国际关系理论，迫切需要学术界对这一问题作出解答。为此，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以“中国外交与国际关系理论”为主题于10月28-29日召开了2006年度国际青年研讨会。来自海内外高等院校和智库的近50位青年学者围绕中国的国际角色、国际责任、国际战略以及中国外交的实践分析与理论思考等专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一、中国的角色定位和国际责任
自1990年中国经济发展和综合国力取得显著成绩以来，国际社会便开始关注中国的发展取向问题，有关中国是否会对现有世界秩序构成威胁、中国是现状国还是修正国，中国能否被现行国际体系所容纳的讨论一直为国内外学者所关注。[1]随着中国与国际社会交往日益频繁，中国的角色定位和国际责任已经成为国家对外战略中一个重大的基础性战略问题。在当前及未来相当长的时期里，国际体系的力量结构、中国与其他大国的战略互动、国际政治特征的演变等几方面因素对中国国际角色的选择具有根本性影响。在国际体系中，中国是做一个积极自主的参与者、责任者、“现状国”，还是做一个现有国际体系的挑战者、变革者、“修正国”？[2]中国是否会对现有世界秩序构成威胁？中国应当起怎样的作用，充当什么角色？这些问题都成为此次研讨会争论的焦点。
关于中国的角色定位，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牛海彬认为，走出权力转移安全困境的方法是相对清晰地界定中国的角色定位和履行中国的国际责任，展现中国运用权力的真正意图，优化国际形象；目前仍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上海政法学院陈剑峰认为，当前中国重现状、轻变革，应把中国的国际角色定为现存国际秩序的受益者，中国目前不应该也没有能力号召建立国际新秩序。美国在亚太的存在，虽给中国安全造成一定压力，但客观上维持了该地区的稳定以及能源通道安全。
复旦大学潘忠岐从中国对世界秩序的意象这一视角探讨了中国在目前国际体系中应有的角色定位。他分析了中国在世界秩序中的参与、受益和影响情况，中国对世界秩序的意象、意象差距以及中国与世界秩序关系的发展历程、中国与世界秩序的关系等。他认为，一国对世界秩序的基本意象和意象差距的变动是判断该国与世界秩序关系的重要视角。新中国关于世界秩序的意象差距的总体发展轨迹是，其性质趋于易调和，程度趋于降低，变动趋势趋于平缓和缩小化；中国由世界秩序的反对者和革命者转变为批评者和利用者，并进一步转变为支持者和建设者；中国与世界秩序的关系已经由修正国的受动型转变为准现状国的互赖型。
来自丹麦哥本哈根大学的Camilla Soerensen也认为，不能简单地将中国界定为修正国。她从情境现实主义（contingent realism）的视角分析了中国冷战后时代的安全政策。她认为，单极体系下的中国安全政策并未体现为连贯的安全战略，而是混杂着修正导向和现状导向双重特征，具有高度的反应性。在冷战后的单极结构中，中国作为一个崛起的大国究竟采取何种导向的安全政策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地区安全环境，尤其是地区均势的变化；二是国内政治环境，尤其是民族主义与经济考虑之间的相对变动。
长期以来，国际政治的理论家们似乎一直对大国权力的兴衰及其对国际关系的意义倍加关注，而对大国的责任问题论述不丰。虽然布尔( Hedley Bull) 曾经指出，“大国宣称自己拥有或者被赋予这样一种权利，即在涉及整个国际体系的和平与安全的重大问题上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它们负有义务根据所承担的管理责任对自己的政策加以调整，而且其他国家也认为大国负有这个义务”，[3]但关于大国责任的具体内涵，学术界并没有形成明确而一致的判断，似乎只有维持现有国际秩序的稳定才是目前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关于大国责任的最低共识。
关于中国的国际责任，清华大学邢悦和詹奕嘉认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负责任大国”成为中国对自我身份的重新定位。中国的国际身份正在由一个注重经济利益、独善其身的发展中国家成为一个注重发展软实力、兼济天下的“负责任大国”。在他们看来，“负责任大国”应具备两个特征：一是拥有高效率的国家制度和富有吸引力的文化价值观，二是愿意而且有能力维护世界体系的稳定和国际社会的秩序。“负责任”的基本条件是维护世界体系的稳定和国际社会的秩序，并愿为此承担义务，付出代价。
复旦大学张家栋从历史和理论相结合的角度探讨了中国的国际角色和责任问题。他认为，中国正在进入当代国际体系，但在意识形态和历史传统方面仍然是一个体系外国家；中国的实力正在增强，但在反映国家实力的经济优势、科技创新能力等方面，中国仍然是一个弱势国家。所以，中国虽然是一个大国，却不是一个强国。中国应该在发展国际地位、自身实力的基础上强调外交战略，把它作为实现国家目标的重要辅手段。
复旦大学蒋昌建认为，在对待中国成为“负责任大国”这一问题上，要处理好八对关系：国际责任与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关系、集体责任和个体角色的关系、责任与能力的关系、责任历史正当性与现实合理性的关系、权力授让与权力置换的关系、功利型责任与伦理型责任的关系、持续性责任与脉冲性责任的关系、有条件行使责任与无条件行使责任的关系。复旦大学陈志敏认为，从历史实践和当前中国的外交行为来看，中国一直是一个负责任大国。美国对“负责任大国”的界定有自己的话语霸权成分，中国要有自己的理解和界定。
尽管不能在所有问题上形成共识，但学者们的激烈辩论不仅深化了我们对中国角色定位和国际责任的认识，而且还提出了许多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例如：什么是国际责任？“负责任大国”的涵义是什么？各国对“负责任大国”的共识有多少？“负责任大国”的判断标准是什么？中国距离“负责人大国”还有多远？要对国家还是国际负责？中国要成为“负责任大国”应怎样减少国际压力和猜忌？“大国责任”由什么决定？角色定位与国家目标的关系是什么？“负责任大国”是外交辞令还是真正追求？“负责任大国”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如何？做“负责任大国”是否要考虑到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变化？“负责任大国”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是什么？如此等等。
二、中国的国际战略
在当今的国际竞争中，战略能力是影响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因素。不断提高战略能力是国家安全战略必须考虑的问题。2001年10月31日，在军队一次重要会议上曾强调要营造有利战略态势，增强国家战略能力。[4]近年来，我国的综合实力增长幅度很大，国家的战略能力也得到了很大提高，但我们要突破传统的地缘政治角度和线性方法来看待战略能力问题，认识到构建结构型战略能力的重要性。深入研究结构型战略能力对于更准确地判断国家在国际体系中所处的位置与态势、更全面地运用各种资源与力量以有效维护国家安全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与会的几位学者分别从中国结构型战略能力、中国的软实力、中国海洋战略的构建等方面探讨了中国的国际战略问题。
国防大学唐永胜着重从国际体系与结构的角度对中国结构型战略能力及其构建问题进行了研究。他依据战略实力来源的不同，把战略能力区分为要素型战略能力与结构型战略能力。他认为，国家战略能力不仅是国家战略资源和实力的大小，战略能力的运用能力也是非常重要的，决定一个国家结构型战略能力的最主要变量是该国在国际体系中的整置与态势。要增强我国结构性战略能力就必须改进观念，更积极地融入国际体系，注重物质与非物质领域的协调发展，并以此作为参与世界和影响世界的基础。
自从美国学者约瑟夫・奈提出“软实力”概念以来，[5]软实力在国际关系领域中的作用倍受重视。中国战略能力的提高必然包含“非物质领域”的发展和中国“软实力”的增强。中国软实力的构建和提高对中国和平崛起具有重要意义，中国软实力的成长影响着中国提升国际地位与和平发展的进程。中国在发展“硬实力”的同时；“软实力”也日益进入对外政策的议程；“软实力”作为中国国际实力的一种形式，必须纳入到中国国家战略中。中国要想扩大自己在世界的影响，成为世界大国、强国，必须要有自己的“软实力”发展战略，规划“软实力”的提高。
复旦大学陈玉刚从分析全球化与软实力的关系、软实力的工具和价值涵义入手，探讨了中国软实力在构建过程中应吸取的经验和教训。陈玉刚认为，软实力具有价值意义和工具性意义，两种意义可以互相转化。当把软实力所体现的吸引力转化为实现政策目标的工具时，软实力具有普世性价值意义的核心就可能会受损，甚至影响其硬实力。软实力的价值意义主要来自于其包含的某些普世性意义。在全球化背景下，软实力内涵的精髓在于其所包含的价值、文化和制度的普世性，即可以为这个世界提供多少共享价值。在一定程度上，一国软实力与其历史和传统所包含的价值的共享性和普世性成正比。在陈玉刚看来，中国软实力构建应该重视其价值意义。在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总结中国的发展模式两种普世性不足的路径下，剔除其糟粕性，挖掘其普世性价值，中国仅有吸引力还不够，要使拥有的软实力能为他人所仿效和追随。相对于西方民主、自由、人权等“软实力”。中国的“稳定、和谐、发展”辨证统一的价值体系包含着深厚的传统文化价值，同时含有普世性意义，应该列入人类共享价值的体系之中，这些价值构成了中国软实力的核心资源。中国软实力的构建应该充分挖掘、深化这些价值，并使它们系统化、体系化，使它们成为我们对外政策的核心价值和理念。正如郭树勇所指出的，中国“软实力”的构建与提高，应该提升文化成长在国家大战略中的地位，把“以经济发展与文化复兴为中心”作为中国大战略的基本内容。[6]
中国是一个陆海兼具的国家。随着世界海军的发展和海外贸易在我国经济发展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我国的“海洋生命线”和维护国家安全的海洋战略问题显得越来越重要。上海交通大学郭树勇综合国内、国际视角，分析了中国海洋战略发展面临的十大推动因素与十大不利因素。他认为，我国经济快速发展，海外贸易、能源通道和外资外贸核心地带、专属经济区等权益的保护，应对地区海权大国挑战和维护国家统一，提升国内合理的民族主义与国民士气，国家对海军发展的重视和中国成长等因素对战国海洋战略发展起推动作用。但海洋人才储备的不足，传统文化对海洋战略转型取向的制约，海权与陆权、空权、天权之间的竞争，海外对于中国发展的误读，各职能部门和战略协调不充足，以及相对不利的海洋地缘政治格局，政治中心与海权中心的错位等因素对中国海洋战略发展来说却是不利的。在分析正反两反面因素的基础上，他提出，中国要加快走向海洋大国的步伐，在中国民众战略意识中来一次“哥白尼式”的革命，同时形成一种宏观的海洋战略领导与协调机制。
当然，也有些学者认为，中国发展海权、增强海权意识和“领海”观念是必要的，但可能会产生一些问题，如资源分配不当、周围国家的猜忌和怀疑、中美竞争、“海洋”的界定分歧等。但支持中国发展海洋战略的学者坚持认为，建设强大的海上力量同中国奉行的和平发展原则并不矛盾，如同发展核武器并非为了争夺核霸权一样。如果因此而引起国际恐惧，甚至受到部分国家“先发制人”的攻击，那恰恰证明，中国有迫切必要发展强大的海上力量，不能因为害怕猜忌和面临不利因素而放弃加强海军力量。有学者还认为，我国不仅有必要加强“海权意识”，而且还要注意到美国对中国的关注已由海上转移到太空，中国甚至需要思考“太空战略”。
三、中国外交实践的分析与理论思考
中国外交是这次研讨会的一个主要焦点。国内外学者既从中国的主要对外关系、地区主义政策和外交谈判与政策制定等角度探讨了中国的外交实践，又围绕中国外交的新发展提出了很多新的理论思考。
北京大学余万里提出了一个分析中美结构性相互依赖的理论框架。他把影响中美关系的因素概括为大国性、差异性、不确定性三个恒量以及地缘战略、经济全球化、国内政治三个变量，并认为当前中美关系的大国性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决定中美已经形成了结构性的相互依赖。华东师范大学刘军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了美国在中苏联盟关系发展中的作用。他认为，美国曾经充当过中苏共同威胁、中苏分裂的楔子和中苏平衡的维持者三种角色。在他看来，中国应该以史为鉴，超越意识形态，成为负责任的正常大国，致力于维护国际机制的稳定。香港大学王庆新在提交的论文中指出，建构主义在处理中日关系中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从美国战后依靠物质力量和软实力培植日本大众的亲美反战文化来看，中国应重视建构主义所强调的通过善意和情感认同化解安全困境的逻辑，并以此化解中日关系和美日同盟对中国的牵制。复旦大学包霞琴认为，应该从两方面探讨中日关系问题，一是深入了解两国国内的政治、社会、思想文化的变化，探寻适当的外交方式处理中日关系；二是中国在外交上要区别对待日本和美国，特别要注意日本具有“大国愿望、小国心态”的特点。[7]
韩国仁川大学李镐铁（Hochul Lee）、瑞典阿普萨拉大学（Uppsala University）Mikael Weissmann、复旦大学蔡建、国际关系学院孙学峰、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卢国学等从中国参与地区主义的角度讨论了中国的外交政策及其影响。李镐铁认为，实力政治或均势政治、经济相互依赖、民族（国家）主义和政治领导四个关键因素塑造了冷战后中国的东北亚政策，适应性或合作性的路线更加可能成为中国对外政策的常规路线。Weissmann认为，文化与社会的地区化、经济一体化与相互依赖、跨国界的微观地区化以及非正式网络等四个地区化的表现形式以不同方式在东亚地区起到了预防冲突的作用，东亚应在现有对话平台的基础上，努力建立互信，实现东亚稳定。孙学峰认为，由于中国接受“开放的地区主义”，[8]不触及美国的核心利益，支持东盟的主导地位，因此中国的地区主义政策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功。卢国学探讨了APEC合作议题不断增多的原因及其对我国区域合作政策所造成的冲击。蔡建则以六方会谈机制为例，分析了东北亚安全合作机制的现状及其构建的可行性。
在中国外交实践方面，与会学者还讨论了中国的谈判行为和影响因素。外交学院张清敏认为，中国外交谈判行为中的连续性主要表现在：强调原则，强调私人友谊，高层领导主管谈判；变化性主要表现在：不同的国际考虑、外交谈判和官僚政治相交织、外交谈判成为双层互动博弈。复旦大学蒋昌建和沈逸深入探讨了大众传媒与中国外交政策制定之间的关系。随着大众传媒的不断发展，媒体在政治决策中的作用不断凸显，“媒体外交”已成为新的外交范式。[9]他们认为，大众传媒对于中国外交决策具有五大功能。此外，中国人民大学田野利用“PEW全球态度项目”中关于中国六城市居民的调查数据，考察了中国民众对经济国际主义的支持情况，认为经济相互依赖会在一个社会内导致对经济国际主义的积极态度。
关于中国的外交新思维和外交转型，与会学者也进行了深入研讨。北京外国语大学张志洲认为，中国重进世界舞台的身份标识之一，就是要有自己的外交哲学。复旦大学赵可金对中国外交新思维的转型进行了概括：从革命外交转变为发展外交；从独立自主的结盟外交转变为独立自主的不结盟外交；从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转变为参与国际社会、寻求多边合作；从外交以国家为重日益转变为外交以人为本和为民服务；从国际统一战线的外交大棋局转变为大国总体外交的大棋局。他指出，中国外交理论的创新应致力于研究中国的国家目标、中国国内社会发育程度、中国外交制度的结构以及国际体系的变动等对中国外交的影响。邢悦和詹奕嘉则从建构主义的视角探讨了“中国新外交”，认为中国新外交主要表现在：从利用国际机制到承担国际责任；从以大国为主的经济外交到周边与大国并重的全方位外交；从强调自身建设到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从外交为国到外交为民。来自广州市共赢经济学研究所的马国书认为，中国的外交须超越现代国家之间无利益共同体之三大零和体系的“国际外交”，转向全球货币利益共同体之人类共赢体系的“全球外交”。
国际关系理论的传统范式曾假设，超越国界的国际关系同国内政治是相分离的，并且不能相互渗透。章百家曾提出，研究外交政策或外交史，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研究内政与外交的关系。不过，长期以来我们很少专门讨论这方面的问题。[10]复旦大学俞沂暄在这个问题上做出了非常有益的尝试。她从现代国家转型的对外维度分析了中国外交与国内政治变化的密切联系。她认为，把现代国家转型作为中国外交研究的归属，须把现代国家转型看作进行时，看作能够不断接纳、融合新标准、新要求的过程，建立一种环境变化与现代国家建设进程演变的双重动态模式。她还提出“外交即内政”，从根本上说，外交与内政不是谁决定谁、谁影响谁的问题，而是现代国家转型这一进程中的两个互相支撑的方面。
90年代以来，中国外交环境决定中国只能在外交观念或外交思维上作出重大调整才能适应新形势对外交事务的要求，中国外交因此无论在实践层面还是在理念层面都展现了一些明显不同于已往的新特征。[11]中国学者越来越认识到，居于世界前列的大国如果没有自己独特的外交哲学，就很难成为一个真正有所作为的大国。作为一个应有长期性国际政治抱负的大国，中国需要有某种从长远来看是合理的和有利的外交哲学。[12]
四、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外交
外交实践离不开理论指导。在本次研讨会上，很多学者还就如何发展国际关系理论，并用理论指导中国外交展开了讨论。讨论的两个焦点分别是安全概念和国际关系理论性。
复旦大学任晓从“概念史”的角度剖析了“安全”概念的源流与发展，并阐发了“安全”概念发展变化的理论意义。他认为，安全概念的衍化、安全议程的深化、安全范式的变化要求我们应更多地从主体的角度关注安全问题和安全研究。上海外国语大学苏长和认为，安全问题不仅是国际关系问题，还是政治、社会问题，关键是要对“安全”这一概念本身有自己的界定和看法，要深入思考“安全”的主体有哪些，研究“安全”的同时是否要注重“公平、正义”等问题。
复旦大学王义桅就国际关系的理论性提出了很多颇具启发性的看法。他认为，国际关系理论已出现终结和庸俗化倾向，国际关系作为一门学科具有追根溯源、反思其主体性的迫切性。他从“国有际吗”、“国际有关系吗”、“国际关系有理论吗”这三个基本问题入手，探讨了国际关系理论的先天不足与终极趋向。他还认为，中国外交从实践上诠释了国际关系的理论性，它既不会推进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化，也不应该创造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或所谓中国学派；相反，中国有自己的文化和哲学，有自己对国际问题的看法和思考，不必刻意追随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很多与会学者认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应当注意“人”的主体因素，但我们不能总是“感性”地看问题，要有一定的理性。苏长和认为，在当前的国际关系研究中，中国学者注重运用西方的文献资料，但对中文文献资料的重视不够，这是中国学者对中国文化、学术无足够信心的表现。
对于是否应该创建“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或所谓“中国学派”，很多与会学者持商榷态度。在理论发展和创新问题上，余万里认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介绍、引进阶段；理论研究的现状运用阶段；创新阶段。中国目前正处于第三阶段。郭树勇和复旦大学宋国有等人认为，我们对西方理论实行“拿来主义”的同时，应跳出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等模式的窠臼，进行理论创新。复旦大学沈丁立和潘锐也认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需要借鉴其他成熟的研究成果，进行反思的同时加强元理论的探讨。蒋昌建提出，我们既需要严密的逻辑思维，又不能就理论而理论，而要使理论与实践结合。中国外交需要理论界的支持。如果中国能提出符合自身需要且国际接受的理论当然最好；如果不能，我们就需要熟悉、把握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以便在话语权被西方主导的时代能与国际沟通、较量。
“国际关系研究一直试图在规范理论和经验分析理论之间建立某种联系”。 [13]如何认识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与中国外交实践的关系是本次研讨会的一个核心议题，把握好两者的关系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前提。
“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14]中国是一个正在融入国际社会的上升大国，中国所突出强调的和平发展道路与西方社会既有的历史逻辑有着巨大差异。虽然理论具有普世性的一面。但同时也有地方性的一面，面对中国的和平发展和外交行为，以三大主流范式为主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弘扬的是西方理念，展现的是西方理想，既不能够解释或不能充分解释，也不能有效指导中国的外交实践。这既使我们看到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解释力的不足和适用性的欠缺，又使我们感受到了立足于中国外交，在吸取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和中国文化精华的基础上发展国际关系理论的历史使命。
注释：
［1］ Rex Li非常系统地比较了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两种理论范式对中国崛起的不同解释和分析。Rex Li, “The China Challeng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8, No. 22 (November 1999), pp. 443-476; 另参见，Avery Goldstein, “Great Expectations: Interpreting China’s Arrival,”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3, No. 3 (Winter 1997/98), pp. 36-73; Denny Roy, “Hegemon Ｏn the Horizon? China’s Threat to East Asian Secur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1 (Summer 1994), pp. 149-168.
［2］很多学者对“现状国”和“修正国”进行过理论区分，如A. F. K. Organski and Jacek Kugler, The War Ledger, Chicago: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 19-20, 23;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34; Randall Schweller, “Bandwagoning for Profit: Bringing the Revisionist State Back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1 (Summer 1994), pp. 72-107; 另参见，Alastair Iain Johnston, “Is China a Status Quo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7, No. 4 (Spring 2003), pp. 5-56.
［3］赫德利・布尔：《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张小明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62页。
［4］ “《文选》第三卷主要篇目介绍”，《人民日报》2006年8月13日，第1版。
［5］倪世雄等：《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92页。
［6］转引自秦亚青：“中国大战略：问题与思路”，载《学术界》2006年第2期。
［7］ 管克江：“大国愿望和小国心态”，载《人民日报》2006年9月7日。
［8］ 关于“开放的地区主义”概念，参见周涛：“‘开放的地区主义’释义”，载《国际商务研究》1998年第5期；张海平：“论开放式地区主义”，载《亚太经济》1998年第5期。
［9］ 钱皓：“媒介外交：国际关系中的新外交范式”，载《国际观察》2003年第6期。
［10］ 章百家：“中国内政与外交：历史思考”，载《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1期。
［11］ 韦宗友：“中国新外交：国内变迁、外部环境与国际秩序”，载《国际观察》2006年第4期。
［12］ 时殷弘：“风物长宜放眼量――论中国应有的外交哲学和世纪性大战略”，载《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
［13］ 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五版）(阎学通、陈寒溪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698页。
新型国际关系论文篇9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文献计量分析；内容分析；研究进展
中图分类号：F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5）08-0026-02
外商直接投资（FDI）作为国际学术界研究的重要课题，由于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的跨学科性，目前已成为经济学、地理学、管理学甚至政治学研究的前沿之一，引起众多研究者关注，研究成果颇丰，但查阅国内相关期刊学术论文，至今未见对FDI相关文献长时间序列的研究热点分析。为此，笔者采用文献计量与内容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探讨2005-2014年国内17种CSSCI期刊发表的部分FDI研究论文的研究热点及发展趋势，找出薄弱环节，展望未来研究方向，为FDI相关研究者、政府决策者和企业国际化提供启示和借鉴。
一、文献来源及统计
本文文献来源清华大学主办的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收录影响力较大或与FDI研究密切相关的国内17种CSSCI期刊：《经济研究》《管理世界》《中国工业经济》《世界经济研究》《南开经济研究》《经济学（季刊）》《金融研究》《国际金融研究》《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经济学家》《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中国软科学》《财经研究》《财贸经济》《经济评论》《国际经济评论》《国际贸易》问题等。因单一检索方法遗漏文献较多，笔者采用多次、多级检索：先以刊名高级精确检索，检索时间段限定为2005-2014年，再分别以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FDI”在结果中精确检索。首先依据文章题目、关键词、摘要等，对检索所得文献进行内容分析，删除会议通知、书评、简讯、简论、与FDI相关性较小文章后，最终选定866篇论文作为本文研究对象（各期刊均未统计增刊文章）。需要说明两点：一是尽管国际贸易与FDI密切相关，但主要是国际贸易数据报告，研究论文较少，未做统计；二是因检索设置条件、撰稿人水平所限，仍有很多高水平论文被遗漏。
二、研究热点追踪
综合大部分FDI研究论文题目、关键词、摘要等，将866篇检索文献分为8个研究主题进行统计：区位选择与产业结构、人力资本与工资就业、生态影响与环境控制、溢出效应与技术创新、经济增长与经济波动、进出口与国际贸易、汇率变动与金融发展、其它（上述7个主题相关性较小论文）。交叉主题归为相关性更紧密主题。研究热点依次简述如下。
（一）区位选择与产业结构（20.09%，该主题所占比例，下同）
FDI区位分布及影响因素、产业结构及转型升级是国内近10年、也是未来持续的研究热点。FDI区位选择一般涉及成本因素、市场因素、制度因素、集聚因素等。其中，成本因素主要包括生产与交通成本、交易和信息成本、劳动力成本，市场因素指市场潜力及大小、市场接近性、市场规模及增长潜力，制度因素指政治、经济、法律、转型体制、贸易壁垒、政府政策及福利水平，集聚因素如基础设施、服务设施、劳动力及产业集中等。颜银根[1]采用面板Tobit模型，发现市场潜能、地理集聚、同源国效应、地区工资水平等因素对FDI区位选择有重要影响。周燕[2]从FDI与我国三次产业结构转变、FDI与区域产业结构变动、FDI与我国制造业内部结构转变三个层面，分析我国FDI产业结构的转变效应。
（二）人力资本与工资就业（6.81%）
从机理上看，FDI可以提高东道国人力资本水平和人力资本总量，增加就业机会，提高内资企业中国有企业、城镇集体企业及其他类型企业的平均工资水平。罗军[3]利用2002-2012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以人力资本为门槛变量构建门槛回归模型，发现人力资本较低阶段FDI拉动低技能、抑制高技能劳动力就业，中等人力资本阶段FDI对高技能劳动力就业无显著影响、低技能劳动力有负影响，高人力资本阶段FDI显著拉动高技能、抑制低技能劳动力就业。冯伟[4]理论模型及计量检验发现，一定范围内劳动力成本提升对FDI产生正向激励作用，越过拐点值后产生阻滞作用。许和连[5]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发现外资企业通过影响劳动力供求对内资企业工资水平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外资企业通过支付高工资行为对内资企业存在明显负向影响。
（三）生态影响与环境控制（8.55%）
显然，FDI可以刺激经济增长，促进经济规模扩大和产业结构调整，但FDI投资规模与投资结构也对投资地区生态环境产生重要影响。刘倩[6]对金砖国家1985-2007年面板模型回归结果表明，无论人均收入水平高低，FDI流入均在一定程度上缓解CO2排放压力；面板数据因果检验表明，较为发达国家FDI、出口贸易与碳排放均存在显著联动关系，较为不发达国家CO2短期内影响FDI份额变动。朱平芳[7]对2003-2008年中国277个地级城市面板数据建立空间计量模型，分析地方政府为保持本地相对优势采用竞相降低环境标准方式吸引FDI，发现环境政策博弈显著存在，环境规制对FDI影响不显著。
（四）溢出效应与技术创新（25.98%）
FDI在国家和区域间流动，带来产业内和产业间知识和技术溢出效应，备受研究者关注。谢建国[8]利用中国1994-2003年省区面板数据，发现外资企业比国内企业具有相对较高技术效率，FDI对中国省区技术效率提高有显著溢出效应，具有区域差异性。李晓钟[9]采用我国2002-2006年省区面板数据，表明FDI能明显提升区域一般技术创新能力，且东部较高、中部次之、西部不明显。王鹏[10]采用2001-2010年十三省市经济数据，指出FDI对新产品产出促进作用明显，对专利产出影响不显著；官学合作、官研合作和产学合作对新产品产出和专利产出均有显著正向作用。
（五）经济增长与经济波动（10.28%）
经济增长与经济波动是FDI研究的核心问题。郭熙保[11]在基准计量模型引入外资特征因素分析FDI数量、FDI特征与经济增长关系，发现FDI促进经济增长作用显著大于国内固定资本投资。随洪光[12]利用PCA方法测算主要发展中引资国经济增长质量，采用静态面板和系统GMM方法分析FDI作用及政府影响，指出FDI显著提升亚太、非洲、拉美地区东道国经济增长质量。孙宁华[13]运用随机动态一般均衡方法建立实际经济周期模型，发现加入FDI冲击的实际经济周期模型较好地模拟了我国实际经济波动特征。
（六）进出口与国际贸易（9.47%）
FDI与国际贸易是国际分工的两种基本形式，是两种最重要的国际经济关系。其中，FDI的出口贸易影响是研究者关注重点。严兵[14]基于地区差异视角构建ECI指数，发现外资进入提升东部地区出口竞争力，未对西部地区产生显著影响，对中部地区甚至产生负作用。綦建红[15]从农业部门FDI对农业进出口贸易影响视角，对1983-2004年经济数据进行协整检验和格兰杰检验，发现农业部门吸引FDI和农业进出口贸易之间存在稳定相关关系。
（七）金融发展与汇率变动（9.24%）
汇率波动和金融发展是FDI充分发挥投资拉动作用的重要影响因素，近十年国内学者也比较关注。毛日N[16]运用投资理论和汇率风险规避理论，考察人民币实际汇率不确定性对东道国市场导向型和出口导向型FDI择机进入东道国市场的影响。杨海燕[17]利用全国工业企业主要经济数据，从地上和地下经济两个角度对中国外资企业逃税规模进行宏观测算，指出外资企业助推中国经济增长，但逃税现象愈演愈烈对中国财政收入和经济可持续性有很大负面影响。金洪飞[18]指出国际金融危机通过我国和FDI输出地之间的相对实际工资、相对实际GDP、FDI输出地的利率水平和实际广义货币、实际进出口总额、实际固定资产投资等因素对我国FDI有显著不利影响。
（八）其它（9.58%）
进入模式与流入性质、房价、城市与城镇化等，研究者关注较少且比较分散。李善民[19]构建三阶段实物期权模型，指出东道国工程建设速度、经济增长率、市场需求不确定性影响FDI进入模式选择，政策引导直接并显著影响FDI进入模式选择。况伟大[20]在存量模型基础上构建外资参与的房地产市场局部均衡模型，理论模型显示需求环节外资流入导致房价上涨，开发环节外资流入导致房价下降；实证研究发现开发环节FDI对中国大中城市房价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且FDI对房价影响大于房价对FDI影响。
三、结论与展望
采用文献计量和内容分析相结合，分析了近十年国内17种CSSCI期刊发表的866篇针对FDI研究论文的研究热点，主要结论如下：研究热点主要有区位选择与产业结构、人力资本与工资就业、生态影响与环境控制、溢出效应与技术创新、经济增长与经济波动等。汇率变动与金融发展是研究弱点，研究者给予的关注较少。进入模式与流入性质、房价、城市及城镇化与FDI关系研究等研究方向比较分散，每一个小方向研究文献较少。
总体看，近十年国内FDI研究因研究视角、理论基础、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及使用经验数据不同所得结论不一样，部分文献缺少长时间的动态序列分析；国家、省域等大尺度层面研究较多，城市、县域等中小尺度层面关注不够；国别区位决定和国内区域分布决定研究较多，国家间或大范围区域间对比分析较少。对此，研究者应该给予较多关注。另外，未来几年生态影响与环境控制、人力资本与工资就业、区位选择与产业结构也将成为国内FDI研究者的关注重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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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国际关系论文篇10
[关键词]国际贸易专业；实践教学体系；优化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283（2014）03-0141-03
[作者简介]王捷（1963-），女，汉族，上海人，教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国际贸易规则与惯例；马静（1981-），河北人，助理研究员，法学硕士， 研究方向：高等教育管理。
一、我国本科类高校国际贸易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基本状况
（一）人才培养目标明确
综合考察我国本科类高校国际贸易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具有如下明确的要求和目标：培养学生具有国际经贸基本理论和专门知识，毕业后能在涉外经济部门从事国际商务和行政管理工作。培养规格为本专业学生主要学习国际经济贸易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进行进出口贸易专门知识与技能的基本训练，掌握从事国际商务和管理的基本能力。学生通过学习应获得以下几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1.掌握国际经济贸易的基本理论知识； 2.掌握进出口贸易的方法或技能； 3.具有从事国际商务的业务能力； 4.具有涉外部门管理的能力。
（二）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内容日益丰富
国际贸易专业的教学内容分为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两大部分，其中理论教学主要分为必修课和选修课两大类，其中必修课包括公共基础课、学科基础课、专业课，选修课包括限定选修课和任意选修课，必修课和选修课的比例大致为4：1。国际贸易专业实践教学体系包括课堂讨论、实验室实验教学和实习基地实践，并撰写毕业论文，主要针对学生灵活运用所学知识进行实际操作的能力训练，目的是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
“十一五”期间国内高校围绕国际贸易实践教学体系的实践主要涉及三个层面： 1.基础教学层面，以教室与实验室为主，强调实验室的发展与利用； 2.专业能力强化层面，以考取专业资格证书和与专业知识应用相关的校内社团活动为主，鼓励学生考取高层次专业资格证书； 3.专业能力实践层面，主要依托校办企业与社会实践，为学生提供在实际业务中演练专业知识和技能的机会。
（三）实践教学体系软硬件条件不断完善
随着高科技信息化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教师具备了多渠道教学的手段，比如多媒体教学、网络教学、软件教学，与之相配套的实验室硬件设施也在逐步健全，很多实验室配备了更加先进的设备，除此以外，校内外实践基地也建立和完善起来，给实践教学提供了更加直接方便有效快捷的途径。这些不断完善的软硬件条件为实践教学提供了技术、场地、设备方面的支持。
二、实践教学在高校国际贸易专业本科人才培养中的重要作用
实践教学活动对于学生加深理解所学理论知识，锻炼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创新能力，熟悉实际工作场景和了解实际操作规程，以及顺利过渡到社会工作等具有重要意义。实践教学环节能最大限度地满足并实现社会对具有高素质、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人才培养要求。
1.作为典型的应用型本科专业，培养学生实践操作能力和创新能力是国际贸易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重点。由此看来，实践教学是国际贸易专业本科教学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应用型本科教育的培养目标和教学目的的实现，都缺少不了实践教学这一关键环节，这也是应用型本科教育的重要特点之一。
2.实践教学是专业学习由理论过渡到实践的桥梁。学习的最终目的不在于求知，而在于致用，也就是实践。实践教学最大限度地开发学生的潜能，培养学生运用知识、创造知识的能力和投身社会实践的优秀品质，为学生进入社会创造必要条件。
3.实践教学活动对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创新能力的基础是实践能力，而实践教学则是培养并形成实践能力的有效途径和手段。没有实践能力，创新能力是不可能得到发展的。实践教学的广泛性和立体性使其在培养学生创新能力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4.实践教学活动有助于大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在大学生逐渐转化为社会人的过程中，实践教学对促进个体的全面发展，在实际工作中发挥能力起着重要作用。
所以，实践教学是应用型本科教育中学生必须参与并独立完成的教学任务，具体到国际贸易专业就要求学生必须完成专业要求的所有实践教学内容，并达到教学要求，方能毕业。
三、高校国际贸易专业实践教学体系存在的问题
（一）实践教学课程比重少、地位低
我国本科高校在国际贸易人才培养目标上，注重实践教学体系的完善建设，但不足是实践环节在应修总学分中所占比重仍然较低，在课程设置上所占学时较少，课程地位较低，课程更新缓慢，“重理论、轻实践”仍是国际贸易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在“重基础、宽口径”的教学理念影响下，各高校把人才培养的重点都放在了各种理论课程的学习上，实践课程在培养计划中课程数量少、教学时间少、总学分低。
（二）师资供需结构不对称
国际贸易专业作为高层次复合型人才输出的重点专业，要求输出大批具有理论知识及实际操作能力的高素质毕业生，因此，高水平的教师队伍是这一目标得以实现的重要保障。在实践教学方面，要求指导教师不仅要具备丰富的专业理论知识和课堂教学经验，而且要具备丰富的外贸实践经验。目前高校缺少这种理论与实践兼具的“双师型”教师。造成了我国国际贸易专业师资供给与需求结构的不对称。
（三）考核评价体系缺乏科学性
评价体系分为两方面：一是对教师的考核评价，尽管对于“双师型”师资的要求很高，但是大部分高校在制定职称评聘条件和工作量核算等方面的政策时没有体现出倾斜性，教师付出的大量劳动和努力，无法通过量化的指标和评价体现出来，不利于调动教师的积极性；二是对学生的考核评价。我国本科高等教育对学生学习情况的考核基本有考试、答辩、论文等形式，这些都属于考核理论知识的手段，在知识的应用和实践方面，考核办法很少或者说引入到高校教学管理体系中的很少，如考取职业资格证书、参与实践基地科技创新等。实践教学学分计算方法简单，一般是按照课时计算学分，只要参加实践教学课就给予学分，缺乏行之有效的监管机制，容易造成学生出勤不出工的现象，难以调动学生积极性。
四、优化高校国际贸易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具体原则和措施
（一）优化原则
1.目标性原则
国际贸易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要紧紧围绕国际贸易专业培养目标和人才培养规格进行，并随着科学技术高速发展，岗位要求的专业技能和职业素质也在不断发展变化，作为应用型本科，其实践教学体系的培养目标和内容也要随着社会发展和市场的要求进行动态调整。综合考察国内用人单位对国际贸易应用型人才的实际需求情况，可概括为以下四点：（1）实践操作技能。企业选用应用型人才时，不仅仅看重学历，更注重其实践操作技能和经验，以及对本行业的了解程度。另外，具备一定外语水平也是必不可少的，特别是外贸业务员、跟单员等直接与外国客户打交道的职业。（2）灵敏把握市场信息以及沟通协调的能力。国际贸易实务涉及海关、物流等方方面面，并且每个国家的市场需求千差万别，作为应用型人才必须能够灵敏捕捉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市场信息，并在第一时间作出反应。（3）较强的营销能力。作为新时代的外贸人员，仅仅能说英语，翻译文件，是远远不够的，企业的要求还包括沟通、开拓、商务谈判等多方面能力，甚至希望你拥有广泛的客户资源。（4）良好的职业道德。在实际工作中，很多企业都遇到过职员离职带走客户资源、泄露企业机密的情况，这些都使企业对职业道德非常看重。
2.系统化原则
遵循教育规律和认识规律，结合国际贸易专业的实际特点，按照实践教学体系内部整体系统的有机联系，统筹兼顾课程体系总体结构、课程类型和内容等，将课堂实践教学环节、实验室实验教学环节和实习基地实践环节组成的实践教学体系形成内在联系、互相衔接的有机整体。同时注意实践教学与理论教学之间互相支撑渗透，与教学内容和本专业整体课程体系相适应。
（二）优化具体措施
1.教学优化
（1）课程设置。结合国际贸易本科专业培养“以市场为导向，以素质为基础，以能力为本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针，更新课程设置，建立完善的课程体系。
实践教学课程实际是理论课延伸到实际生产、社会应用的内容，每个实践教学单元应与理论课紧密衔接，但要改变实验课完全依附于理论课程，在具体的教学实施过程中由理论课教师根据需要安排实验课时和实验内容的现状，以人才培养方案为目标，强调以“能力本位”组织教学，协调专业基础课、专业核心课与实践课的课程比例，并加大创新能力培养的内容。
（2）教学方法和技术。改变过去传统的教学模式和技术，加大现代教育技术和实验教学辅助软件的应用，重视实验室建设和校外实践基地的建立和完善，注重营造实践创新的环境。
（3）教学内容。随着国家经济形势、政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变化，及时更新实践教学内容。改变以演示型和理论验证型为主的教学方法，加大应用型、创新型、设计型的教学内容；改变实践教学多数安排在理论教学之后，难以调动学生主观能动性的现状，使实践教学成为独立完善的教学体系，探索培养由基本技能、专业技能和综合能力训练三大模块组成的实践教学内容体系。
2.师资优化
（1）师资结构配比和师资质量。要建立一支与本科教育人才培养目标相适应的、具有较高理论水平和实践应用能力的教师队伍，打造“双语双师型”高水平教学团队。考虑到国际贸易专业的性质，通过外部引进与自我培养相结合、走出去与请进来相结合的方式，建设一支结构合理、人员稳定、懂科学理论和专业操作、实践能力强、教学效果好的教学队伍，尝试在公司、企业聘任具有实际工作经验、理论基础好的技术人员作为兼职教师，主要承担实践教学考核、实习、毕业设计等实践性教学工作；专业理论教师要求通过职业资格考试；鼓励教师与企业、科研机构多沟通交流，或者进驻企业进行一段时间的工作和实践学习。
（2）激励机制。建立健全激励机制，对教师提供职业资格认证课程的学习和培训，在职称评定和工作量核算方面增加“双师型”教师实践教学活动的考量，对“双师型”教师必须参加的资格认证证书考试提供一定的经费支持，对于教师在校外实训基地培训工作或者挂职锻炼活动按照一定的工作量核算标准发放教学津贴和补助。
3.管理优化
（1）管理机构。建立实践教学组织机构，完善岗位责任制，明确担任实践教学工作的各部门、各类人员的职责分工和管理权限，使决策层、管理层、执行层都有明确的分工和职责，并能够上下协调。
（2）规章制度。制定包括实践教学计划、实践教学质量考核体系、实践基地的管理模式等全方面的教学管理文件；制定包括实习项目表、教学大纲、实践教学指导书、教学进度表等方面的教学纲领性文件；制定包括实践记录、实习报告、实习单位鉴定表、实结等教学实施过程文件。
（3）监督执行。在政策和规章制度的执行上，从学校层次建立不同层级督导随机听课检查制度，对实践教学进行随时抽查监控，检点为教学方法、教学内容等，严查走形式、教学组织不严谨的现象，同时建立教学档案、教学信息储存反馈机制，查找问题、对后续实践教学提出改进建议。
（4）测评机制和考核制度。建立教学评价和质量监控体系，建立包括实践教学条件、实践教学过程、实践教学效果评价、教学质量监控体系等在内的实践教学系统评价体系，还要建立实践教学测评机制和考核制度，改变长期以来采用学习成绩为唯一标准的考核评测制度，重视学生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将社会对于国际贸易人才的实际需要引进测评体系，在学生毕业时除了毕业证书、学位证书等学历证书外，还要具备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学生全部成绩由理论课程和实践课程共同组成，实践课程的成绩测评根据国家职业资格考试标准确定，由此激励学生进行系统的理论知识学习和技术操作训练，也有助于激发学生对于实践课程的积极性。对学生参加的学术报告、小制作、学科竞赛、科研活动等以授予学分的方式进行激励。
五、结语
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的关系是一个多年“斗争”的问题，很难将二者完全泾渭分明地划分界限，因为二者的主体、受体、活动方式和内容都是互相浸透甚至重叠的，随着教育学的出现，更加使得二者的联系前所未有的紧密。我们在研究实践教学如何得到更多的重视和应用时，既要尊重实践教学自身的特点，也要结合理论教学的体系传统，融合现有教学体系的组织文化底蕴和通例，正确处理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之间的关系。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