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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贸易战影响论文十篇

时间:2023-06-08

中美贸易战影响论文篇1

关键词:日中贸易 抗战后 贸易

1945年8月,日本在侵华战争中彻底失败,同年9月,日本正式投降。此后的几年内,日中贸易在曲折中逐渐恢复起来,这一时期的日中贸易受到美国势力介入的影响以及中国内战的影响,呈现出了与以往时期不同的状况。

一、日本战败对日中贸易的影响

日本战败后,经济形势严重恶化,物资奇缺,通货膨胀居高不下,失业人数剧增,工业生产继续停滞。直到1947年底,日本工业产量也只有战前的46%。要使日本社会保持稳定,经济不至崩溃,美国每年资助日本大约3亿美元i,无疑会增加美国经济负担。如何推动日本经济复兴成为杜鲁门政府改变对日政策后亟需解决的问题。对日本来讲,可以说日本国力壮大是从中国掠夺而发展起来的也毫不为过。日本从发动甲午中日战争开始,中国就成了它输出资本的最主要对象。直到侵华战争全面发动开始的1930年至1938年间,中日贸易额年平均为两亿多美元,占日本外贸总额的15%以上。在侵华战争期间1939年至1944年,中日贸易额更达到6亿多美元,占日贸易总额近35%。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前,从中国进口物资占它进口总额的89%,对中国的出口则占其出口总额的95%ii。

日本战败后,中国国内反日情绪高涨,国民政府不愿维持与日本紧密贸易关系。中日贸易停止使日本经济大受影响。但杜鲁门政府为了减少对中日两国政府的援助试图通过促进中日贸易来巩固政权,并推动日本重建。自1946年,日本成立了经济安定本部,制定了三项重大经济改革政策:一是实行“倾斜”生产方式,以重工业优先,集中力量恢复和发展煤炭、钢铁、电力、肥料四个关键性工业部门生产,以此带动整个经济复苏。二是在农村实行农地改革,农民获得土地,大大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三是面对剧烈通货膨胀,日本政府规定,无论皇族、达官、财阀家族还是平民百姓,每人每月只能从银行提取500日元的存款(相当于当时一个月普通工人的工资)。迫使所有的存款、国债、社债、股份都在剧烈的通货膨胀中急速贬值,缩小了贫富差距。同时日本作为二战战败国,规定军费开支不得超出国民生产总值的1%。此规定为日本节约大量军费开支,可以投入更多的资金到民生。这些政策促进了日本经济的复苏,走出战后的极度混乱和疲乏状态。iii日本经济的复苏给中日贸易创作了良好的条件。

二、美国势力的介入对日中贸易的影响

抗战结束后,在1947年6月,美国驻日占领军最高司令部(以下简称SCAP)宣布“允许有限制的开放日本对外私人贸易”。SCAP制定了日本对外私人贸易的方针。从1947年8月15日开始,逐渐恢复日本民间对外贸易,设置了几个基本条件,例如货物出口价由SCAP决定,并以美元标价,且不设置汇率。同时允许政府贸易继续存在,与民间贸易并行iv。

消息传到中国,民间反对的人不少,普遍认为开放对日贸易,那些价廉物美的日货会给中国工商业发展带来重创。v政府为了在政治上获得美国的支持,1947年国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国务会议上,最后决定开放对日民间贸易,并制定了三个基本原则:(一)可组织赴日商务代表团,其名额及人选由行政院与经济界协商组织。(二)对日贸易输入输出种类数量以不妨害中国国民经济为标准。(三)中国对日所需物资,应尽可能先在赔偿物资中取得。同时,为了将中国对日贸易原则具体化,实行以下措施,一是成立对日贸易指导委员会和输出入管理委员会。二是通过行政院公布制定《中央银行管理外汇办法》与《进出口贸易办法》等条例,制定系统的对外贸易政策;三是响应纺织业商家要求,以“代织”为原则,即由政府贷给棉纱及工资费用,给予合法利润,以合理价格收购外销。使棉制品在政府有力协助下,减低成本,争取市场;(四)严格管理,防止日货的走私。

美国政府为复兴日本经济、摆脱援助日本的经济包袱,一方面不得不允许日本和中国通商,另一方面坚决贯彻对华贸易管制的政策,严格限制日本对中国出口美国安全清单上的诸多物品。这实际上依然不利于日本大幅度地改善其糟糕的贸易状况。日本工商业界人士极力赞成恢复日中贸易。日本重要报纸经常发表这样的评论:“中国和日本经济在很大程度上相互依赖,日本工业化对中国的重要性与中国经济稳定对日本的重要性是相等的;日本经济问题很大部分是由于与中国贸易普遍减少造成的。”日本商界人士宣称,只有恢复中日贸易,日本才会出现真正的经济复兴。1949年5月,吉田茂否认共产党人在中国的胜利将威胁日本,并向国会声明,就日本复兴而言,与中国,甚至是共产党中国的贸易是必不可少的。日本其他官员也不断发表强调经济效益必要性的讲话vi。足以看出,日本对市场和原料的需求战胜了。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也表示“与中国共产党的接触并不会加强共产主义对日本的威胁”。因此,即使国民政府在战场上节节败退,中日贸易仍得继续。

三、中国国内内战对日中贸易的影响

杜鲁门政府内部就中日贸易问题展开争论,重新估价了亚洲力量对比,准备对二战后确立的以美中合作为基石的亚洲战略进行调整。为此,杜鲁门政府在尽力阻止中国成为苏联附庸的同时,开始培植强有力的日本政府,用来抵御以后可能在远东出现的任何其他集权主义的战争威胁。首先,从政治政策上,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NSC13系列文件”,把美国对日政策的重点从“打击和削弱”转向“控制和利用”、从非军事化、民主化转向经济复兴。1949年3月,杜鲁门又批准了一份确定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指导方针的“NSC41号文件”。该文件所列举的对华贸易政策并没有完全放弃通过美中日三国贸易模式推动日本经济复兴的构想,称“日本若不与中国进行相当数量的贸易就不能恢复自立的基础”;另一方面它又非常担忧恢复中日传统贸易会加强共产党政权。这一时期美国政府主张以缓和政策诱使中国远离苏联一派占上风,加之日本经济复兴的迫切需要,所以NSC41号文件确定的对华贸易政策相当灵活:在不完全切断与中国共产党政权经济联系同时,对中国解放区实行某种程度的贸易禁运和管制。这为杜鲁门政府以后根据形势发展对此政策作相应的调整留出回旋余地。

参考文献:

[1]于群.美国对日政策研究[M].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2]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1

[3]林代昭.战后中日关系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4]陶鹤山.战后初期中日贸易开放问题述论[M].民国档案,1998


中美贸易战影响论文篇2

蔡英文对外经济战略遭遇重挫

特朗普当选与上台执政后美台关系的变化,一直是外界关注的焦点之一。但人们的视线大多集中在美国对台政策调整及其对中美关系、台美关系和两岸关系的影响,而对台湾经济发展的影响与冲击关注较少。事实上,台湾执政后,经济问题是其需要面对的重大挑战,直接关系到执政的成败。特朗普政府的经济政策导向,对蔡英文对外经济战略与台湾经济发展将带来新的冲击与挑战。

首要冲击是对蔡英文当局极力打造的以加入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为核心的对外经济战略的影响。蔡英文的两岸及对外经济政策导向是“近美日、新南向、远大陆”。其中,蔡英文一直将加入美国主导、日本积极配合的TPP作为整个对外经济战略的核心。在2016年520就职演讲中,蔡英文表示,“改革的第一步,就是强化经济的活力与自主性,加强和全球及区域(经济)连接,积极参与多边及双边经济合作及自由贸易谈判,包括TPP、RCEP等,并且推动新南向政策,提升对外经济的格局及多元性,告别以往过于依赖单一市场的现象。 ”这一论述成为蔡英文执政后处理两岸及对外经济关系的基本思维与战略方向。

台湾经济发展的困境之一,就是在区域经济整合中面临不利处境。依目前亚太主要经济体签署或正在签署的双边和多边自由贸易协议之间的贸易额占对外贸易总额的比例,即FTA覆盖率观察,新加坡为87.3%,韩国为83.39%,日本为71.24%,台湾(包括《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早收计划在内)仅为9.68%。因此,台湾当局领导人,不论是还是蔡英文,一直迫切希望加入美国主导的TPP。特朗普放弃TPP,让蔡英文的愿望成空,与此相连带的,其对外经济战略也遭遇重大挫折。

在TPP受挫的同时,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议(RCEP)则有加速趋势。去年12月在印尼举行的RCEP谈判取得重要进展,已完成经济技术与中小企业等重要章节谈判。今年2月27日至3月3日,在日本神户,RCEP参与国围绕撤销和削减关税品目举行了第17轮谈判。蔡英文虽然也提出加入RCEP的主张,但不是重点,而是障眼法,加上考虑到大陆在这一合作机制中的重要角色,台湾未来参与RCEP的可能性不高。在这种情况下,台湾在参与区域经济整合进程中将会越来越边缘化,不利于台湾经济竞争力的提高与经济贸易发展。

台湾面临市场开放压力与经济被勒索风险

受特朗普放弃TPP协议的冲击,蔡英文将签署“台美贸易暨投资框架协议”(TIFA)与双边自由贸易协议(FTA)作为加强台美经济关系的重要途径。

蔡英文提出并推动新型台美经济合作制度化、机制化方案,尽管这在理论上有助于加强台美经贸关系发展,但这种制度化、机制化合作设想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台美签署FTA不仅涉及岛内市场开放引起的争议与影响,而且涉及复杂的中美关系与两岸关系,存在政治风险。美国一直要求台湾对美开放农产品市场,尤其是美国猪肉的进口(另外还有农药等进口)。如果蔡英文当局要推动与美国签署FTA,就面临美国农产品尤其是敏感的美国猪肉进口的压力与挑战。由于农产品进口涉及弱势群体农民的利益与广大民众的食品健康安全问题,台湾在农产品进口问题上一直较为保守、谨慎。虽然当局上台后进一步开放美国牛肉进口,去年蔡英文当局允诺开放日本核辐射地区食品进口,但均引起很大争议与反对声音,在强大的社会压力下,蔡英文当局不得不宣布暂停进口日本核辐射区食品。如果未来开放美国猪肉进口,将会影响到庞大的台湾猪农利益(养猪业是台湾农业主力之一),引起的反弹可能更大。

就特朗普对外经济政策导向本身看,其对台湾经济的影响非常不利。台湾媒体认为特朗普当政对台湾经济“短多长空”,而在笔者看来是“长短皆空”。在政治上特朗普反对美国过多参与国际事务,在经济上则是实行反全球化的贸易保护主义,主张制造业回流与对外提高关税等政策。

特朗普这一政策的实施,将影响蔡英文当局推动的扩大岛内投资计划,鼓励与促成台湾企业加快前往美国投资布局。日前鸿海集团已计划在美国投资70亿美元兴建面板厂,台塑集团也因岛内投资计划受阻决定赴美国投资。特朗普要推行的高关税政策,则会影响到台湾产品对美国的出口。特别是在美国利益优先与贸易保护主义思维下,特朗普在处理美台经济关系问题上,不会像大陆那样对台湾让利与让步,反而可能会要求台湾让利与让步,在经济上对台湾进行勒索。

不过,需要关注的是台美军事工业合作可能会取得重要进展。蔡英文将发展“防务工业”列为五大创新产业之一,大力推动。去年12月底,奥巴马政府签署“2017年度国防授权法案”,大幅放宽与提升美事交流,这一主张与保守的共和党和特朗普相符合,预示着未来不仅美国对售会大幅增加,而且台美军事工业合作也可能取得新进展。

中美经贸摩擦将冲击台湾经济

观察特朗普当政对台湾经济的影响,不仅要看台美关系以及台美经济关系本身的发展变化,还要看中美经贸关系发展、尤其是中美经贸摩擦可能升级对台湾经济的影响。

中国大与美国均是台湾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加上存在三角贸易关系与产业链因素,中美经贸关系变化必然会对台湾外贸与经济产生重大影响。中国大陆在某种程度上是台商或台湾的加工基地,其中大量加工制造产品销往美国,大陆、台湾、美国形成了复杂的三角贸易关系或产业链关系。据台湾《工商时报》估算,台湾对大陆出口的中间材料、零组件占70%,最终产品对大陆市场的依存度只有12%(注:按台湾“国贸局”统计的台湾对大陆及香港出口依存度约40%计算所得)。也就是说,在两岸产业分工与全球经贸格局中,大陆是台湾的重要代工与制造基地,其最终产品相当大一部分出口美国等地。

由于中国大陆与美国是对台湾出口甚至整体经济影响最大的两个市场,中国大陆与美国经济景气程度与外贸表现好坏,对台湾经济增长有重大影响。依台湾“主计处”估计,大陆经济增长每提高1个百分点,将会带动台湾经济增长提高0.29个百分点;美国经济增长提升1个百分点,将提升台湾经济增长0.07个百分点。这意味着两岸经济关联度是台美经济关联度的四倍。就此观察,不论是台美贸易摩擦还是大陆与美国的贸易摩擦,均会对台湾经济发展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

特别是,台湾是典型的外向型经济体,台湾参与全球化的程度非常高,贸易保护主义与反全球化浪潮对台湾经济发展非常不利。依据经合组织统计,主要经济体在全球价值供应链的参与程度中,台湾高达67.6%,略高于韩国的62.1%,但远高于大陆的47.7%、日本的47.4%、德国的49.6%与美国的39.8%。台湾贸易出口金额占GDP近70%,岛外生产比例达55%(电子产品更高达80%以上),其中岛外生产又高度集中在大陆。这就决定了如果特朗普发起对中国大陆的贸易战,不仅冲击中美经济关系,影响大陆外贸与经济发展,而且会冲击在大陆的台商经营与台湾经济发展。

尽管台湾有关部门认为,台湾对美贸易年顺差额未超过所谓“200亿美元警戒线”,预计特朗普上台执政对台湾贸易影响有限,长期则有待观察。不过,台湾“中央银行”总裁彭怀南明确表示,全球化对台湾非常有帮助,但在“川普反全球化浪潮下,台湾恐受重伤”。彭怀南估计,如果美国对大陆征收15%的惩罚性关税,大陆经济增长率下降1个百分点,台湾经济增长率应会下降0.7个百分点。

国际知名跨国公司将全球许多国家或地区的企业、产业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看不见的庞大产业链,尤其是以苹果公司国际产业链最为典型。据瑞信证券公司统计,苹果供应链厂商分布,以中国大陆居首位,共349家厂商;日本居次,有139家厂商;美国第三位,计60家厂商;台湾居第四位,计有42家厂商。其中,台商或台资企业在苹果产业链中扮演着关键性角色:台积电是Iphone7芯片主要制造商与供应商,富士康位于大陆的郑州厂是Iphone7主要组装企业与基地;Iphone7镜头主要供应商则是台湾的大立光,机壳供应商是台资企业可成;Iphone7电池主要供应商则是由台湾企业家陈棠华和福建宁德企业家曾敏群共同创立的ALT公司。苹果公司的经营景气与否,对台湾电子行业甚至整体经济表现至关重要。特朗普主张苹果等美国跨国企业返回美国投资生产,已经引起苹果产业链上台资企业的高度关注。

在选举过程中,特朗普就提出要对从中国大陆与墨西哥等地进口的产品征收高关税,引起国际经济界极大关注。特朗普即将上台前夕,市场再次传出美国拟调高进口关税,以保护美国本地制造业,这一消息很快对敏感的台湾股市带来影响。2016年12月23日,台湾多家知名企业股票大跌。

当选后,特朗普先后任命对华强硬派的彼得・纳瓦罗负责国家贸易委员会、罗斯任商务部长、罗伯特・莱特希泽(有待国会参议院批准)任美国贸易代表,组成一个“奉行贸易保护主义与对华强硬政府”,让外界对特朗普上台后的中美贸易发展格外关心与担忧。台湾“经济部”报告指出,倘若特朗普对中国大陆产品课征高关税,台湾出口到大陆的半成品加工后转销至美国的供应链关系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

汇率变动可能影响台湾经济

国际金融形势本身复杂多变,特朗普当政后的对外政策、军事政策与经贸政策均可能引发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尤其是特朗普及执政团队不断指控大陆操纵人民币汇率,预示着2017年中美汇率之战即将上演,而与中国大陆、美国经济关系十分密切的台湾经济与金融市场也同样面临新的变局,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可能冲击开始缓慢复苏的台湾经济。

2016年人民币贬值达6.5%,仅次于“英国公投”后的英镑贬值幅度。外界普遍预计,特朗普上台后,人民币持续看贬。其实,美国国内对人民币估值的看法――过高还是过低、应升值还是贬值,也存在不同主张。未来人民币是升值还是贬值并不确定,存在诸多变数。就中国大陆经济基本面观察,人民币大贬或大升的可能性均不大,但特朗普强势的内外政策、美联储升息预期、国际重大政治军事经济事件等均会影响国际金融市场与人民币汇价变化走向。


中美贸易战影响论文篇3

关键词: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区域经济一体化;影响与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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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世界经济区域一体化潮流的加剧,特别是随着中国与东盟经济共同体的崛起,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发展,亚洲各国对构建“亚洲经济圈”的呼声与日俱增。2000年11月在文莱举行的第五次中国与东盟领导人会议上,双方就建立紧密经济合作关系达成共识,确定了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目标,并同意10年内成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这将对中国与东盟各国经济乃至亚洲、世界的经济产生重要的影响。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进程的加快,中国与东盟地区将成为继欧盟自由贸易区,北美自由贸易区之后的世界第三大自由贸易区,初步建成一个拥有约20亿人口,3万亿美元GDP,1.2万亿美元贸易额的自由贸易区,成为世界经济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

1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对中国的影响 

目前自贸区即将正式启动,这将给中国的方方面面带来巨大的影响。以下,本文将主要从宏观的层面来具体分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对中国产生的正面与负面影响.

1.1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对中国的正面影响 

(1)从贸易方面来看,将促进中国扩大出口规模,提升出口竞争力。

目前,中国与东盟在贸易方面发展很快,据中国海关统计,自1993年以来,东盟已经连续11年成为中国第五大贸易伙伴,双方贸易额从1990年的66.91亿美元增至2003年的782.52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20.82%。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启动后,将会进一步促进中国扩大出口规模,提升出口竞争力,优化出口商品结构,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的效果。

①通过关税降低,扩大出口规模。通过关税降低导致的贸易创造效应将大于贸易转移效应,东盟会将从其他国家的进口转向自中国进口,从而扩大中国的出口规模。中国-东盟经济合作专家组通过静态模型分析研究表明,自贸区建成后中国对东盟的出口将增加106亿美元,增幅为55.1%。

②通过规模效应,提高出口竞争力。据相关资料,到2010年自贸区的GDP将达到3万亿美元左右,区内人口约20亿,这将为中国提供一个更为广阔的市场空间。因此通过市场扩大引致的规模效应,能够促使中国出口企业降低成本,从而提高出口竞争力。

③通过互补性贸易,优化贸易结构。通过与东盟互补商品贸易的发展,将促进贸易结构的进一步优化。中国与东盟在资源构成、产业结构和工农业产品等方面各具特色,互补性很强。

④降低出口市场波动,实现多元化战略。东盟已连续11年成为中国第五大贸易伙伴,自贸区的启动将进一步加强中国与东盟国家在贸易上的联系,从而降低我国对欧美市场的依赖性,减少其它市场波动和贸易保护主义带来的出口风险,促进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的实现。

(2)将促进中国吸引外资的增加和“走出去”战略的实施。

中国目前已经是世界上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所带来的投资刺激效应将进一步促进中国吸引外资的增加。截至2007年6月底,东盟国家来华实际投资累计340亿美元;同时中国企业在东盟10国协议投资额近10亿美元。自贸区的启动将给中国企业带来一个更加便利广阔的区域性市场,还可以享受到区内的关税优惠政策,并规避发达国家专门针对我国设置的部分贸易壁垒。

(3)将促进中国区域经济结构调整。

我国西南省区同东盟国家地理位置相邻,东盟国家是这些省区的主要出口市场,其与东盟国家的贸易互补性更强,通过与东盟在自由贸易区的框架下加强经济合作,将大大促进这些省区的出口,有力地配合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促进我国区域经济结构的调整优化,以及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4)将提升中国整体经济实力。

首先,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后,将通过外贸和投资的增长以及内需的扩大所导致的乘数效应,拉动中国的经济增长,根据东盟专家“全球贸易分析项目”模型的测算,中国GDP将增加0.3%,达35亿美元。其次通过关税的降低,可以增进国内竞争,从而促进中国市场化进程的加快。

(5)将扩大中国的政治影响力。

中国与东盟将政治安全也作为自贸区协议的重要内容纳入,通过启动自贸区,与东盟国家建立战略伙伴关系,能为中国营造良好的区域政治环境,提高中国的国际政治地位,使我国在世界经贸、政治和安全事务中具有更大的发言权,从而扩大中国的政治影响力。

1.2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对中国的负面影响

(1)关税降低冲击国内产业,扩大贸易逆差。

中国与东盟中的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中劳动密集型产业都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出口商品具有较高的重合度。因此,自贸区启动后关税的降低,不仅会加剧中国与东盟同类产业与商品的竞争,还将导致东盟具有优势的产品大量进入中国市场,从而冲击中国国内缺乏竞争力的产业。

(2)服务业受到较大冲击。

由于我国在金融、通讯和专业服务等方面不具备比较优势,而东盟部分国家如新加坡就在这些方面具有相对较强的比较优势,因此,中国和东盟启动自贸区后,对这些行业将会放开,东盟将会进入中国同国内相关行业产生竞争,从而对国内服务业造成较大的冲击。 

(3)东盟经济波动可能会对中国经济产生不利影响。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启动后,中国与东盟将在经济关系上更加紧密,双方的依赖程度将进一步加深,而目前东盟的经济形势虽然有所好转,但是还存在相当多的变数,因此,一旦东盟经济出现波动,也会对中国相关部门产生冲击,从而对中国经济带来较大的不利影响。 

(4)第三方在舆论上的造势可能会影响中国面临的国际政治环境。

由于美国在亚太地区有着巨大的经济利益和安全战略利益,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启动对美国而言将是一种威胁。此外,也将给日本和韩国带来压力。因此,从其各自利益出发,这三方有可能会进一步从舆论上渲染“中国威胁论”,从而给中国面临的国际政治环境带来不利的影响。


中美贸易战影响论文篇4

[论文关键词]国际贸易 国际金融 关系 [论文摘要]比较英国和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一段时间资本的流动状况,引入变量,来找出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之间的联系。 如果对贸易和金融的控制由于某个共同原因同涨同落,那么两者之间的联系则很难说清。分别在两个不同地域研究这两个作为研究案例的国家的贸易和金融之间的联系,也许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他们都在一战以前都对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采取显而易见的放任主义政策,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贸易摩擦增多。另一种解释是两国都正是地使用经济计量经济学工具,接下来的证明中我们也将采用这种方法。 作者首先研究英美与和其贸易更加密切的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流和资本流与其他贸易国家的不同。显然,密切的贸易伙伴之间贸易流和资本流都很大。如果与其它国家的资本流动一样,这是因为在计算中计入了发展水平、殖民地地位、货币政策、违约和社会制度。尽管以前的研究都没有建立贸易和金融模型,但是这些研究都表明这些因素在这两个国家对贸易和资本流的决定都起重要作用。 一、经验统计 作者又依据已存的一些理论假设,依靠公式模型的理论,可能会发现一些不同的理论和预期得到的贸易和金融在数据上的正相关的关系。下面列举了一些可能的理论: 1.金融相当于对贸易的输入。由于双方更强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导致了更少的交易成本和更小的风险,更大的国家间的资金流从而产生。但由于更便宜的交易信贷,金融的发展也使得贸易繁荣。 2.信息溢出。通过商业活动,产生了贸易联系;贸易联系加强了两个经济体之间的信息交流,但这也反过来刺激出更大的将金融资本的流动。相反的因果关系也是可以想象的:更强的财政的交互作用何能会导致更客观的信息交换,这也会刺激更多的贸易。信息在公共和私人之间也会泄露。 3.完全违约和贸易惩罚。贸易的所得可以被用作一旦违约时的惩罚手段。 4.名声的间接影响。持续的低风险,在商品合同中的诚信交易可以提升名声,进而提升长线交易的可持续性。 5.风险共享和产量划分。国家间的金融发展和合并推动了风险共享,这就可以根据各国的比较优势产生更加专门的产品模式,从而提高贸易量。 6.外国直接投资。由于有建立“出口平台”的愿望,外国直接投资是有动机的。它是由价格因素决定的。FDI随着贸易的变化而一起变化。当运输成本太高时,本地市场就需要更多的本地厂家,FDI就替代了贸易。 基于上面的理论和双边贸易、资金流等数据的可靠性,作者假设上面的项目存在一定的关系,这个关系可用于从某个策源国到几个目的国的资金流: ln(Financial Flow/GDP)it = a b ln(Trade Flow/GDP)it c Xit uit 金融资本流动量由参与国的规模适当规划,X是其他影响国家间金融流量的变量的矢量,u是误差,使公式保持正常。 这里有些单元是在过去某时段的接收部分,它是整个时期的平均数据。典型的数据可以通过不同时段的几个接受部分的数据获得。这里所依赖的变量值用来衡量双边金融流入量。类似的,贸易值也可以衡量贸易。可控变量X包括人均收入、货币制度等。这些变量值对贸易量、金融流动量、或二者兼有影响。 (一)稳健性检测:其他控制变量 经过分析,得到一些变量,这些变量反映了其他可能补充对该国的资本流动的因素的贡献:劳动力增长(通过人口增长率和移民率反映),人们的资本积累水平(通过教育费用衡量),自然资源(通过代表出口资源反映)。这四个另外加上的变量没有对私人部门有很大影响但初级产品变量对公共投资造成了较大影响。 (二)稳健性检测;辅助变量估计: 作者再次运用工具变数校正贸易潜在内生性的方法进行基准分析,当用贸易的工具变数分析时,贸易对私人和公共投资的影响都要比在运用OLS分析时要大。从 结果中得出在该例中贸易金融关系对于由金融到贸易的相反原因引起的内生性保持稳定。 (三)稳健性测定:违约和制度 对图表的分析可以得出,体制质量对资金流动没有决定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体制质量对资金流动没有影响,因为该影响是间接的。讨论说明大英帝国继承了优良的体制,该体制和帝国与高的贸易流相联系,促进了更多的资金流。贸易和金融的关系,从表中得出的结论对默认值变量和体制变量并不敏感,事实上是固定的。 (四)模型检测:贸易帝国的交互作用和惩罚理论 最后,抛掉没有意义的体制系数,对战前例子中加入一个关于殖民的变量。关于殖民的系数可以说明贸易对资金流的影响相对独立国家是强还是弱。关于惩罚假说,表中没有提供支持。在殖民地贸易对金融的影响并不逊于独立国家。我们得出贸易和金融在殖民地和非殖民地的联系是一样强的,同时对惩罚理论造成了怀疑。 二、讨论 在美国情况就不同了,首先要指出的是在两次战争之间,美国的投资并没有像战前英国那样被贸易所引导向私人部门。因为人们公认在两次战争之间时期的贸易比战前贸易更为不安全而交易成本更高。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很多,包括在战后持续的贸易锐减,金本位的崩溃,更严重的贸易壁垒以及增大的交易成本。有可能由于上述问题过于严重,从而使得连通私人部门间关系的渠道被削弱了。多年在世界金融领域处于领导地位,給战前英国足够的时间来展示这些累积的力量。然而在两次战争期间,在美国霸权建立的早些时候,美国没有显示出这种积累。这一在新金融霸权出现期间联系的削弱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基于因果累计,信息及信誉外溢理论的正确性。 我们接下来指出在两次战争之间所出现强烈的所得效益。这些所得效益对于私人投资和总投资说明了新的霸权是建立在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上的。如果在两次战争之间,信用薄弱,持续时间很短且难以有效获得信息的话,美国的投资人将会寻找一个可选择的信号来帮助他们找出较好的债务人。这是人均收入可以被视为在该国能可靠经商投资的信号。这一因素在强烈的贸易-金融关系中尤为明显。 最后,要指出的是金本位制对于其他衰退的影响是十分轻微的。在研究中,贸易关系与殖民地地位比起前在投资目标国的货币体制更能吸引投资者。金本位制可以看作是贸易变量的一部分。另外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许多采取金本位制的国家都是英国的殖民地,把殖民地这一因素和金本位这一因素结合起来看的话,我们可以把金本位制视为殖民地因素的一部分。 三、结论 总体结论是贸易-金融之间关系在1870-1913和1920-1929确实存在并发挥作用。通过对于机制等变量的分析可以发现:增长的贸易将导致从两个霸权国家获得更多的投资,一战前的英国和战后的美国的银行家走向了世界。 那些研究信息与信用有贸易外溢到投资的理论可能会借助于我们分析中所发现的两个霸权国家之间的差异。由于英国商人和借款人有足够的时间来建立相互关系及信用,外溢现象在一战前更为显著,而由于美国是新兴的霸权国家,缺少在国际贸易和金融领域充当领袖的记录,这一关系在两次战争间的美国较为薄弱。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发现在两次战争间私人投资的贸易-金融参数较小。 最终作者对惩罚理论造成了怀疑,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基于因果累计,信息及信誉外溢理论的正确性。 有关贸易与金融之间的联系的解释说明应着眼于在各个时期都有效,并加入其他外生变量如政治,帝国,组织机构,运输成本及其它可以更好的说明这一理论的变量。 


中美贸易战影响论文篇5

[关键词]美国;对华出口管制;中美贸易;贸易失衡;影响

[中图分类号]F75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2)49-0097-03

近年来,中美贸易失衡问题已成为中美经贸关系的焦点。考察将近30年的中美贸易额,中美贸易失衡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以来,呈现逐步扩大的趋势,在中国加入WTO之后,这一趋势更是明显加快(见表1)。

国内外的一些学者、政府机构和研究机构都对中美贸易失衡问题进行了相关的研究。他们越来越认识到中美贸易失衡问题已不再是贸易数字所反映的一个表象问题,而是受多种因素影响共同作用的一个动态失衡问题。其中贸易统计差异、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国际产业结构转移、中美两国内部结构失衡等都能比较一致地解释中美贸易失衡的具体问题与原因,但在以下一个重要领域——美国对华出口管制问题上,中美双方各执一词,分歧巨大。我国学者对出口管制问题进行的研究表明,美国对华高技术产品贸易确实存在着出口管制错位问题,这直接阻碍了美国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加剧了中美贸易失衡;而美国政府认为,美国对华出口限制的产品在美对华出口额中占比很小,所以出口管制政策对中美贸易影响是微不足道的。为此,我们需要在深入考察美国出口管制政策演变趋势的基础上,客观分析其不良的贸易影响,进而提出促使美国改革或积极应对出口管制问题的有效措施,缓解中美间贸易失衡的问题。

1美国对华出口管制政策的演变与最新动向

美国是当今世界上经济、科技势力最强大的国家,也是执行技术出口管制最严格的国家。美国在其国内法和国际组织的基础上建立了一套严密的技术出口管制制度,成立了一套专门的组织机构对本国技术的出口和国际技术出口事务进行监督,并经常运用技术出口限制作为制裁其他国家的工具。为此我们有必要了解与回顾美国对华出口管制政策发展的历程与最新的动向。

1.1美国对华出口管制的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全面禁运阶段。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专门成立“中国委员会”,对中国实行所谓“差别待遇”,在此后长达20年的时间内,美国对华出口管制政策基本没有太大变化,中美两国基本没有贸易往来。

第二阶段为关系缓和阶段。1969年12月9日,美国宣布允许美国商人同中国进行非战略性货物贸易,此举宣告美国对华“禁运”政策的终结。1980年4月25日,中国被列入专门为其设立的P组。在这个管制类中,中国作为“非敌国”原则上可以获得美国的军民两用技术和产品。但是对中国的技术出口还必须通过逐案审查的方式,并且附有严格的限制条件,因此,还是不能满足中国方面需要和美国企业的要求。

第三阶段为逐渐放松的新政策阶段。1980—1989年,美国对华出口管制的“双倍政策”促进了美对华技术和产品的出口。

第四阶段为暂时停滞阶段。1989年6月,我国平息反革命暴乱,此时美国停止对中国出口管制政策放松的审议。1999年年初,美国***了针对中国的《考克斯报告》,重申要重视对中国的技术出口限制。布什政府上台后,进一步恶意地实施对中国的技术出口限制。

第五阶段是布什政府上台后至今。布什上台后,对华技术出口恶意实施出口管制。2006年6月9日,美国商务部负责工业与安全事务的副部长戴维·麦考密克表示,美国将修改相关法律,以便放宽美国对华出口较为敏感的高科技产品限制。2007年6月,美商务部长正式宣布了美国对华高技术出口管制新政策。受美全球战略和对华战略制约,中国至今仍是美国出口管制政策的重点对象。

1.2美国对华出口管制的最新进展

近年来,美国商务部针对中国频繁调整“对华出口限制政策”,并在更多的行业施加限制,多数限制是直接针对对华的高技术产品出口的。自奥巴马新政府上台以来,出于扩大出口的现实需要,奥巴马总统、希拉里国务卿、商务部、国防部和国会都在不同场合表示,美国将考虑评估、改革和放松这个“已经失灵的”出口管制体系。

2010年8月31日美国正式启动了出口管制体系改革程序。2011年6月27日,美商务部正式修改《出口管理条例》,增加了“战略贸易许可例外”规定,部分符合特定条件的物项可不经许可出口到44个国家和地区。然而,名单中却没有作为美国第三大出口市场的中国。即美国对华高技术产品的出口无法享受许可例外规定带来的便利,美国的出口商仍须向美国商务部产业安全局申领许可证并接受其严格审查。由此可见,奥巴马政府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对华的一贯立场,即仍然将中国定位为“非敌非友”的潜在竞争对手而加以遏制。

事实上,长期以来,尽管美国政府一直在口头上承诺要放松对华技术出口的管制,但却从未予以落实。因此,美国出口管制改革何时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惠及美中贸易,仍悬而未决。而中美贸易失衡的调整无疑也将继续受制于美国歧视性的对华出口管制政策。

2美国对华出口管制政策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影响

2.1加剧了中美贸易的不平衡

按照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美国在对中国的高技术产品(Advanced Technology Product,ATP)贸易中应处于优势地位。然而现实却是近年来中美高技术产品贸易越来越不平衡。尽管中美高技术产品贸易规模在不断扩大,但由于美国推行严格的管制政策,技术优势并没有在中美双边贸易中表现出来。如表2 所示,中国在与美国的高技术产品贸易中始终处于净逆差的状态,并且逆差呈逐年增加的态势。这种状况显然与美国作为世界第一科技大国的地位很不相称。

根据我国商务部统计数据显示,2001—2011年,中国进口高技术产品从560亿美元增至4630亿美元,年均增幅23.5%;而在表2中我们则看到,因对中国的高技术产品出口管制,在此期间美国十大高技术产品对中国的出口由82.89亿美元,上涨至172.05亿美元,2009年对中国出口额是2002年的2.09倍,平均年增长率不到11%,明显慢于其对世界各国出口的平均水平。

按照横向的比较,美国对中国ATP产品出口额也小于其他贸易伙伴。根据美国普查局的相关统计,美国对中国大陆的高技术产品出口排在韩国、中国台湾、日本、欧盟、马来西亚之后。2009年在美国的四个主要贸易伙伴国中,美国高技术产品出口中国排名第三位,仅高于日本。从美国高技术产品出口结构来看,除电子电机、柔性制造和高新材料几种产品对中国出口高于其他国家外,其余7大类商品美国对中国出口均低于其他主要贸易伙伴(个别国家个别商品除外),尤其是武器和核技术产品。这与美国限制高技术产品对华出口有密切的相关性。美国出口不能充分享受到中国高速经济增长需求带来的好处,进一步导致了中美之间贸易逆差的进一步扩大。

2.2削弱中国经济与国防发展的技术基础

美国对华歧视性出口管制使中美间的技术差距不断扩大,从整体上看,中国军用和民用技术水平远远落后于美国,中国高技术产品制作业在全球市场总体上缺乏竞争力。广泛、严密和富有针对性的高技术出口管制基本上阻断了中国从西方获得高技术武器的可能性,对中国的国防现代化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2.3严重影响美国出口商利益

近年来,很多美国企业正越来越强烈地要求对美国政府出口管制政策做出改变。他们用直白的经济术语描述相关规定带来的影响,他们认为,中国已经成为美跨国企业最重要的全球市场之一,过于严格的出口管制政策将影响美国企业开拓中国市场,使美国公司在和日本、欧盟等国家和地区企业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以航空航天业为例。美国“航空航天工业协会”(Aerospace Industries Association)将公布一份报告的细节,该报告的结论是,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美国对商业卫星的出口管制已经导致美国减少了2.7万个工作机会,并为航空航天公司带来210亿美元的销售额损失。研究显示,从1999年到2009年,美国在全球商业卫星销售中所占的份额下降了50%,下降至仅占全球卫星交付量的三分之一。在那之前美国所占的份额约为三分之二。

3结论与建议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明确美国的对华出口管制是造成中美贸易失衡的重要原因。要求美国放松对华出口管制应是大势所趋。然而,从谋求多极化格局下政治与军事霸权地位的角度出发,美国永远不可能全面放松对中国的出口管制,对于敏感的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物项、技术,始终会实行严格管制。为此,我们应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积极化解美出口管制对我们造成的影响:

第一,中国政府应采取外交协商的方式敦促美国政府放宽出口管制的限制。除了在战略谈判时积极争取外,中方还应提供限制对华出口对美国经济造成不利影响的翔实数据,促使其落实放宽对华出口的时间表。

第二,改变技术引进方式,以更灵活的做法应对美国冗长复杂的出口管制措施。例如,运用以租代购的方式或适当减少某些附加设备等方式引进某些中国急需的先进技术设备,这样可以在短时间内满足中国对该项技术的需要,既保证了所购设备都能物尽其用,又可以巧妙的越过美国对华设置的出口障碍。

第三,中国企业应加强自主创新能力。中国的科技发展经验表明,一国只有不断地提高本国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才能从根本上推进本国的科学技术发展。我们要大力加强我国的科技创新力度,支持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提供资金、发言人以及相关政策制定等方面的支持,为促进美中高科技贸易的活动提供支持;取消对进入中国市场时技术转让方面的强制性规定,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随着我国的科技水平的提高,美国必将根据不同领域的发展情况放松对我国的出口管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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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贸易战影响论文篇6

摘 要 北美自由贸易区是包括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国的一个北美共同市场。北美自由贸易区建立后,对北美经济,甚至是世界各国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北美自由贸易区是以美国为主导的自由贸易区,美国的经济运行在区域内占据主导和支配地位。文章分析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成效,从中总结了发展区域经济合作的经验。

关键词 北美自由贸易区 经验

北美自由贸易区是包括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国的一个北美共同市场。三国于1992年8月12日就《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达成一致意见,并于同年12月17日由三国领导人分别在各自国家正式签署。1994年1月1日,协定正式生效,这也就宣告北美自由贸易区正式成立。

北美自由贸易区建立后,对北美经济,甚至是世界各国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中既有美国这个经济实力强大的发达国家,也有墨西哥这样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区内成员国的综合国力和市场成熟程度差距很大,经济上的互补性较强。

一方面,北美自由贸易区是以美国为主导的自由贸易区,美国的经济运行在区域内占据主导和支配地位。因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美国有很大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经济层面,更体现在政治方面。

首先,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使北美各国具有规模经济效益,实现优势互补。

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成立,将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共同纳入一个产业一体化中的分工协作体制。使加拿大的原材料、墨西哥的劳动力与美国的技术管理相结合,形成了以美国为轴心的生产和加工一体化。北美自由贸易区是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区,美国很容易从其规模经济中获益,降低平均成本,并在此基础上取得竞争优势。

其次,贸易区内部实行减免关税政策,使美国向加、墨的出口大幅增加,缓解了长期以来的巨额贸易逆差。

协约规定,墨西哥将在10年内取消美国汽车产品的关税及非关税壁垒,其中对轻型卡车在5年内取消关税。同时,取消对美农产品征收的36%和4%的关税。作为补充,美、加、墨在1998年又就取消500种关税达成协议。此协议实施后,使大约60%的美国商品直接免税进入墨西哥市场。这就使美国实现了自由贸易区内比较自由的商品流通大格局。以怀俄明州为例,截止2006年末,怀俄明州对加拿大的年出口额从3800万美元增至1.61亿美元,对墨西哥的年出口额从430万美元增至7100万美元。美国向加拿大、墨西哥两国出口的扩大也缓解了美国长期以来的巨大贸易逆差。

在政治地位上,北美自由贸易区也对美国国家战略的实施有积极影响。

一方面,墨西哥是典型的发展中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幅低于美国。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稳定和繁荣了墨西哥的经济,从而使墨西哥的失业率逐年下降。从1997年的2.6%下降到2000年的1.6%。提高了国家的整体福利和居民的生活水平,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美国的国家安全。

另一方面,北美自由贸易区的顺利发展对美国全球战略的实施起到了推动作用。美国试图通过北美自由贸易区来主导整个美洲,一来为美国提供巨大的潜在市场,促进其经济的持续增长;二来为美国扩大其在亚太地区的势力,与欧洲争夺世界的主导权。因而,美国可以凭借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完成自己全球战略的过渡。

最后,区域合作能使发达国家保持经济强势地位,从而提高国际竞争力。

自由贸易区内经济一体化加快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贸易交往和产业合作,美国在成为了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核心之后,强化了产业分工和合作,资源配置也更加合理,大大提高了本国产业在国际的竞争力。

区域合作有利于各成员国间优势互补,加快不同发展水平地区之间的经贸合作,利用地区经济发展的互补性和不平衡性,依靠发达地区带动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成效为在经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建立南北型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提供了成功的范例,也对我国今后的发展有很多借鉴作用。如今,我国已加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以探索成立自由贸易区的可能性。实践证明,只要在削减和取消关税壁垒的步骤和时间表上能够坚持互利互惠和协商一致的原则,并适当照顾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成员国的利益,就可以使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达成共识而共建自由贸易区。但同时,一定要注意将经验与我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制定出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的最佳道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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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陈德照.评欧盟经济若干问题.国际问题研究.2003.2.

[5]江涌.金融全球化与欧盟金融一体化.欧洲.2002.1.


中美贸易战影响论文篇7

【论文摘要】 美国东部时间2007年3月30日,美国商务部裁定对从中国进口的铜版纸征收反补贴税,标志着美国不对“非市场经济国家”出口商品征收反补贴税的判例正式终结,,改变了美国坚持了23年的不对“非市场经济国家”实施反补贴法的贸易政策,开创了美国对“非市场经济国家”征收反补贴税之先河。为此我国政府和生产商应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 【论文关键词】 补贴 反补贴 补贴政策 反补贴政策 一、中国在补贴方面的特点及其理论源流 我国的出口补贴政策基本特点是维持时间长、名目种类多、覆盖范围广。入世之前,补贴主要源于体制因素,源于体制内在惯性和本质要求。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条件下,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有着特殊的地位,政府理所当然在政策上会对其有所倾斜。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基于国际环境和本国国情我国选择了外向的经济发展战略。越来越多的企业受到政府的补贴,同时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越来越依靠补贴政策(主要是税收优惠和减免)吸引外资,推动宏观经济发展。 从理论源流上来看,补贴应该归因于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影响。二次大战后日本政府率先在半导体产业和高科技产业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日本、美国在国际贸易中实施战略性贸易和产业政策对我国出口补贴政策亦有相当影响。综观我国补贴政策的发展演变轨迹,不难看出其既有体制原因也有战略性贸易政策因素,其发展趋势呈现体制因素逐渐减少而战略性贸易因素逐渐增加的规律性。政府积极地运用补贴或出口鼓励等措施对那些被认为存在着规模经济、外部经济或大量“租”的产业予以扶持,扩大本国厂商在国际市场上所占的市场份额,把超额利润从外国厂商转移到本国厂商,以增加本国经济福利和加强在有外国竞争对手的国际市场上的战略地位。 二、美国反补贴政策的演变 根据美国联邦统计署网站公布的数据,我们可以发现自1983年起,美国对华贸易就开始出现逆差。尤其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两国之间的贸易逆差不断的扩大,至2005年突破2000亿美元,2006年高达2325.5亿美元。图1即为中美贸易差额的变化图。 反补贴的相关法律可以追溯到美国的《1897年关税法》,其中有关的反补贴条款构成了美国最早的反补贴法的具体内容;《1930年的关税法》对其原有的反补贴政策则做了进一步的细化;《1974年贸易法》对反补贴的实施进行了更为详细的解释;东京回合后,美国国会又制定通过了《1979年贸易协定法》。之后,美国的反补贴法又经历了《1984年贸易和关税法》和《1988年综合贸易和竞争法》的修订。直到1994年,美国国会又***了《1994年乌拉圭回合协议法》,它基于WTO《补贴和反补贴措施协议》(SCM),此协议法对美国有关补贴和反补贴法的内容又做了进一步的修正。美国众议院在2005年7月27日,以225:168票通过了由共和党议员英格利希提出的《美国贸易权利执行法案》,要求改变现有的美国现行的反补贴条款。其中在某些条例上加入了“包括非市场经济国家”以及“对中国产品调查遇有特有的困难时,可以根据中国以外的情况和条件进行调整”等等。该行动隐晦的把反补贴的矛头直接指向了中国。 2007年2月2日,美国贸易代表向外宣布:美国政府已就中国政府通过提供多种补贴的方式推动相关行业的产品出口,并对美国的有关出口产品采取歧视待遇一事,向世界贸易组织提起申诉。所述产业涉及钢铁,木材,纸业,信息技术产品,服装等行业。 三、美国反补贴政策变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从上面的各项法规的演变中,我们可以发现在这个事件中,美国拿铜版纸开刀,其实际意义在于把铜版纸的补贴案作为其对华贸易政策改变的一个“突破口”,一旦成为既定的事实,纺织,钢铁等对美国出口量较大的行业很可能成为下一个反补贴调查的对象,更让人担心的是如果其他国家仿效美国的做饭,将对我国的出口造成非常不利的影响。 从企业的角度来看:首当其冲的就是中国的企业,面临一系列的反补贴调查,有时反补贴和反倾销同时适用,对企业来说更是雪上加霜。不仅仅是企业的问题,更是一个行业的问题,当某个行业遭受反补贴调查时,不仅对企业日常的正常运营有重要的影响 ,更面临高税率的惩罚。我国还有相当一部分产业属于“幼稚产业”,缺乏国际竞争力,如果没有政府的扶持和保护,在国际经济竞争中将惨遭淘汰,而国内相关产业退出市场后,外国厂商必然会抬高价格以追求超额利润,从而使国内消费者剩余减少。一个蓬勃发展中的支柱行业,在未达到一定的规模经济之前,若受到反补贴调查,那无疑不仅会影响整个行业,更会影响整个国民经济。 从政府的角度来看:反补贴相对于反倾销有更大的危害,因为从涉及的产业来看,反补贴调查具有广泛性,将涉及所有产业,从涉及的主体来看,被调查的是政府的行为,如果说反倾销只是对中国经济上有影响的话,那么反补贴更具有政治上的意义,因为一国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和干预将受到他国的间接干涉。所以,我国政府对经济的调控手段将会受到很大限制,因为其他国家随时都有可能对我国发起反补贴调查。一国成功的反补贴以后,别国很可能争相模仿,以至于本国在国际贸易上没有话语权,从而导致本国的经济受到根本性的影响。 从国家战略的角度来看:我国为了减少美国的反补贴调查,可能按照美国所设定的“市场经济”标准自动减少对产业的扶持、自动减少国有企业,而不是切实的根据本国国情做出改变,这会影响我国的宏观调控政策和总体经济计划,甚至影响国家战略。国家战略的改变,继而可以深远影响到我国经济的长期高速的发展。 当然,在看到反补贴影响我国经济的同时,我们也看到美国的做法并不是“零和博弈”。 中美贸易在国际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中国受制于反补贴政策美国是有利的,但是长期来看,必然会导致一个两败俱伤的局面。目前,进口铜版纸仅占美国国内纸业市场的5%,向中国征收反补贴,最终受害的将是美国消费者,因为他们将不得不承受更高的纸张成本。美国大规模征收反补贴税同时将会给美国经济带来巨大的风险。 四、中国应对美国反补贴政策方法研究 1.结合我国实情,在WTO补贴和反补贴政策允许的范围内,调整我国的补贴政策。调整方向从以往的补贴生产转向补贴生产要素,要素补贴应成为未来我国补贴政策的主导形式。 在出口补贴受禁止的情况下,如果政府继续运用补贴政策以促进某些产业的发展,那么就应将补贴对象从产品转向生产要素。因为在国际贸易环节实行的补贴行为最容易遭受外国政府和企业提起反补贴调查。生产要素是国家和企业竞争力最重要的来源之一,对生产要素实行补贴,其补贴形态具有间接性、模糊性和非生产性,既不会引起外国政府和企业的反补贴申诉,又能逐渐提高国家和企业的竞争力。补贴政策需要有重点,使补贴政策向基础生产要素倾斜,主要向基础教育倾斜,其次应向高新科技研发倾斜。补贴生产要素,目的是要从根本上改善要素质量或者企业发展所需要的人造要素,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我国的比较优势结构。 2.产业发展战略应以美国式产业为主,同时兼顾日本式产品战略研究的优势。在长远上以产业调整应对反补贴。 我国的产业应该充分的借鉴西方产业发展过程中优秀的部分,例如美国,就十分重视基础理论研究,战后以来一直执基础科学之牛耳,掌握了全球大部分核心技术。美国人引以自豪的企业战略,是以新技术开发和扩散为竞争方向的战略,从而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战后的日本则是典型的追赶型经济,根据自身的特点,选择了“拿来主义”政策,追踪美国新技术,购买知识产权,然后设法“精雕细刻”,不断降低产品成本,提高产品质量的策略。我国企业可以取其精华,发展自己。 3.我国的企业应该通过合法途径实现自我保护。同时改进企业生产管理技术、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的竞争力。 若我国出口产品在国外受到反补贴调查,被确认为受补贴产品,要征收反补贴税,而事实并非如此,这时,企业要主动与政府交涉,要求政府出面与进口国政府磋商解决。如果磋商无效,则提交至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构。但是从根本上来说,我们也需要看到只有企业改进生产管理技术,降低成本,提高产品的竞争力我们才能在保持国际贸易顺利进行的条件下在反补贴问题上取得主动权。一些企业自身的设备落后,管理能力不强,寄希望于国家的税收优惠和补贴政策,但接受补贴就存在遭到反补贴诉讼的风险,结果是受到更大的损失。要想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企业必须从自身入手,积极引进新技术、及时进行设备更新、借鉴成功的管理经验,既保证产品质量,又提高生产效率。 4.完善制定专门的法律,对各级政府对企业的补贴行为进行规制。各级政府要在已有的或将 要制订的政府规章和具体政策措施中,应考虑与世贸组织《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的一致性。 我国是一个负责任的贸易大国。根据WTO的规定和我国入世承诺,我国应该取消所有的对国有企业的直接补贴,取消被WTO视为“红色补贴”即禁止性补贴的任何出口补贴和进口替代补贴;对于“黄灯补贴”即所谓可诉补贴,应遵循WTO《补贴和反补贴措施协议》的规定,在数量和程度上严格控制,力求将从价补贴率控制在2%以内,以避免引起国外不必要的反补贴调查,而对于“绿灯补贴”则可以做相应的政策安排,充分利用,提高其效用。据悉,美国、欧盟作为全世界反补贴措施的最主要使用者,已在密切关注我国各类补贴政策和信息。可见,要想在国际上立于不败之地,首先要独善其身。 5.协调好政府和企业的关系。政府主管部门应当设立专门的补贴评估机构,对可能遭受的反补贴产品出口时进行评估,同时也要对其他国家的产品进行评估,建立一个良好的国际贸易环境。 政府要彻底转变角色,不直接干预企业的经营和投资活动;职能转变为为企业提供经贸信息、法律咨询为主导的服务功能。建立有权威、有协调能力的中国出口企业联合会之类的纪律性组织,普及补贴和反补贴知识,重视培养各层次熟悉世贸组织规定的法律人才,在开通专门网站的同时还要积极维护管理,及时与企业沟通,让企业有充分的思想准备,积极进行反补贴应诉。 参考文献: 丁焱焱:美国对华铜版纸反补贴案解析[J],WTO经济导刊,2007(5) 梅育新:美国对华反补贴的演变和走向[J],新理财,2007(5) 曹毅力:中美铜纸反补贴案的分析与启示[J],国际经贸探索,2007(8) 武长海:美国反补贴法的中国应对[J],WTO经济导刊,2005(9) 邓洪波:如何应对美国反补贴税法[J],中国经济周刊,2005(36) 夏华:完善补贴和反补贴制度.积极应对国外反补贴调查[J],经贸,2004(12)


中美贸易战影响论文篇8

关键词:国际贸易;国际直接投资;贸易与投资关系

在贸易方面,2013年中国货物进出口4.1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7.6%,居世界首位。在投资方面,根据《2013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迅速,2013年突破千亿美元,同比增长22.8%。与此同时,投资覆盖的国家(地区)更为广泛,截至2013年底,中国1.53万家境内投资者在国境外设立2.54万家直接投资企业,分布在全球184个国家(地区)。在“走出去”的战略指引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势头良好。

在这样的背景下,挖掘投资与贸易的关系显得更为重要,两者之间的关系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发展产生直接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和目的多种多样,这些投资对贸易是产生正向的补充和创造作用还是负面的挤出和替代效应,有待实证。

一、文献综述

1.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替代关系理论

在1960年海默首次突破自然禀赋理论解释了美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后,FDI理论进入国际生产分工的理论阶段,经众多学者发展成为垄断优势理论。在市场不完全的基础上,企业特定优势成为其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条件之一。

弗农将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行为解释为对出口贸易的替代。该理论分析了跨国公司在创新期、成熟期和标准化时期的对外投资的行为。但该理论局限于跨国公司制造业产品,并且不适用于解释发达国家直接互相投资的行为。

蒙代尔(1957)利用标准国际贸易模型研究证实投资与贸易的替代关系,即当OFDI不能发生时对贸易的影响。证明了对国际贸易的阻碍会促进资本的流动,而对资本流动的限制则会促进国际贸易。

2.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互补关系理论

小岛清的理论基于日本对美投资,强调国际生产分工,并指出国际资本流动还包括技术、人力资本、管理经验等。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都支持贸易创造理论,认为在规模报酬递增的条件下,跨国公司在专利技术、管理方式上具有专有优势,会与其海外子公司产生大量的公司内贸易。Lipsey等在80年代的研究证实了海外生产和母国出口具有互补关系,在2000年对日本、瑞典、美国的跨国公司的研究证明了OFDI与贸易互相补充的观点。

3.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权变关系理论

权变关系理论综合了以上两种观点,认为贸易与投资的关系存在“门槛”,而不具有统一解释。陈立敏(2010)汇总了一些国外学者的观点,例如Bergsten(1980)认为,投资与贸易替代或互补是由国际化投资程度决定的,而Markuson和Svenson(1985)的观点是二者关系取决于贸易与非贸易要素之间是否合作。Gray(1998)指出,对外投资的动机和类型直接影响了它与贸易的关系,Head与Ries(2001)指出对外投资的水平或垂直决定了它与贸易的关系。Blonigen(2001)的研究认为,投资与贸易的关系与投资的短期和长期效应有关。Svenson(2004)指出,这与其涉及的产业分类精细化程度有关。

二、实证分析

1.变量选取

本文研究内容是中国对外贸易与国际投资行为的关系,因变量为中国对外贸易金额,自变量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DFI)和外商对中国直接投资(FDI)。与贸易有关因素还有很多,如一国GDP和人均GDP,鉴于以往学者的研究,可以很清晰地认识到这些变量与OFDI和FDI有着显著的回归关系,因而本文只选取OFDI和FDI为自变量。

本文选取我国2004年~2012年对北美洲、拉丁美洲、欧洲、非洲、亚洲、大洋洲的贸易及投资数据。其中贸易指标为中国对各地区海关货物进出口总额(万美元),投资数据来源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2.实证检验

(1)模型建立

由于本研究使用面板数据,本文采用ADF检验法对进行单位根检验,最优滞后期由SIC原则自动判断。得出结论:序列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均为一阶单整。

其中i代表地区,j代表时间。TRADEij表示j年中国对i地区的海关货物进出口总额,OFDIij为j年中国对i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FDIij表示j年i地区对中国的实际投资额。

此时R2为0.84,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和外商对华实际投资对贸易额具有较好的解释作用。模型可表示为:

经检验,模型不存在异方差,具有一阶序列相关性。修正后不再具有序列相关。此时模型应为:

(2)模型分析

FDI每增长一万美元,双边贸易额就会增加十万美元,而OFDI每增长一万美元,会使贸易额增加二万八千美元。可以看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和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对于国际贸易具有正向的影响,且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对于贸易的促进作用更大。

根据新新贸易理论,投资与贸易一体化的原因在于公司内贸易和产业内贸易。产业内贸易通过企业专业化和规模化促进增长。公司内贸易则说明,先有对外投资才有贸易产生,因此投资是贸易的先导。但一般理论认为,在中国是贸易先行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起步较晚,基本遵循贸易在前为投资积累经验、熟悉市场,再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根据实际情况和理论分析可以看出,外商对于中国的投资目的在于产业转移,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尚不具有这样的性质。并且,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增加了跨国公司位于中国的子公司对机械设备和技术等方面的需求,从而拉动了中国与投资母国之间的贸易。

三、结论与建议

中国一直以来是吸引外商投资的大国,同时对外直接投资增长迅速、区域分布广泛,在各个行业都有所涉及,但集中于资源和初级产品制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持续大幅上涨,在政策导向下,商品结构也发生调整和优化。

通过实证分析,本文证实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和外商对华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是促进关系。根据学者们的研究可以发现,不同行业和不同类型的投资对于贸易的影响有所不同。对于一国贸易而言,对外直接投资应当能带来更多经济效益,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营收略显不足。

因此,应当根据国际经验选择适当的对外投资方式,使对外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同步增长,彼此促进,更好更快的带动我国国民经济的全面发展。应该协调贸易政策和投资政策,积极发展对外直接投资,从监管体系、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等方面全面提高对外直接投资质量,扩大对外贸易,推动我国跨国公司的建设与发展,提高跨国经营企业综合竞争力,尤其注重提高企业创新能力,培养国际化人才,同时规范海外企业经营,提升经济效益,选择适当的国际化战略。

参考文献:

[1]陈立敏.贸易创造还是贸易替代: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关系的研究综述[J].国际贸易问题,2010(4):122-128.

[2]党远鸿.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关系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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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Mundell,R.A.(1957):International Trade and Factor Mobility,Ameri can Economic Review.

[5]Markuson,James R.and James R.Melvin(1983):Factor Movements and Commodity Trade as Complements.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es,13:341-356.


中美贸易战影响论文篇9

[关键词]TPP;对外贸易;负面影响;中国策略

[DOI]10.13939/ki.zgsc.2016.24.251

《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TPP),是一个涉及关税、投资、竞争政策等多领域的多边自由贸易协定,被认为是至今为止最为重要和全面的区域自由贸易协定。按照TPP官方概要所述:其宗旨是在缔约国促进经济增长、支持工作岗位的创造和维持、增进创新、生产力和竞争力、提高生活水平、减少贫困、进而促进透明度、良好治理以及劳动和环境保护。这份协议的最终目标在于亚太地区的自由贸易和区域一体化。

1 TPP的主要特征

随着美国在2009年的高调加入,TPP成员国规模得以进一步扩大,协议内容也不断完善丰富。主要呈现三个显著特点。

一是更为严格的协议标准。从内容上看,TPP在相关领域中对成员国提出的标准均大大超越了FTA的现有水平。在知识产权保护领域,TPP提出明显高于TRIPs的产权保护要求。在服务贸易领域,TPP最终有望实现所有贸易品零关税;在市场准入方面,TPP采取自由化程度更高的做法,向所有服务部门提供准入前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仅对少数特殊行业设置例外条款。除此之外,在劳工、国有企业和政府采购等领域,TPP较之传统FTA协议,其内容更严格,标准亦更高。二是协议覆盖范围广。TPP的覆盖范围则明显超越了亚太区内的任何自由贸易协定。其包含知识产权、劳工、临时入境、国有企业、政府采购、金融、能力构建等亚太区绝大多数FTA尚未涉及或较少涉及的条款,体现了全方面覆盖的特点。除此之外,在地域范围上,TPP也突破了传统自由贸易区的区位限制,TPP协议当前的成员国已经遍及南北美、亚洲及大洋洲,成为覆盖面较广的全球性协议。三是政治倾向浓厚。美国于2009年的高调加入极大地推动了TPP协议的演进和扩张,也极大地影响了协议未来的发展走向。在对外贸易方面,TPP对于关税的全面减免、服贸方面最惠国待遇也有助于美国扩大其对于亚太地区的出口、推动其本国经济复苏。TPP对于彰显美国在全球规则制定中的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2 对中国对外贸易的负面影响分析

2.1 TPP可能大幅减少中国对外贸易总额

在对外贸易方面,TPP对于关税的全面减免、服贸最惠国待遇条款有望促进成员国内实现零关税贸易。这一现状极大地影响了我国与TPP成员国之间的贸易竞争力。在出口方面,我国制造业以低成本制造的贸易优势将由于TPP成员国之间关税的全面减免而不复存在,市场竞争能力难以保证。在进口产品方面,由于物质资源的客观限制和某些领域内技术壁垒的存在,我国在诸如石油、天然气等自然资源方面,一定程度上需依赖进口资源。在涉及特定独占技术的领域,诸如特种钢材中,亦不得不依赖进口国外产品支援国内建设。进出口需求的不对称关系,可能引发对外贸易关系的失衡,恶化我国对外贸易环境。

2.2 TPP可能大幅降低我国工业产品在国际上的竞争优势

随着TPP框架下自由贸易经济圈的成立,各成员国之间的工业出口成本得以大幅降低,中国则会随之丧失工业上的出口优势。同时,中国在未来若有加入TPP的意愿,则必须将国内的相关规章制度向其提出的在劳工、环保、知识产权等的更高要求靠拢。这时,各项成本将相应提升,中国制造原本的低成本优势亦将不复存在。同时,东南亚国家更为廉价的劳工环境吸引诸多外资企业前往投资建厂,中国制造的国际形势遭遇的挑战将会愈发严峻。

2.3 对我国与东亚、东南亚国家的经贸关系造成不利影响

作为我国长期稳定的贸易伙伴,东亚及东南亚地区受中国的经济发展带动,双方一直享有稳定和谐的经贸关系。其中,东南亚四个成员国新加坡、文莱、马来西亚、越南与我国同属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持续向我国供给中药资源。日本作为我国在亚洲地区最大贸易伙伴,与我国之间保持着持续增长的贸易数额。随着TPP协议的签订,覆盖全球的自由贸易经济圈开始形成,我国同东亚、东南亚等周边国家的经贸关系就会相应地受到影响。

3 中国的应对策略

TPP是一个非常严格和高标准的区域经济协议的路径选择。美国在TPP市场准入问题上,设立了中国目前难以达到的严苛条件。面对TPP带来的诸多难题,中国如何面对挑战积极应对,寻找自身发展的长足优势是讨论的重点。

3.1 中国应大力发展对外贸易事业,推动我国自贸区的进一步发展

TPP所带来的对外贸易额减少,显示着我国需要尽快建立我国为主导的自贸区建设。中国应借助原有的贸易桥梁,强化与原有贸易国家的关系,巩固友好地位。可以选择将以前拥有的东盟贸易区,其他国家贸易区等进行升级,在市场准入、政策优惠上面加大力度,发展我国在对外贸易中主导地位和自身优势。同时关注中非原有贸易桥梁,冲抵TPP带来的贸易包围问题。

3.2 提升中国制造业的世界认可度,发觉自身产品的新优势

TPP框架内对于成员国的劳工和知识产权等政策做出了严格规范,我国现有劳动密集型产业受其影响,不能降低成本,价格上涨导致竞争力的降低。针对TPP的贸易准则,我国应该对制造业的产业环节进行一定程度的调整。在完善劳工标准和环境保护制度的同时,延长中国制造业的产业链,分阶段的降低我国制造业的关税水平。充分发掘中国制造的特点,提升产品质量,以产品特色为本身吸引外贸企业,提升市场竞争力。

3.3 加强周边国家合作交流,实现互助共赢

可以中韩自贸区协定为起点,促进中日韩自贸区谈判,找寻大范围内的包容与合作,实现互利各自的发展与进步。而东南亚地区不仅是我国重要的对外贸易伙伴,更是可以成为我国产业转移的发展区域。可以对相对落后的国家实行单方面的关税减免,成为更多国家的合作伙伴,除去经济利益外更要关注这些国家或地区的战略价值。

3.4 加强与美国的沟通,推进亚太地区的一体化发展

中美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需要相互协作、共同发展,其本身也有很强的经济互补性。中美两方在TPP上达成共识将是可期待的未来,只有双方共同推动,和谐共处才有可能实现TPP的长远发展。分裂为两个集团,只会导致双方都失去最大的福利。中美之间的互信互利需要依靠双方积极谈判,寻找合作的基础点,不断扩大共识,互相包容,共同发展。

4 结 论

TPP作为复杂程度高,全球最大规模的贸易协定,对亚太各国乃至世界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中国而言则利弊共存,这时需多管齐下,化阻碍为动力才能实现我国对外贸易的长足发展。

参考文献:

[1]周睿.中国加入TPP的经济效应分析――基于GTAP模型的模拟[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4(11).

[2]龚柏华.TPP协定投资者――东道国解决机制评述[J].世界贸易组织动态与研究,2013(1):59-67.


中美贸易战影响论文篇10

关键词 国际关系理论 相互依赖 中美学者 比较

20世纪下半叶,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 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日新月异,经济全球化的步伐也在不断加大,不同国家间经济联系和相 互依赖程度日益密切。与此同时,经济相互依赖如何影响国家间的政治关系成为一个热点问 题,受到各国政府部门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并发展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中一个重要的理论 增长点。国外不少学者纷纷投身于这一领域的研究。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活动不断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中国与世界各国经贸往来日益密 切,形成了全球相互依赖网络中的重要一环。因此,经济相互依赖具有什么样的政治后果也 同样成为了中国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关注的重点,并出现了一批相关的研究成果。 但是,同国 外相关研究比较,不论是研究方法还是研究的深度,中国学者的研究都存在很大的差距。本 文从多个角度比较了中美学者在该问题上的相关研究成果,以期为国内同行研究经济相互 依赖的和平效应提供理论和方法上的借鉴。

关于相互依赖理论的早期研究

早期对于相互依赖理论的研究偏重于主观的价值判断,表达了一种追求世界和平的良好愿 望,充满了乐观主义的情怀,研究重地在欧洲。

第一阶段为1912年以前,以诺曼R26;安吉尔爵士(Sir Norman Angell)的《大幻觉》为界。 由于这一时期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主要是以贸易为 主,因此研究也仅从贸易的角度出发分析了贸易与和平之间的关系,因而被称为 “贸易和平论”,代表性人物有埃默里克R26;克吕塞(Emeric Cruce)、孟德斯鸠(Baron deMontesquieu)、亚当R26;斯密(Adam Smith)、大卫R26;李嘉图(David Ricardo)、杰拉米R26;边 沁(Jeremy Bentham)、詹姆斯R26;密尔(James Mill)、约翰R26;斯图尔特R26;密尔(John StuartMill)、理查德R26;科布登(Richard Cobden)等。他们都认为自由贸易对各参与国家具有巨大的 “纽合”作用,可以把国家团结起来,因此消除贸易壁垒是实现永久和平的唯一途径,甚至 可能导致国际政治的完全消失。 [注:Sir Norman Angell. The Great Illusion, London: W. Heinemann, 1912;Copeland D.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20(4), 1996:5 -41;常欣欣.试论不对称的经济相互依赖与和平的关系.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1(2):76-8 2;常欣欣.和平与经济相互依赖关系的理论考察.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1(5):65-69] 由此可见,在这一阶段相互依赖还并未上升为独立的研究 主题。

第二阶段为1912年至1945年,许多学者投身于相互依赖理论的研究,但研究重地依然在欧洲 。诺曼R26;安吉尔爵士的《大幻觉》是典型的代表。他在《大幻觉》中预测到,国家间的经济 相互依赖使战争对所有人来说都是破坏性的和代价高昂的,在相互依赖的情况下,战争成为 一种无异于“商业自杀”的无利可图的行为。拉姆齐R26;缪尔(Ramsay Muir)在《相互依赖的世界及其问题》中认为,在全球相互依赖的情形中,战争失去了所有的意义,但只有在世界性的毁灭性战争发生后才能使各国明白这一点。 法国人弗朗西斯R26;德莱塞(Fran cis Delaisi)指出,“和平最终只能通过广泛引入自由贸易来确定……这将意味着迅速回 归到普遍的繁荣,广泛的经济相互依赖的法则将大行其道”。 [注:Wilde J d. Saved from Oblivion: Interdependence Theory in the First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A Study On the Causality between War and Complex Inter dependence. England: Brookfield, 1991:128]但他认为自由贸易并不能解 决所 有的问题,还需要政治上的合作和协商。戴维R26;米特兰尼(David Mitrany)被称为功能主 义之父,而日益增长的相互依赖构成了功能主义研究的出发点。我们这个时代产生了一个全 新的元素,这是基本的也是不可避免的,即世界上第一次出现了世界问题和世界活动,这些 问题和活动都不能逃避已经存在的政治的范围和控制。 [注:Ibid:170]爱德华R26;卡尔(E.H. Carr)在 1942年代的《和平的条件》中写到,相互依赖已经成为了国家生存的不可逃避的事实,“国 家自决的政治权利必须和眼下迫在眉睫的相互依赖相协调”,并对忽略相互依赖这一事实的 做法提出了警告。卡尔认为,相互依赖是一种约束国家的行为。 [注:Wilde J d. Saved from Oblivion: Interdependence Theory in the FirstHalf of the 20th Century:A Study On the Causality between War and Complex Interd ependence:179]

这阶段学者们对于相互依赖的研究具有以下三个特点:(1)研究对象突破贸易,扩展到经 济相互依赖,即包含贸易、投资和金融方面的相互依赖;(2)对相互依赖并未进行准确的 界定,更多的是一种直观判断;(3)理想主义色彩严重,与当时的理想主义学派有着非常 密切的联系。早期相互依赖理论研究虽然理论化程度不高,但是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为 全球化背景下的相互依赖理论的研究提供了诸多启示。

美国学者对于相互依赖理论的研究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取代欧洲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重镇,这一转变同样体现于相互依 赖理论的研究中。美国学者对相互依赖理论的研究根据侧重点的不同也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20世纪70年代末期,这一阶段的研究以概念探讨为主。由于 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理想主义学派暂时处于低潮,现实主义在国 际关系理论中居于绝对主导地位。现实主义强调政治事务与经济事务相分离。但是随着世界 各国间经济联系的日益紧密,学术界重新兴起了对经济相互依赖的政治后果的研究兴趣,学 者们就如何界定和衡量相互依赖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注:Cooper R. The Economics of Interdependence: Economic Policy in theAtlantic Community. New York: McGraw-Hill, 1968; Cooper R. Economic Inte rdependence and Foreign Policy in the Seventies. World Politics, 1972,24(2):159 -81; Rosecrance R, Stein A. Interdependence: Myth or Reality?. Wo rld Politics, 1973,26(1):1-27; Rosecrance R, et al. Whither Interdepende nc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1977,31(3):425-471; Baldwin D. Interdepen dence and Power: A Conceptual Analysi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1980,34(4):4 71-506; [美]罗伯特R26;基欧汉,约瑟夫R26;奈.权力与相互依赖.门洪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最后以罗伯特R26;基欧汉(Rober t O. Keohane)和约瑟夫R26;奈(Joseph S. Nye)对相互依赖的权威界定而落定。基欧汉和奈 在《权力与相互依赖》中认为:“所谓相互依赖,是指国家之间或不同的行为体之间,有赖 于强制力或者说要付出代价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并宣布“如果交往并没有带来显著的 需要各方都付出代价的结果,则它不过是相互联系而已”,因此,简单的经济联系并不等于 相互依赖。 [注:罗伯特R26;基欧汉,约瑟夫R26;奈.权力与相互依赖:9-10]

第二阶段为20世纪80年代后至今。这一阶段的研究最大的特点在于受到科学行为主义的影响 ,相互依赖领域的研究在方法上日益多元化,案例分析、计量模型、博弈论和电脑仿真逐渐 进入研究的视野并取得重大突破,研究内容上不再仅仅局限于贸易和平论,而且关注国际投 资和国际金融对国际关系的影响。这个阶段的研究从观点上来说可分为以下三种:

1.经济相互依赖促进和平

所罗门R26;波拉切克(Solomon W. Polachek)首先构建了一个预期收益模型,认为国家间的 冲突将切断双边贸易往来,减少预期收益,降低福利,因此国家为了提高国内福利将不倾向 于挑起冲突,然后利用计量模型和大样本数据经验统计,对1958―1967年期间30对贸易伙伴 国的双边贸易流量和每年的“净冲突”(net conflict)之间的关系进行考察,发现贸易与 “净冲突”两个变量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从而证明了贸易能减少冲突的假设。 [注:Polachek S W. Conflict and Trade.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 ion, 1980,24(1):55-78]

波拉切克、约翰R26;罗伯斯特(John Robst)和张远清(Yuan-Ching Chang)通过扩展波拉 切 克的模型,逐一分析了第三方冲突、关税、外交援助、临近性(contiguity)、国家大小等 对国家间冲突/合作的影响,他们认为改善贸易条件的因素(如外交援助和临近性等)会减 少冲突,而恶化贸易条件的因素(如关税等)会增加冲突以及与大国的贸易相比,与小国开 展贸易更能够减少冲突。 [注:Polachek S W, Robst J, Yuan-Ching Chang. Liberalism and In terdependence: Extending the Trade-Conflict Model.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1 999,36(4):405-422]

理查德R26;罗斯克兰斯(Richard Rosecrance)通过分析大时段的历史变化以及具体的贸易国 家的兴起,证明贸易体系在未来是国家的必然选择。 [注:Rosecrance R. The Rise of the Trading State: Commerce and Conquestin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Basics, 1986] 马克R26;贾西奥罗斯基(Mark Gasiorow ski)和波拉切克考察了美苏缓和时期贸易与东西方缓和之间的关系,认为东西方国家间的 贸易有利于减少冲突,从而促进了东西方关系的缓和。 [注:Gasiorowski M, Polachek S W. Conflict and Interdependence:East-West Trade and linkages in the Era of Detente.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 solution, 1982,26(4):709-729]韩R26;多瑞森(Han Dorussen)和休 R26;瓦德(Hugh Ward) 认为贸易不仅加强了两个国家间的联系,还可通过非直接的联系使多个国家间建立紧密的关 系网络,当全球贸易网络变得日益紧密(dense)时,人们之间的交流加强,形成“全球共 同体”,嵌入这一网络中的国家也更具有合作性。 [注:Dorussen H, Ward H. Trade Networks and the Kantian Peace. Journ al of Peace Research, 2010,47(1):29-42]

随着全球化的到来,对外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的大发展成为重要的表现和特征,因此除了贸 易以外,一些研究还关注国际投资和国际金融对国家间政治关系的影响。彼得R26;汤普森(Pe ter Thompson)认为,两国间的对外直接投资(FDI)有利于抑制武装冲突、促进和平。其原因在于:第一,一旦两国发生冲突,相关的跨国公司将极力游说政府不使冲突升级,并确保 稳定和正常的双边关系。第二,国家领导人意识到跨国公司的国外业务是国家收入的重要来 源,战争和冲突将破坏跨国公司的国外业务,而国家领导人并不想破坏这部分的税收基础, 因而将尽力维持双边关系的稳定。第三,两国间的对外直接投资可互为“人质”,有利于避 免未来的冲突。二战后相关数据的统计分析明显地表明了这一点,而一战则从反面证明了这 一点(一战前欧洲各国间的贸易虽然很发达,但各国间的对外投资却极少甚至为零)。 [注:Thompson P G.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War: Economic D eterrence to Armed Conflic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Ph. D. dissertation,2003]斯蒂芬R26;布鲁克斯(Stephen G. Brooks)分析了生产全球化与安全的关系。他将该命题分解为三个小问题:(1)在军事技术方面,奉行自给自足对外经济政策的国家与奉行开放对外经济政策的国家相比是否存在明显的劣势;(2)军事入侵能否带来丰厚的回报;(3)地区经济一体化对国家间的安全关系有何影响。布鲁克斯研究发现,随着全球化生产结构的变化 ,规模经济效益导致奉行自给自足政策的国家在军事技术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生产全球化极大地降低了国家间军事入侵的回报;在 特定条件下,吸引对外直接投资,使长期存在安全竞争的国家进行地区经济一体化合作,从 而促进地区稳定,如南方共同市场。 [注:Brooks S G. The Globaliztion of Production and International Sec urtiy.Ph. D. dissertation, Yale University, 2001] 埃瑞克R26;加茨克(Erik Gartzke)、李泉(Quan Li)与查尔斯R26;博默(Charles Boehmer) 认为经济相互依赖虽然能够通过提高冲突的机会成本来抑制冲突的发生,但是这种 影响是非常小的。经济相互依赖促进国际和平的真正原因在于通过发送成本高昂的信号来表 示决心,而国际金融和国际投资等资本的跨国流动由于比贸易的规模更为庞大因而更能有效 地发送信号,从而导致其抑制冲突的作用也更为突出。 [注:Gartzke E, Li Q, Boehmer C. Investing in the Peace: Econ 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200 1,55(2)391-438; Fearon J D. Domestic Political Audiences and the Escalatio n of International Disputes.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994,88(3):577-592]

2.经济相互依赖导致冲突

肯尼思R26;华尔兹(Kenneth Waltz)认为,“紧密的相互依赖意味着交往的密切,从而增加 了发生偶然冲突的机会”。[注:[美]肯尼 思R26;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185]华尔兹 还指出,与国内经济相互依赖造成一体化不同,国际上的经济相互依赖由于 国家对相对获益的关注和对可能造成的依附的担心,合作将难以进行。由于国际社会处于无 政府状态,鉴于经济实力和政治实力之间的可转换性,因此,国家总是担心对方的经济实力 会转换成军事实力,对自己的安全构成威胁,时时处于一种安全困境之中。 凯瑟琳R26;巴比尔蕾( Katherine Barbieri)和拉斐尔R26;鲁文尼(Rafael Reuveny)认为, 经济相互依赖能给各国带来利益,但是其收益在国内的分配却隐含着冲突的因素。 [注:Barbieri K, Reuveny R.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CivilWar.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2005,67(4):1228-1247] 阿尔伯特R26;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则从另一个角度论证了不对称相互依赖的危险性。 赫希曼认为,国家可能故意与其他国家开展商业往来,造成对方对自己的依附,从而使对方 难以摆脱其控制,通过这种手段来影响对方的对外政策,使其实施对自己有利的政策。他以二战前德国与中东欧国家开展经济往来和美国与夏威夷的经济联系为例,认为德国和美国作 为大国,都力图通过经济手段来达到控制对方的目的,而两者都成功了,美国把夏威夷变成 了自己的一个州,而德国在二战时期也得到了中东欧国家的支持。 [注:Hirschman A. National Power and the Structure of Foreign Trade. Be rk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

卡勒(M. Kahler)与 卡斯特勒(S. L. Kastner)则以韩国、中国和中国台湾为例,进一步考察了一个国家(或 地区)如何通过发展与对手国间的经济联系,即采取接触战略,来改变对手的对外政策。 [注:Kahler M,Kastner S L. Strategic Uses of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 Engagement Policies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and across theStrait. Jour nal of Peace Research, 2006,43(5):523-541]

3.经济相互依赖在一定条件下促进和平

从相互依赖的对称性来说,对称性的相互依赖和不对称的相互依赖所导致的结果也是不同的 。巴比尔蕾通过计量模型得出结论:即对称的相互依赖减少冲突,而不对称的相互依赖导致 更多的冲突。 [注:Barbieri K.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 Path to Peace or a Sour ce of Interstate Conflict.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1996,33(1):29-49;Barbieri K. The Liberal Illusion: Does Trade Promote Peace?. Ann Arbor: T 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2]

还有的研究从相互依赖的战略性和非战略性来讨论相互依赖的政治后果。所谓战略性相互依 赖,指双方交易的商品具有战略性(如石油),或者双方交易的商品供给和需求弹性较小。 波拉切克和麦克唐纳(Judy Mcdonald)提供证据证明某个国家对另一目标国家的进出 口的需求和供给弹性越小,行动者-目标国之间的冲突数量也越小。换言之,战略性的相互 依赖有助于约束国家行为,而非战略性的相互依赖则难以起到约束国家行为的作用。 [注:Polachek S W, Mcdonald J. Strategic Trade and the Incentiv e for Cooperation // Chatterji M, Forcey L, eds. Disarmament, Eco nomic Conversation and Peace Management. New York: Praeger, 1992:273-284]

朱迪R26;麦克唐纳(Judy Mcdonald)认为经济相互依赖导致和平的结论是否成立,有赖于国 家的发展水平。相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往来而言,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更加可能 导致和平。 [注:Hegre H. Development and the Liberal Peace: What Does It Take to B e a Trading State?.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2000,37(1):5-30]而将民主作为前提条件的研究认为,只有民主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才会实现 和 平,而民主和非民主国家以及非民主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会导致更频繁的冲突。 [注:Gelpi C, Grieco J M.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the D emocratic State, and the Liberal Peace // Mansfield E D, Po llins B M, eds.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New Perspective s On an Enduring Debate.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3:44-5 9; Bliss H, Russett B. Democratic Trading Partners: The Liberal Conne ction, 1962―1989.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1998,60(4):1126-1147; Oneal J R,Russett B M. The Classical Liberals Were Right: Democracy, Interdepende nce, and Conflict, 1950―1985.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1997,41(2):267- 293]鉴于国际 制度所发挥的功能,即降低交易成本,减少不确定性,为国家提供交流的平台等,因此,只 有在贸易集团或者国际组织中各成员间的相互依赖才能实现和平,成员与非成员或者非成员 相互之间的经济往来将导致更多的冲突。 [注:Mansfield E D, Pevehouse J C. Trade Blocs, Trade Flows, andInternational Conflict.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2000,54(4):775-808; Do russen H, Ward H.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the Kantian Peace: A Netwo rk Perspectiv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2008,52(2):189-212]戴尔R26;科普兰德(Dale Copeland)认为,真正 决定冲突或者和平的变量并非当前的贸易水平,而是对未来贸易的预期,如果当前贸易水平 很高,而预期很低,那么也有可能导致冲突;如果当前贸易水平很低,预期很高,则有可 能导致和平。 [注:Copeland D C.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 ity, 1996,20(4):5-41] 美国学者约翰R26;奥尼尔(John R.Oneal)和布鲁斯R26;拉塞特(Bruce M. Russett)在民主和 平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三角和平论。该理论将民主、经济相互依赖和国际组织三者结合起来, 认为民主、经济相互依赖和国际组织三者相互促进,共同促进国际和平。作者通过大数据的 统计模型,对1885―1992年之间的民主、经济相互依赖和国际组织对减少军事化冲突的效用 进行了计算,得出的结论是每一个因素都对促进国际关系和平发展具有独立的贡献,当两国 均为民主国家、经济上相互依赖或为多个国际组织的共同成员时,它们之间冲突的可能性将 分别减少33%、43%和24%,如果这三个因素同时存在,则冲突的可能性将减少70%以上。因此 ,从体系层次来看,民主国家越多、经济相互依赖程度越高、国际组织更加稠密的国际体系 ,更有可能是一个和平的国际体系,也就更有可能走出现实主义权力政治的恶性循环。[注:Russett B, Oneal J R. Triangulating Peace: Democracy, Interd ependence,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New York: W. W. Noton Company, 2001 ]

中国学者对相互依赖理论的研究

中国学者对相互依赖的关注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目前国内学者对相互依赖理论的研究大致 可分为三大类:理论的引入和介绍、理论分析、实证分析。早期的国内研究更偏重于引入 和介绍理论,进入21世纪后,中国学者更偏重于理论创新,在借鉴西方学者理论模型的基础 上尝试着探索属于我们自己的研究纲领。从研究方法来看,受到中国国际关系大学科发展的 影响,早期的研究主要是以定性分析为主。最近几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国际化步 伐的加快以及对研究方法的重视,中国学者开始关注经济相互依赖对国家间政治关系的影响 ,并且更强调实证研究的方法,纷纷采用案例分析法、博弈论和统计模型等方法。

1.理论的引入和介绍

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学者兴起了研究相互依赖的热潮,但是这一热潮仅仅维持了三年时间 ,因为在1993―1998年期间,几乎很难看到关于相互依赖方面的文献。直到1998年,梅然和 苏长和等学者发表关于相互依赖的文章才开始打破这种沉默。 [注:梅然.经济相互依赖与和平.欧洲,1998(5):20-27;苏长和.经济相互依赖及其政 治后果.欧洲,1998(4):34-39]迄今为止,大致还有以下学 者对引入和介绍相互依赖理论做出过努力。

周建平认为欧洲共同体成员国间形成了经济相互依赖的格局。 [注:周建平.欧洲共同体成员国经济相互依赖的加深和存在问题.世界经济文汇,1986( 1):52-56]黄苏认为区域经济集团化推 动了世界经济相互依赖新格局的形成。[注:黄苏.区域经济集团化与相互依赖的新格局 .世界经济,1992(5):27-32]张蕴岭指出,相互依赖关系体系中的矛盾是经常的 、广泛的,涉及各个方面,体现在贸易领域、国际资本流动领域和国际分工领域。这是因为在这个体系中同时存在着一系列制约因素。随着世界经济一体 化的深入发展,世界经济中各国之间、各经济活动领域之间的交织会愈益加深,从而在体系 内部的牵制与制约机制也就越会得到发展。 [注:张蕴岭.世界经济相互依赖关系中的矛盾.世界经济,1988(10):83]卢林对经济相互依赖理论进行了评介,并介绍了国际相互依赖理论的发展轨迹。[注: 卢林.国际相互依赖理论的发展轨迹.世界经济研究,1990(3):49-52]聂虹则比 较了权力政治与相互依赖在研究的基本单位、研究问题和主题等方面存在差异,最后指出, 权力政治理论并没有过时,相互依赖理论适合于解释低度政治,尤其是经济领域中的问题, 而高度政治仍需要用权力政治理论来分析。 [注:聂虹.权力政治和相互依赖――两种不同的国际政治观.世界经济与政治,1989(4) :63-68] 王世浚对国际经济相互依赖的概念、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经济相互依赖的论断、西方学者有关 国际经济相互依赖的主要观点从理论上进行了说明与分析。认为相互联系、相互依赖与相互矛盾、相互对立具有辨证的发展关系,在国际相互依赖关系的发展历程中,各国之间(或集团、企业之间)的相互依赖往往都是处于竞争、矛盾、协调、合作错综复杂的混合状态中,只要坚持国际协调,国际合作就是可能的。 [注:王世浚.论国际经济相互依赖.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2):3-9 ] 唐邵欣则以马克思主义的视野对现代资产阶级的“相互依赖理论”进行了评析。既具有合理性,同时也具有为资产阶级政治目的服务的特点,因此应该对资产阶级的“相互依赖理论”采取批判的借鉴态度。 [注:唐邵欣.评现代资产阶级的“相互依赖”理论.国际贸易问题,1991(10):56-59]余万里较早对经济相互依赖的政治后果进行了全面评述。作者首先介绍了关于相互依赖理论 的理论分歧,指出自由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对贸易能否促进和平存在截然相反的观点,并介 绍了相互依赖研究的三种方法:预期收益模型、博弈论和实证主义,然后指出了现有的相互 依赖理论在方法上存在的缺陷和空白,并且提出了今后理论发展的方向。 [注:余万里.相互依赖研究评述.欧洲研究,2003(4):51-61]周宝根分别对国内外关于国际贸易、国际生产和国际投资以及整体上的经济相互依赖对国际 安全的影响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梳理。并指出目前国内外较多地关注国际贸易与国际安全的 关系,但是对国际生产和国际金融与国际安全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则较少,这主要是由于国际 经济的实践和有关数据库的建设所造成的。 [注:周宝根.国际经济与国际安全的关系:一项研究述评.国际论坛,2007(1):43-49 ] 邝艳湘认为目前已有研究中,经济相互依赖促进和平的机制大致可划分为四种:机会成本说、信号传 递说、国内联盟说和外溢效应说。最后指出了相互依赖理论研究的意义以及未来的研究方向 。 [注:邝艳湘.经济相互依赖与国际和平.外交评论,2007(1):65-72;邝艳湘.和平还是 冲突?:经济相互依赖的政治后果.国际论坛,2007(3):44-48]

2.理论分析型

这一类型的文章主要以定性分析为主,从理论推理的角度来阐述经济相互依赖对国际政治关 系的影响,虽仍然带有文献综述的特点,但已经显示出进行理论创新的努力。与国外研究相比 ,中国学者对于经济相互依赖的政治后果的研究大致有五种不同的观点。

(1)相互依赖与 矛盾冲突是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矛盾统一体;(2)经济相互依赖能够促进和平;(3)经 济相互依赖导致冲突;(4)经济相互依赖在一定条件下促进和平;(5)经济相互依赖具有 战略限度,与和平/冲突间的相关性不大。 下面根据五种观点依次对国内文献进行评述。

第一种观点以马克思主义为分析方法,认为相互依赖与矛盾冲突是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矛 盾统一体,应该辩证地看待,这种观点主要存在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早期的国内文 献中。邓力平和罗君伟最早提出了这种观点。他们认为,一方面,随着科学技术革命的蓬勃 发展,国际分工体系内各国经济联系加深,资本主义各国间经济相互依赖日益深化;另一方 面,战后各国间经济依赖的深化过程,始终伴随着激烈的矛盾和冲突。这是因为在国际生产 关系制约下形成的相互依赖结构具有以下三个重要的本质特征,而这些特征决定了矛盾和冲 突的必然性,这三个特征分别是:世界市场的垄断性、资本主义国家间经济相互依赖关系的 不稳定性以及南北相互依赖关系的不对称性。因此,不断加深中的相互依赖以及不断发展中 的矛盾冲突是存在于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的两大基本趋势,而世界经济关系仍将在加深 相互依赖和充满矛盾中向前发展。 [注:邓力平,罗君伟.论战后世界经济中的相互依赖与矛盾冲突――从国际贸易结构变 化角度的分析.经济问题探索,1986(1):53-56]正如上面所述,王世浚也持这种观点。 [注:王世浚.论国际经济相互依赖.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2):3-9 ] 此外,黄苏和徐尧兴认为世界经济中的相互依赖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结果,是资本主 义内在本质的要求。经济相互依赖孕育着国家干预与国际调节等形式力图缓解这一矛盾,但 矛盾和冲突是经济依赖中不平衡和不平等性的必然结果,矛盾冲突反过来又推动着经济依赖 关系的向前发展。矛盾着而继续发展,依存中又不断冲突,这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在未来一段时期内的基本格局。 [注:黄苏,徐尧兴.世界经济中的相互依赖.世界经济,1989(9): 2-9]

第二种观点认为经济相互依赖促进合作与和平。张蕴岭、祁忠武等也认为,相互依赖必然带 来矛盾和冲突,但是合作与矛盾是相互依赖体系中的两个方面,在相互依赖的经济体系中形 成了一种相互制约的机制,对双方都有制约和牵制作用,使合作一般来说不至于发生破裂。 [注:张蕴岭.世界经济相互依赖关系中的矛盾.世界经济,1988(10):83;祁忠武.当代 世界经济中的相互依赖和合作.世界经济,1991(4):22-25] 宋国友指出,东亚国家之间为什么能够在冷战结束后维持长时间的和平和稳定,主要是因为 东亚国家之间形成了相互依赖的局面。宋国友根据詹姆斯R26;费伦(James Fearon)对战争的理性主义解释, [注:Fearon J D. Domestic Political Audiences and the Escalation of Int ernational Disput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94,88(3):577]指出战争的原因在于以下三点:第一,战争是有利可图的,即战争所付出 的成本是较低的;第二,战争是由于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第三,战争是由于承诺的不可信 性所造成的,而经济相互依赖能够提高战争的成本、加强信息交流、提高承诺的可信度以及 生成国际制度和塑造和建构国家偏好,从而能够消除战争的诱因。正是由于东亚国家间形成 了紧密的经济相互依赖局面,才使东亚地区维持了长时间的和平。 [注:宋国友.东亚为 什么是安全的.战略与管理,2003(6):55-60]余万里从国内政治的角度分析中美相互依赖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他认为国家间相互依赖的行为主体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抽象的作为整体的国家(及其政府 ),而是社会中的企业、集团和个人。伴随着跨越国界的商品、资金、技术、信息和人员的交往和流动,在相互依赖的 国家内部必然形成某种跨国性的利益共存结构。这种利益结构会通过国内政治过程对双边的 政治和外交关系产生作用,推动双边关系朝着稳定的方向发展。 [注:余万里.中美相互依赖的结构――理论分析的框架.国际论坛,2007(2):52-57庄宗明与蔡洁对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影响国际冲突的理论和方法进行了评述, 指出在不加任何限制条件的情况下,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都具有显著的消减冲突、促进 合作的净效应。另外,国际直接投资对国际贸易的增长起到了显著的推动作用,两者对国际 冲突的消减作用呈互补关系,相互促进消减国际冲突。 [注:庄宗明,蔡洁.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能消减国际冲突吗.国际经济评论,2008(3 ):57-60]

第三种观点认为经济相互依赖将导致矛盾与冲突。卢林认为,尽管相互依赖关系为国际合作 创造了多种机会,但它同时也可以是国际争端和冲突的一个直接根源。并着重从历史和逻辑 的角度探讨了相互依赖关系与国际争端和冲突之间的内在联系,认为相互依赖关系所带来的 代价和国家行为的不自主性是引发相互依赖的国家间发生冲突的重要原因。 [注:卢林.论国际相互依赖与相互冲突.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0(3):65-73]于军认为,相互依赖关系中国家与市场的矛盾、 国家行为的不自主以及相互依赖的不对称都使相互依赖具有导致冲突的内在倾向,而不同领 域权力资源的转换则具有使冲突升级的性质,相互依赖与国际冲突间的内在联系是由国际社 会的无政府状态国家与市场两者的不同逻辑所决定的。“市场的逻辑是将经济活动集中在便 于发展生产并获得高额利润的地方;而国家的逻辑则是获取并控制经济增长及资本积累的过 程。二者对立的焦点在于:一方面,市场的力量促进了国际经济相互依赖,相互依赖反过来 有助于促进全球经济利益;另一方面,这种利益在各国的分配是不平均的……加之相互依赖 关系在经济和整个国力上势必加深国家对外的敏感性和脆弱性,而在一个由于资源短缺和主 权分割而呈现出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里,各国无不殚精竭虑地试图获得较多的利益,以增 强自己影响别国能力而减少别国对自己的影响,从而使相互依赖具有了导致冲突的倾向。”[注:于军.相互依赖与国际冲突.国际政治研究,2003(3):149]

第四种观点认为经济相互依赖既能促进和平,也能导致冲突,具体影响如何取决于一定的条 件。苏长和认为,依赖的不对称性和脆弱性以 及由此引起的国家行为自主性的降低,增加了国家对依赖带来的脆弱性的担心,为减少这种担心需要国际 制度来调整和控制跨国间的关系,使相互依赖关系稳定在一个相对信任的阶段,以保证相关 方安全持久地获益。因此,“高度相互依赖会不会引起国际冲突与既定国际制度的作用有着 重要联系”苏长和在该文中的观点基本上沿袭了基欧汉等新自由制度主义学者的分析思路 ,认为经济相互依赖是国际制度形成的前提,经济相互依赖通过形成国际制度来促进国际合 作和维持世界和平。 [注:苏长和.经济相互依赖及其政治后果.欧洲,1998(4):34-39]。 常欣欣系统地梳理了经济相互依赖(贸易)和平论的历史沿革以及对贸易和平论的质疑和修 正,指出经济相互依赖既包含有促进和平的因素,也包含有诱发冲突的可能,;全球经济联系的增强、各国之间在经济上的交流与合作虽然在一定意义上有利于和平因素的发展,但 具体分析经济相互依赖的性质、条件和其他因素,则会发现经济相互依赖远远不能成为国际和平 的保障。 [注:常欣欣.和平与经济相互依赖关系的理论考察.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1(5):65-6 9]

而从体系层面来说,中国学者也关注到了南北国家间的不对称相互依赖,认为这种相互依赖 是引发矛盾与冲突的重要原因。 [注:陈白琳.论南北经济相互依赖的不对称性.当代财经,1991(3):10-11;邓力平,罗 君伟.论战后世界经济中的相互依赖与矛盾冲突――从国际贸易结构变化角度的分析.经济问 题探索,1986(1):53-56] 常欣欣则重点考察了这种不对称相互依赖引发冲突的原因 ,认为南北关系中的不对称性相互依赖不仅不能有效制约霸权国家,反而有利于霸权国家利 用优势地位发动战争,而且造成了南北方的贫富差距,使南方国家普遍贫困,导致冷战结束 后发展中国家内部冲突不断发生以及为了改变不公平的国际经济体制这一现状,民族国家之 间争夺权力与利益的斗争加剧。因此,“只有‘经济相互依赖+平等的依赖关系’”才是我 们所应争取的构建21世纪国际和平的经济保障。 [注:常欣欣.试论不对称的经济相互依赖与和平的关系.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1(2):7 6-82] 郎平从国家决策的路径入手,引入了“对贸易收益的判断”这一变量,认为只有在战争收益 接近于零并且国家对贸易收益的判断为正时,贸易水平的增加才能推动国家间的和平。然后 作者以中美关系中的经贸因素为例对以上理论分析进行了检验,得出的结论是:20世纪90年 代中期以后,以美国放弃将贸易最惠国待遇问题与人权挂钩这一事件为标志,美国对中美贸 易收益的判断有了积极的、重要的转变,直到此时贸易才可以成为两国政治关系的“黏合剂 ”。因此,对中美关系而言,经贸因素今后是否能够成为中美关系的和平力量和“压舱石” 将取决于双方对贸易所带来收益的判断。 [注:郎平.贸易是推动和平的力量吗?.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10):45-51]

第五种观点认为经济相互依赖有其战略限度,国家的最高目标是确保的不可侵犯性和政 治安全,经济往来只是达到这个目标的手段。梅然从相互依赖的定义出发,认为“维护 和平根本不是相互依赖的政治影响中全部的而且是恒定的内容。相互依赖既可能给和平带来 机会,也可能招致风险”。所以相互依赖并不必然地增进和平,和平的基本的或更重要的原 因在于相互依赖之外。梅然认为经济相互依赖促进和平的观点主要是基于欧洲与北美洲等发 达工业化国家的经验,而二战后这些国家间之所以能够维持和平,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两级对 抗的冷战格局、美国承担了军事安全方面的负担、国际经济管理体制发挥作用、科技进步和 “民主和平论”的影响,而不是紧密的经济相互依赖所导致的结果。[注:梅然.经济相 互依赖与和平.欧洲,1998(5):20-27]

宋国友在《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及其战略限度》中指出美国的对华战略走向将决定经济相互依 赖的作用,而不是相反。文章指出,作为美国对华战略的手段和结果,中美之间已经形成了 较深的经济相互依赖。但这种经济相互依赖表现出的是典型的现实主义特征,而非自由主义 色彩,权力和安全等要素渗透到两国的经济交往中。此外,中美之间还面临着台湾等现实问 题的极大制约。在多重因素的共同影响下,中美经济相互依赖未必会导致和平,因此中美关 系的未来并不确定。 [注:宋国友.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及其战略限度.现代国际关系,200 7(5):58-64]

通过把利益集团纳入到贸易和冲突的分析框架中,宋国友还探讨了贸易增长对国内不同贸易 利益集团的影响以及利益集团在政府对外政策中的作用及其限度,主要结论是议题领域的不 同是制约利益集团发挥作用的重要制约因素。在经贸领域,贸易集团的作用是相当显著的, 但在安全领域,或者是涉及安全的经贸领域,其所能发挥的作用是相当有限的。 [注:宋国友.贸易增长、利益集团与国家间冲突.现代国际关系,2004(6):18-23]

通过回答两个紧密相关的问题来回答贸易是否是推动和平的力量:一是贸易能够在多大 程度上影响国家的和平决策?二是贸易在什么条件下可以成为推动和平的力量?郎平通过逻辑推 理并结合冷战后新的政治经济现实,认为贸易既体现出和平的一面,也体现出冲突的一 面。贸易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推动和平取决于两国贸易在国家利益中的定位以及贸易利益与安 全利益的排序,贸易是否能够推动和平则取决于冲突所涉及的安全利益是否存在“生死攸关 ”的情况。 [注:郎平.贸易何以促成和平――以中美关系为例.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11):24-31 ]

3.实证检验型

进入21世纪后,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开始重视研究方法,这种发展趋势也影响了中国学 者对相互依赖的政治后果的研究。

余万里认为,在相互依赖条件下,国际权力的结构和运行 方式出现了质变,因此带来了以政策互动为基础的国家间关系模式。国家间的政策互动为跨 国公司政治行为创造了空间,由于跨国投资的“沉没成本”,跨国公司的基本政治角色是维 护国家间关系的稳定,跨国公司的政治作用主要表现为政治动员、议程塑造和信息沟通三个 方面。由于美国是一个“弱国家,强政府”的社会,且中美关系是21世纪最重要的一对双边 关系,因此余万里在其论文中以中美关系中的人权纷争、经贸摩擦以及美国对华出口管制为 例进行了考察,发现美国跨国公司在美国的决策过程中扮演了一个十分显著的角色,跨国公 司的政治行为有助于中美双边关系的稳定。 [注:余万里.美国跨国公司与九十年代的中美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论文 ,2004]

庄宗明和蔡洁通过构建模型考察了国际贸易影响国际冲突的机制,贸易可以减少发起国对目 标国的冲突,同时,在全球化的条件下贸易能更好地消减国际冲突,然后作者利用亚洲国家 1991―2000年的面板数据所做的经验分析证明了国际贸易对国际冲突的确具有显著的消减作 用,并能促进国际合作。 [注:庄宗明,蔡洁.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能消减国际冲突吗.国际经济评论,2008(3 ):57-60] 蔡洁与周世民考察了国际直接投资对国际冲突的影响,所得出的结论是:在一国追求本国效用最 大化的条件下,国际直接投资越多则国际冲突越不容易发生,国际直接投资的增长可以减少 发起国对目标国的冲突。作者采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中27个国家及中国、新加坡在1991― 2000年间的面板数据做实证分析,证明了国际直接投资对国际冲突的确具有显著的消减作用 ,并能促进国际合作。 [注:蔡洁,周世民.国际直接投资消减国际冲突的实证分析.南开经济研究,2008(3):10 4-117] 邝艳湘以多瑞森的模型为基础,通过构建一个动态的多国模型,从理论上证明了国际贸易的 和平效应随着对外开放度的增大以及参与国际贸易体系的国家数目的增多而加强。然后利用 1980―1989年和1990―2001年有关国家之间的贸易与冲突数据,实证考察了冷战结束前后两 个 不同历史时期国际贸易和平效应的大小。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的结果表明与冷战时期相比, 冷战后国际贸易的和平效应显著增强。 [注:邝艳湘.国际贸易和平效应的演化:理论与实证研究.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 9(5):81-93] 邝艳湘通过借鉴马克R26;克里森兹(Mark J. Crescenzi)的退出模型(exit model), [注:Crescenzi M J. Economic Exit, Interdependence, and Conflict. The Jo urnal of Politics, 2003,65(3):809-832]构建了一个五阶段动态博弈模型,从动态视角考察经济相互依赖如何影响不同级别的冲突,并着 重对经济相互依赖如何抑制冲突升级的内在机制进行了理论研究。主要结论是:随着经济相 互依赖的加深,国家间发生低级别冲突的概率将会增加,但是低级别冲突升级为战争的概率 下降,即经济相互依赖有助于抑制冲突的升级。文章最后利用1949―2008年中美间政治经济 关系的现实对理论分析的结论做了进一步的说明。该文为考察经济相互依赖在冲突升级过程 中发挥何种作用做出了初步尝试。 [注:邝艳湘.经济相互依赖、退出成本与国家间冲突升级――基于动态博弈模型的理论 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4)]

中美学者关于相互依赖理论研究的比较

近年来国内少数学者从理论与实证两个方面对经济相互依赖和平效应进行了分析,取得了一 定的研究成果,但中国学者关于经济相互依赖和平效应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 ,在研究深度、研究方法、文献数量等方面同国外相比都存在较大的差距。通过回顾中国现 阶段对于相互依赖和平效应的已有研究,可以发现以下几个主要问题和不足:

第一,从研究特点来看,中国对于相互依赖理论的研究没有持续性,大多数的学者满足于写 一两篇相关文章发表,并未长期深入地研究相互依赖理论及其政治后果。

这表现在:首先, 学者们的研究没有持续性。其次,国内相关研究与国外研究相比,早期学者们倾向于从马克思主义的视野来分析经济相互依赖的政治含义,但是却并没有得到有效的继承和发挥。

第二,从研究团队来看,目前中国从事经济相互依赖和平效应研究的学者人数不多,且分散 在少数高校,各自为阵,相互间的联系和交流较少,导致国内研究没有形成一支稳定的研究 团队;中国政府机构也没有建立专门的研究机构,对相关研究的经费资助缺乏力度。这些不 利因素严重阻碍了中国关于经济相互依赖和平效应问题研究的顺利发展。

第三,从研究方法来看,中国研究中理论分析居多,实证研究为少,而理论分析中,主观判 断者居多,逻辑分析者居少。

这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首先,之所以实证研究较少,是因为 中国的数据库还不完善,国外数据库的数据也相对比较滞后。其次,理论分析之所以缺乏逻 辑分析,在于中国学者在方法论方面的训练还有所欠缺。

第四,从研究主题来看,中国还没有形成自己的研究平台和提出自己的研究议题,缺乏一个 统一的研究纲领,这也是导致中国学者之间缺乏沟通和交流的重要原因。而目前随着最大的 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对外依赖度的不断提升,已达到非常高的水平,对于中国自身在改革开放 和国际化的过程中将给世界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这一最具研究潜力的课题还没有充分挖掘,因 此这无疑为我们进一步推进该领域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发展机遇。正如戴维R26;莱克(DavidLake)所指出的,中国作为一个全球经济力量的崛起是当今世界政治中的一个重大变化,但 是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开放及其快速增长并没有得到北美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的关注,因此作 为中国的学者更应该承担起相关的研究责任。 [注:戴维R26;莱克.开放经济的政治学:一个新兴的交叉学科.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8) :45-53]

正是由于存在以上问题,以至于从1986年西方相互依赖理论引入中国的研究以来的近20多年 时间里,中国关于相互依赖理论的研究依然停留学习和模仿的初步探索阶段,无论是理论分 析,还是实证检验,主要以借鉴国外相关研究成果为主。要想有所突破,还需要从方法论训 练、寻找共同的研究纲领上着手。此外,加强支持力度,为学者们提供共同的研究和交流平 台,建立健全相关数据库等,也是我们取得更大研究成果的重要支撑。

本文关键词:中美贸易战影响论文十篇,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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