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体经济论文篇1
关键词：虚拟企业;虚拟经济
【本文来源】：经济论坛2004.18
【本文作者】：薛芳锦
一、虚拟经济的特点与功能
以虚拟资本为核心、以金融系统为主要循环依托的直接以钱生钱的虚拟经济，其特点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复杂性、介稳性、高风险性、依附性、周期性、增长性、无形性等。这样，以虚拟资本为核心、以金融系统为依托的虚拟经济，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功能可以归纳为以下五点：
1.聚集资本功能。虚拟经济通过各种存款凭证和有价证券等虚拟资本形式，经由以银行为主体的各类金融机构，将分散在个人和单位手中的资金聚集起来，以进行较大规模、收益较高的经济活动。据统计，2000年底全球虚拟经济的总量已达,/.万亿美元，而当年各国国民生产总值的总和只有30万亿美元，即虚拟经济的规模已达实体经济的5倍。
2.循环流通功能。所谓的虚拟经济，是指与以金融系统为主要依托的循环运动有关的经济活动，总而言之，就是直接以钱生钱的经济活动。由此可知，虚拟经济的实质就是循环流通。倘若一旦停止了其循环流通活动，就无所谓虚拟经济了。据统计，全世界虚拟资本日平均流动量高达1.5万亿美元以上，大约是世界日平均实际贸易额的50倍。
3.引导资金功能。从历史上看，虚拟经济的前期存在形态是生息资本，而当生息资本一旦社会化以后，就可以引导资金从不能用于生产、流通等实体经济活动的人和单位手中，转移到能将其用于实体经济活动的人和单位手中。当各种有价证券进一步市场化以后，不仅能使人和单位手中的有价证券可以随时变现，而且大大提高了引导资金向预期收益较好的产业流动的目的性和速度，从而进一步提高资金使用的效率。
4.扩张经济功能。国民经济要发展，各类企业要扩大，其基本前提就是必须要有资金，而资金的来源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向银行等金融机构间接融资。另一个则是通过发行各类有价证券直接融资。企业通过各类有价证券直接筹措到的资金，除了用于原有的技术改造之外，其余大部分或绝大部分，都是用于扩大其生产经营规模方面。企业生产经营规模的扩张了，整个国民经济规模的扩张也就由此得到了实现。从现实和发展的趋势看，这一点将会越来越突出。
5.增值价值功能。一般而言，就价值增值来谈，有下面两种情况。其一是：某甲急需从事一项经营活动，但他本人没有足够的资金，而某乙手头正好有一笔钱闲置未用，于是某甲便向某乙借一定数量的钱，许诺在一定时期内还本付息。某乙手中的借据就是虚拟资本的一种雏形，它通过借款与还款的循环活动而取得增值。这时，某乙并未从事实际的经济活动，只是通过一种虚拟的经济活动来赚钱。另一种情况是：某甲将借来的钱投资于一项具体的经营活动从事经营，当该项经营活动结束之后，他获得了比原来投资时大若干数量的收益。这时，某甲从事了实际的经济活动，其前提仍然是虚拟经济的作用。当然，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情况会复杂得多，但基本原理却是相通的。
二、实体经济的特点与功能
传统的观点认为，实体经济就是指那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部门或行业，最典型的有机械制造、纺织加工、建筑安装、石化冶炼、种养采掘、交通运输等。实体经济的特点可以归纳为以下四点：有形性、主导性、载体性、下降性。那么，以物质资料的生产经营活动为内容的实体经济，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功能又是什么呢？
其功能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
1.提供基本生活资料功能。古往今来，乃至永远，人们总要吃饭、穿衣、行动、居住、看病、休闲等，而保证这些活动得以继续进行的基础，则是各式各样的生活资料。那么，这些生活资料是由各式各样的实体经济生产出来的。如果实体经济的生产活动一旦停止了，那么，人们各式各样的消费活动也就得不到保障。
2.提高人的生活水平的功能。同样，古往今来，乃至永远，人们不仅要生存，而且更要发展，亦即人们不仅要生活，而且还要生活得更好。保证人们生活得更好的物质条件，是由各式各样的更高水平的实体经济创造出来的。如果实体经济的更高级的生产活动一旦停止了，那么，人们就从根本上失去了提高生活水平的基础。
3.增强人的综合素质的功能。再同样，古往今来，乃至永远，人们不仅要生活得更好，而且还要使自己的素质得到全面的增强，亦即人们不仅要有高层次的物质生活，而且还要有高层次的精神生活。保证人们高层次精神生活的物质前提同样是由各式各样的具有特殊性质的实体经济所提供的。如果实体经济的一些特殊活动形式一旦停止了，那么，人们也同样会从根本上失去增强综合素质的根基。
三、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
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可以归纳为：实体经济借助于虚拟经济，虚拟经济依赖于实体经济。下面分别论述。
1.实体经济借助于虚拟经济。这表现为三点：第一，虚拟经济影响实体经济的外部宏观经营环境。实体经济要生存、要发展，除了其内部经营环境外，还必须有良好的外部宏观经营环境。这个外部宏观经营环境中，就包括全社会的资金总量状况、资金筹措状况、资金循环状况等。这些方面的情况如何，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实体经济的生存和发展状况，而这一切都与虚拟经济存在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因此，虚拟经济的发展状况如何，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实体经济的外部宏观经营环境。第二，虚拟经济为实体经济的发展增加后劲。实体经济要运行、尤其是要发展，首要的条件就是必须有足够的资金。那么，各类实体经济用于发展的资金从哪里来呢？不外乎两条途径：一条是向以银行为主体的各类金融机构贷款；另一条则是通过发行股票、债券等各类有价证券筹措资金。从发展的趋势看，相比较而言，通过第二条途径解决实体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需资金问题，会更加现实，也会更加方便、快捷。这样，虚拟经济就为实体经济的发展增加了后劲。第三，虚拟经济的发展状况制约着实体经济的发展程度。从历史上看，虚拟经济的发展过程经过了五个阶段，即闲置货币的资本化、生息资本的社会化、有价证券的市场化、金融市场的国际化、国际金融的集成化等。事实证明，虚拟经济发展的阶段不同，对实体经济发展的影响也就不同，亦即虚拟经济发展的高一级阶段对实体经济发展程度的影响，总比虚拟经济发展的低一级阶段对实体经济发展程度的影响要大一些。反之，则会小一些。
2.虚拟经济依赖于实体经济。这也表现为三点：第一，实体经济为虚拟经济的发展提供物质基础。虚拟经济不是神话，而是现实。因此，它不是吊在天上，而是立足于地下。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无论是它的产生，还是它的发展，都必须以实体经济为物质条件。否则，它就成了既不着天也不着地的空中楼阁。第二，实体经济对虚拟经济提出了新的要求。随着整体经济的进步，实体经济也必须向更高层次发展。否则，它将“消失”得更快。实体经济在其发展过程中对虚拟经济的新要求，主要表现在对有价证券的市场化程度上和金融市场的国际化程度上。也正是因为实体经济在其发展过程中，对虚拟经济提出了一系列的新要求，所以才使得它能够产生、特别是使得它能够发展。否则，虚拟经济就将会成为无根之本。第三，实体经济是检验虚拟经济发展程度的标志。虚拟经济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实体经济，即发展虚拟经济的初衷是为了进一步发展实体经济，而最终的结果也是为实体经济服务。因此，实体经济的发展情况如何，本身就表明了虚拟经济的发展程度。这样，实体经济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检验虚拟经济发展程度的标志。
综合上述，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存在着极其密切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它们谁也离不开谁，至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会是这样的。
四、正确处理两者之间关系的原则
实体经济论文篇2
[关键词]虚拟经济实体经济金融市场
十六大报告指出,要正确处理好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这说明虚拟经济在我国已经在发挥着巨大作用,并且在将来一段时期内会成为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课题。
正确地界定虚拟经济,研究世界经济中虚拟经济的发展状况与趋势,探索虚拟经济的发展对经济的影响以及我国虚拟经济的发展方向对我国经济在加入WTO后尽快融入世界经济的潮流非常有现实意义。
一、虚拟经济发展的深层次分析
虚拟经济是一个现实,是总体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和一个现象。马克思关于虚拟经济的产生和发展初级阶段的论述非常精辟。货币的功能主要是价值尺度、流通和支付手段;但在商品经济社会中,支付环节和实物环节发生了分离,货币经历了信用化、资本化的进程。从实质上讲,其属性利功能己发生了变化,它具有与实物或实体经济相互联系、又相互分离的两重性。实体经济突然成了货币信用的天然载体。
两者一旦分离,货币在经济生活中就逐步超越实体经济的限制形成了全新的状态和运作体系。虚拟经济的发展便突飞猛进。经济发展到规模化和产业化以后,资本积累和生产集中成了生产力的内在需求,资本市场便以资金集中的体系出现了,大量的社会闲散货币转换为股票、债券等各种有价证券。它是货币在更高层次、更大范围的信用化,使以资金利资本流动为代表的金融业对与实体经济超越又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水平。航运技术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又为国际资本流动和国际化金融市场形成提供了发展的基本条件。二战以后,世界货币体系几经变动,使得金融资本市场的影响力日趋扩大。
该体系的发展源于实体经济,但己大大地超出了后者,并且,体系的运作规律也部分地脱离了实体经济的限制,反过来又在很大程度上操纵了实体经济的发展。如何认识这种背离,使之更好地为我所用,也许是我们对虚拟经济最本质和最具实践意义的理解。
二、虚拟经济发展的阶段
人大副委员长成思危在会后提出了虚拟经济发展的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闲置货币的资本化,即人们手中的闲置货币变成了可以产生利息的资本。第二个阶段则是生息资本的社会化,即由银行作为中介机构将人们手中闲置的货币借入,再转贷出去生息,人们还可用闲置货币购买各种有价证券来生息,这是人们手中的存款凭证有价证券也就是虚拟资本。第四个阶段是金融市场的国际化,即虚拟资本可以跨国进行交易。
以上的阶段论客观地描述了虚拟经济发展的过程,对人们把握虚拟经济的运行趋势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三、何为我国所提倡和追求的虚拟经济
当前,在西方“虚拟经济”一词往往是指电子商务等“网上经济”活动。
国内一些学者也赞同这一概念,以有形、无形来确定和划分实物和虚拟两种经济形态。电子商务的兴起作为一种新的重大的经济现象,其本质也是经济活动信用化的表现。
十六大以来,我国学界关于虚拟经济的争论很多,大多集中在虚拟经济的界定上。关于虚拟经济代表性的论述围绕着信用制度展开,认为虚拟经济的内涵是信用制度膨胀下金融活动与实体经济偏离的那一部分形态,不能将建立在信用化制度下的全部金融活动视为虚拟经济。有学者认为:虚拟经济是指信用膨胀形成的金融资产和金融市场中与实体经济没有直接联系的金融交易活动。上述界定本身并没有经济学理论上的含义,仅仅是为了便于对经济现象的描述,这种观点比较接近主流观点。国内还有一种观点是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来划分,把非物质生产活动统统视为虚拟经济。这一划分引出了关于价值和财富创造的政治经济学理论问题。
笔者认为,以上观点在认识虚拟经济的本质上很有帮助,但是并未结合我国的经济发展需要论及虚拟经济的具体运用。关于虚拟经济,我国的资本市场运作体系不完善,社会闲散资金投资渠道缺乏,风险投资进入和退出架构尚未具雏形,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缺乏必要和充足的资金支持,中介服务组织极度不发达。只有以这些事实为基础出发点,才能论及虚拟经济的实质和其重要性。
四、关于我国发展虚拟经济,促进实体经济的良性运行的几点建议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国要发展的虚拟经济内容和功能应该区别于世界上虚拟经济发展的现状,结合我国的国情和虚拟经济的一些发展经验,笔者认为完善的市场体系建设、有力的法律保证、适时的政策调整是成功的关键。
1.尽快建立健全风险投资体系,推动民间资本运营的良性扩展。我国产业的结构还未实现高级化,集中表现在产品的附加值特别是科技含量不高,体现在产业发展上就是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相对滞后。而制约其成长的主要因素是投资渠道的不畅。美国的硅谷产业群是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先进版本,它的成功应该归功于风险投资体系的完善。我国的创业资本投资已经起步,但普遍面临资本金严重不足的困难(平均资本金不足100万元)。为此,我国应逐步建立和完善创业投资机制以拓展中小企业创业投资的资金渠道,特别是解决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创业投资问题。
实现这个目标,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尽快建立和完善二板市场,为风险投资提供退出渠道。二是要有效利用民间资本,使投资主体多元化。我国的居民储蓄已经突破10万亿,没有多样化的投资方式,既会造成社会范围内资金利用的低效率,也会对银行的经营形成巨大的压力。
2.大力发展中介服务组织,增强社会的风险意识,严格控制泡沫经济的过度膨胀。我国证券市场上的各类中介机构如投资银行、审计机构、证券分析机构、咨询机构等数量比较少,并且相比较国外相关机构水平也比较落后。
我认为发展我国中介组织,要明确三个方向:一是增强中介组织的独立性和权威性。这在美国有安达信事件的教训。建议采取审计评估轮换制,规定每个审计机构对同一公司审计的员工连续年限,并严格执行责任追究制。显然审计成本会微有增加,但其社会效益是巨大的。二是延伸中介机构的服务范围。将更多有潜力的个小企业、高新企业纳入中介机构的服务体系,为风险投资等行为创造更好的外在环境。三是培养一批高水平的经济分析和咨询机构,同时,将大学研究界学者和社会体机构有机地联系起来。学界的人力资源是宝贵的财富,内部的争鸣可以让人们更好地认清某经济现象的发展规律和趋势。我国在这一方面确实有待提高。
3.进一步规范证券市场,强化信息披露制度,完善市场监管体制。近期著名的“蓝田”事件竟然由一个业外的研究人员来引发,从某种程度上暴露出了我国证券市场上信息批露制度的不完备性,也对我国的行政性监管提出了一个重要课题。严禁违规资金入市场,防范新信贷风险的政策具有长期性。
参照国外先进经验,我国要大力推进以下措施:首先,要严格股票交易实名制,每个投资者对自己的交易行为负责,打击市场内的恶意勾结,防上机构投资者或其他人户联合炒作。其次,要加大对市场操纵者的处罚力度,切实保障中小股东的利益。要调动社会闲散资金进入资本市场,保障中小股东的权益是个关键,另一方面,越来越成熟的中小股东也会成为市场上有力的监督力量和影响力量。第三,要加强交易信息、重大决策信息的透明程度,监管部门应当定期及时公布上市公司的股东户数的相关资料,对公司的重大信息披露要实行负责制,严厉处罚散布虚假信息的公司和个人。第四,要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增强中小股东、特别是社会资金的投资积极性。
4.加快金融创新步伐,在有条件的地区进行试点。金融创新是虚拟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金融创新涵盖内容较广,包括货币和信用形式的创新、金融机构组织和经营管理上的创新、金融工具、交易方式和操作技术等技术上的创新、交易范围的扩大等。
严格地说,由于市场体系仍未完备,新经济尚不发达,国内金融创新大发展的条件还未完全具备。但是,我们可以依托上海、深圳等经济金融中心大力培育和发展在小范围内的金融衍生工具市场,如期货期权、外汇保值等。
5.积极与外资金融机构合作,引进先进的管理模式和金融工具,强化竞争意识。外资金融机构资金的进入已经迈出了第一步,并且已经对我国的金融业经营带来了巨大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合作与学习是明智的。
实体经济论文篇3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业取得的长足发展是无可厚非的，金融业的发展为我国经济的腾飞作出的突出贡献有目共睹。然而，在金融业快速发展的同时许多值得重视的问题也突显出来，制约了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部分观点认为，当前实体经济发展乏力是金融业过度发展的结果，认为我国出现了与美国一样经济过度虚拟化的问题。经过简单的对照我们就能得出不同的结论。成思危认为金融市场规模不应过分超过实体经济，比例应在5左右。我国目前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的比例为1，最高时也不过1.5，世界平均水平是12，而美国2000年时就达到了5。由此可见，我国金融业发展并未出现过度虚拟化，发展水平还没有到达与实体经济的最佳比例。但为什么会出现上述问题呢？产生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当前我国金融业发展未契合实体经济发展需求，未处理好协调发展、功能匹配、紧密结合的三个方面的关系，破坏了金融业与实体经济促进共生的动态平衡，制约了实体经济良好、持续发展。
（一）违背协调发展关系
有的地方政府过分强调金融市场繁荣，忽视了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和发展，阻碍和限制了实体经济的发展，结果导致社会资本脱实向虚、民间融资混乱发展，企业资金断链、企业倒闭、老板跑路等现象频发，出现了地区经济空心化。
（二）违背紧密结合关系
研究表明，由于金融市场存在的垄断以及工具多样性等方面的问题，使得银行业无法自发与实体经济匹配起来，需要政府运用调控手段来进行调节，然而行政手段的不灵活性，往往造成要么流动性过剩导致通货膨胀加剧，要么流动性过于萎缩制约实体经济良性发展的后果。
（三）违背功能匹配关系
当前我国实体经济发展对于银行的需求十分迫切，但短期内银行未能满足实体经济发展的诉求，例如几年来中小企业发展迅猛，创造的最终产品和服务的价值已占据了国内生产总值半壁江山，成为我国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当前中小企业生存压力巨大，急需资金维持经营，但我国融资方式依然以银行信贷为主，而商业银行恒定的信贷规模以及国企、央企、大企业的资金刚性需求，对中小企业融资产生挤出效应，造成了中小企面临融资困难、难以为继的窘境。再加上部分行业发展一旦出现波动，银行纷纷采取退出策略、减少授信额度，更加大了小企业资金流动的难度。其他诉求还包括出口支持、技术改造支持、科技创新支持、产业升级支持等众多方面，银行都很难一一满足。
二、推动银行服务实体经济的政策建议
结合我国银行业发展现状，建议着重从以下方面推动银行服务实体经济。
（一）以转变经营理念为基础，积极发挥主力军作用
当前银行业仍是我国金融市场上的绝对主力，服务和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是银行业肩负的历史使命和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银行业要深刻认识实体经济发展的变化特征和运行趋势，主动增强服务实体经济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加深对自身发展与实体经济互利共赢关系的认识，积极应对挑战、把握机遇，充分发挥银行在现代市场经济中资源配置的核心作用，不断强化服务实体经济的理念，在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的同时实现银行业新发展。
（二）以促进协调发展为目标，制定银行业发展规划
银行金融机构应积极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决策部署，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将服务实体经济与自身可持续发展有机结合，持续改进和强化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根据实体经济发展需要，实行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差别化发展，突出中小银行在支持中小企业发展上的作用，指导银行形成各自的信贷优势行业。努力形成与国家宏观经济相适应的银行业体系，确保银行业与实体经济的协调发展。
（三）以满足实体经济要求为目标，推进银行信贷结构调整
银行业金融机构应根据实体经济需求，加强金融服务供给与实体经济有效需求对接。进一步提高信贷管理水平，合理把握信贷投放的总量和节奏，切实满足实体经济的有效信贷需求。在信贷投向上，一方面要切实加大对新产业、新动能、新力量的支持力度；另一方面要积极支持产能过剩行业化解过剩产能，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此外，还要加强重点领域的金融支持，为重大工程项目建设提供综合性金融服务。
（四）以服务实体经济为导向，鼓励开展改革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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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以来，全球先后经历了大大小小十几次金融危机，其共同特点都是危机爆发前相关国家经济在金融业支持下持续增长、对经济的看涨预期反过来又刺激金融创新，加上逐利性导致全球资本不断涌入国内使得国内金融市场的繁荣逐渐脱离了实体经济发展，当逐利的资本达到一定程度后便为金融危机的爆发埋下祸根。美国这一轮金融危机的发生，关键原因就在于美国经济也出现了脱离实体化的倾向。从表1可以看出，在过去的五十多年，美国以制造业、建筑业和交通运输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41.25％下降到18.07％，特别是制造业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下降至11.2％。而以金融、保险服务业及房地产、租赁服务业为代表的虚拟经济在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则不断上升，其中金融业的比重更是接近20％。服务业和金融业在美国经济中所占比重过大，国民经济过分的“避实就虚”严重损害了美国经济的平衡性，最终使得金融危机爆发。
在金融危机与欧债危机中，德国经济快速复苏并在稳定欧洲经济方面发挥了根本作用，这一切都得益于德国坚实的实体经济基础。作为一个“制造大国”，德国工业制造业占GDP的29％，是德国经济发展的“脊梁”。世界500强企业中，有37家在德国。如果说德国最嘈杂的，是工厂机器发出的金属沙沙声；那么美国最喧闹的，则是证交所大声叫嚷的交易员。从深层次看，华尔街过度创新的“虚拟经济”，导致金融衍生品无限泛滥，从而酿成本轮金融危机，而德国坚实的制造业基础则是其保持强大的抗危机能力的根本保障。
国际金融危机后，美、欧等发达国家重新认识到发展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的重要性，纷纷提出“再工业化”战略，以抢占世界经济和科技发展的制高点，全球范围内正在上演从“工业化”到“去工业化”，再到“再工业化”这样一个循环过程。这一过程实际上是对制造业产业链的重构，重点是对高附加值环节的再造，体现了真正服务实体经济的发展战略，符合经济形态螺旋式上升的发展规律。
1、美国高调推行“制造业振兴计划”。金融危机过后，奥巴马政府先后制定了《重振美国制造业政策框架》、《先进制造伙伴（AMP）计划》等一系列规划，从国家战略层面提出加快创新、促进美国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具体建议和措施。2011年末，美国宣布创设隶属于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的白宫制造业政策办公室，旨在协调各政府部门之间的制造业产业政策制定和执行，并推动美国制造业复苏和出口。2012年2月，美国国家科技委员会了美国《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分析了全球先进制造业的发展趋势及美国制造业面临的挑战，明确提出了实施美国先进制造业战略的三大原则和五大目标。
2、欧盟经济体积极谋划“新工业革命”。2011年11月欧盟委员会公布了一项预计耗资800亿欧元的“地平线2020”科研规划。该规划的主要目的是提高欧洲的基础研究水平，推动信息技术、纳米技术、新材料技术、生物技术、先进制造技术和空间技术等领域的研发和绿色交通、可再生能源、食品安全等领域的技术进步。2012年5月，欧盟委员会在其网站上为制订欧洲新工业化政策征求意见，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认为，欧债危机的核心问题是一些成员国竞争力缺失，为此欧盟需要进行深度结构改革，开展有针对性的投资。欧洲需要维持一个强劲、多元化和拥有竞争力的工业基础，通过加速工业创新、支持向低碳经济转型、鼓励创业、扶持中小企业等措施，促进欧洲工业的可持续发展。
牢牢把握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要求
（一）正确认识金融与经济之间的关系。
经济决定金融，金融为经济服务，这已经被世界经济发展史证实为一个基本规律，也是经济学家们的共识。经济对金融的决定作用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金融是在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并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发展；二是商品经济的不同发展阶段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不同，由此决定了金融发展的结构、阶段和层次。1969年戈德R26;史密斯在《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一书中指出经济快速增长的时期往往是金融高速发展的时期。卢卡斯（1995）也指出，金融业的发展实际上是跟随实体经济需求的引导，当实体经济有需求时，金融业就自然而然发展起来。因此，只有实体经济的发展基础牢固，金融业的发展方可持久稳健；缺乏实体经济支撑的金融业非理性扩张，可能会使金融业一时兴旺发达，但从长期来看则会贻害无穷。因此，金融业的发展需以实体经济发展为基础，始终应辅助或服务于实体经济，不能凌驾于实体经济发展之上。只有使金融在促进经济发展中获得自身的健康成长，才能最大限度地为经济发展服务。
（二）我国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应该在促进实体经济发展中承担特殊使命、扮演中坚力量。
1、从理论角度看，国有资本的性质天然地要求银行应该在服务实体经济方面主动承担特殊使命。我国银行业在成立之初基本上是国有性质的，近些年来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化，特别是引入国外战略投资者后，银行业普遍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股权结构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但是，国有资本在整个银行体系中仍然处于绝对控股地位，这样的制度安排正是为了保持国家对金融体系的绝对控制力，便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这也是国家资本意志的体现。因此，商业银行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应深刻地认识到自身所承担的重任，增强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主动贯彻落实国家宏观经济金融政策，积极投身到服务实体经济的活动中来。
2、从实践角度看，我国以银行间接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系要求银行必须在服务实体经济方面扮演中坚力量。一方面，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资本市场还不够发达，企业主要还是通过银行体系进行间接融资。从表2可以看出，尽管近些年来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间接融资比例不断降低，但是2011年末人民币贷款占社会融资总量的比例仍然达到54％，远高于美国和英国同期的27％和38％。另一方面，从资产结构来看，我国的金融机构虽然资产规模庞大，但是结构极其不平衡，根据中国银监会相关统计，2011年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为111.5万亿，占全部金融机构资产的92％，保险业、证券业资产占比仅为8％。无论从社会融资总量占比还是金融资产占比来看，银行业在我国的金融体系中都占据了主导地位，因此应该在服务实体经济方面发挥主力军作用。
实体经济发展在融资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
（一）融资难，多数中小企业无法获得银行信贷支持。
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问题，但是在目前我国表现得更为突出。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11年10月的“中小企业发展的新环境新问题新对策研究”显示，中国的银行贷款覆盖率，大型企业几乎实现了全覆盖，中型企业达80％以上，而规模以下的小型企业则最多只有20％。仅2010年，授信额在500万元以下的小微企业贷款占中国企业贷款余额的比重还不超过5％。造成目前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的，既有客观方面原因也有主观方面原因。从客观方面来看，信贷供给回归常规，银行流动性显著收紧。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末、2010年末和2011年末，我国全部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依次为39.97万亿元、47.92万亿元和54.79万亿元，同比增速依次为31.74％、19.9％和15.8％。随着信货规模增速逐年降低，信贷规模日趋紧张，银行不得不提高门槛，将有限的信贷资源优先用于满足重点大中型客户的需求，从而挤压了对小企业的信贷投放。从主观方面来看，“轻资产”特点使得中小企业难以满足银行贷款条件。中小企业普遍处于发展初期，资产有限，缺乏有效的抵押手段，无法为银行提供足够的风险缓释措施，导致银行不愿意贷款给中小企业。
（二）融资贵，中小企业融资成本普遍。
随着近两年货币政策的持续收紧，企业的融资成本不断上升，融资贵问题也成为制约实体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之一。对于中小企业而言，融资贵问题更加突出，即便取得银行授信融资，综合融资成本贷款平均利率也高达13％-18％，达到了基准利率的2-3倍，而民间的借贷利率则更高。众多坚持实体经济生存发展的小企业，资本利润率不超过5％，远低于其承担的贷款利率。一方面，在信贷资源紧张的情况下，银行普遍提高了贷款定价水平。从表3可以看出，到2011年12月末，金融机构执行下浮和基准利率的贷款占比依次为7.02％和26.96％，比2011年初分别减少20.78和2.20个百分点；而执行上浮利率的贷款占比66.02％，比年初提高了22.98个百分点。由于国有企业与银行具有良好的合作关系且具有较强的议价能力，银行对国有企业基本上是执行基准利率或略微上浮，而对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则是在基准利率的基础上上浮20-30％，有的甚至高达50％。另一方面，名目繁多的融资费用也增加了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中小企业融资涉及到担保、评估以及财产保险、公证等中介费用，据统计这部分费用基本上与企业支付的银行费用相当。除此之外，企业还要支付一部分贷款保证金。这些众多因素导致中小企业实际借款利率超过大企业的两倍以上。尽管银行贷款利率较高，但仍有大部分中小企业无法从银行获得信贷支持。而民间借贷民间借贷机构则往往利用资金供给紧张的格局，推高借贷利率水平。尤其是2011年，随着央行不断加息，资金链空前紧张，温州和东莞等城市的一些中小企业因难以承受高额的融资成本而纷纷倒闭。
（三）区域不平衡，县域及以下地区金融供给严重不足。
县域经济的状况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影响举足轻重，但是，县域及以下地区金融供给则严重不足，无法满足县域经济发展的需要。一是金融主体缺位，随着金融体制改革深入，县域国有商业银行机构大规模收缩，自1999年起，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从农村逐步撤出，基本取消了县一级分支机构，截止2009年底共撤销了约31000多个县级以下营业网点，且现有网点主要是集中于县城，乡镇农村金融基本上被边缘化。二是信用担保功能不到位、风险补偿机制不健全、担保机构缺乏财政资金的有力支撑，商业性担保机构少。面对农业自然风险和政策性风险，“三农”贷款缺乏风险补偿机制，导致金融机构贷款投放动力不足。三是资金大量外流现象非常突出，县域金融机构大多只有组织资金权、贷款调查权和收贷权，没有审批权，留存网点已成为上级行的“储蓄机构”，县域金融机构的大量存款资金流向城市地区。
（四）储蓄和投资结构严重失衡。
一方面，我国是世界上储蓄率最高的国家，储蓄率长期保持在50％以上，远高于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见表4）。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分析，2011年中国的储蓄率高达52％，而储蓄总额已经达到80万亿，这说明目前我国的整体资金供给并不短缺。而另一方面，在资金需求方来看，大量中、小、微企业、三农行业等企业普遍面临融资难问题，无法从正规渠道获得低成本融资。这种储蓄与投资结构的失衡问题，也成为制约当前实体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
商业银行要立足服务实体经济推进战略转型
（一）客户战略：从偏重批发银行客户向批发银行客户与零售银行客户并重转变。
商业银行要紧密结合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转型升级要求，与时俱进，调整信贷投向，改变当前信贷资源过分集中于大型国有企业和政府融资平台的问题。
1、大力发展消费金融，支持国家扩大内需政策的实施。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市场需求普遍衰退，各国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长期依赖的出口导向性发展战略受到重大挑战。因此，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要构建扩大内需长效机制，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商业银行要大力发展消费金融，加大对国家扩大内需政策的支持力度。一是要大力发展个人消费信贷、住房信贷、信用卡消费等业务，为普通大众客户提供便捷化金融服务，增强其消费金融的可获得性。二是要积极配合国家家电下乡、汽车下乡等一系列启动内需政策的实施，支持国内企业开辟内销市场，缓解企业由于外需不足带来的压力。三是要做好高端客户的金融服务，提供定制型私人银行服务，应对外资银行挑战。
2、批发业务要坚持国家产业政策导向，强化对经济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因此，商业银行在制定信贷政策时，要主动对接贯彻国家产业政策导向。一是在信贷资源配置上，切实加大对三农领域、战略性新兴产业、节能环保、科技创新、现代服务业、文化产业等经济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主动向这些行业倾斜。同时，严控“两高一剩”等限制性行业的信贷投放，促进淘汰落后产能，防止盲目重复建设。二是在客户规模的选择上，要改变当前信贷资源过分向大中型国企和政府融资平台倾斜的不利局面，积极支持拥有核心技术和市场竞争力、经营管理比较规范、为大型企业配套的中小企业。
（二）产品战略：从传统的单一产品销售向提供全面金融解决方案转变。
现代商业银行的转型应摆脱过度依赖传统贷款为企业融资的发展方式，积极创新和拓展契合客户需求的信贷产品，大力发展表外、结算、理财等中间业务类产品，努力为客户提供全面金融服务方案，通过产品战略转型改变当前过于依赖利差的收入模式，增加中间业务收入占比。
1、以解决当前经济发展中面临的融资难问题为着力点强化产品创新。一是积极进行担保方式创新，针对当前“三农”产业、战略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文化产业等客户普遍存在的经营规模较小、缺乏有效抵质押物品、信用评级较低的情况，积极进行担保方式创新，大力推广存货、应收账款、专利权等动产质押，盘活目前企业自有资产，探索采矿权、门票收费权、海域使用权等权益质押，积极创造量体裁衣式产品，满足实体经济对金融服务多元化的需要。二是大力发展供应链金融，根据中小企业在产业链上所处地位的不同，在保证资金封闭循环和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充分依托核心企业的资信状况为小企业进行信用增级，解决小企业融资难问题。
2、积极为客户提供全面金融解决方案。商业银行要打破传统的单一产品销售模式，通过资源整合积极为企业提供全面金融解决方案。一是在服务内容上，要在全面分析、深入挖掘的基础上，将银行的金融服务与企业的经营模式、业务流程进行有效对接与整合，全面解决客户的融资、现金管理、投资理财、金融避险及个人业务需求；对于目前尚无法满足的客户需求，要积极通过产品创新进行解决。二是在服务手段上，要突破银行自身限制，通过内外部资源整合满足客户需求。既要通过银行信贷满足客户融资需求，也要注重通过央行票据、短期融资债、企业债、IPO等资本市场工具和融资租赁、委托贷款、同业合作等为客户提供多渠道融资。既要注重通过自身产品创新为客户提供更好的投资理财服务，也要充分利用和银行同业、信托、基金、保险等其他金融机构的合作给客户提供更多的增值服务。
3、重视利率市场化以后的产品创新。国际经验普遍证明，利率市场化以后，金融业的竞争将更加激烈，企业的融资成本将会显著降低。目前我国的利率市场化步伐不断加快，商业银行要尽快适应这一趋势，通过产品创新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更加优惠的金融服务。一方面，通过产品创新扩大居民的投资范围，吸引更多的社会资金；另一方面，通过对资金的有效利用，为更多企业提供更便利的融资服务。通过打通居民储蓄资金与企业融资之间的通道，引导资金流向最需要的地方，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当然，这种创新必须坚持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本质要求，注重传统业务与衍生业务的平衡，防范由于金融过度创新导致的偏离实经济需求带来的风险。
（三）渠道战略：从主要依赖物理网点向物理网点与电子渠道并重转变。
渠道是银行产品和服务销售的载体，渠道建设必须紧密围绕客户需求、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致力于为客户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金融服务，从而提高银行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科技进步为商业银行发展提供了现代化的技术支持。在很多发达国家，人们到银行网点办理业务的比例正在不断降低，通过电子平成的金融服务比例越来越高。方便、快捷、高效，是电子银行突出的特点，也是物理网点难以比拟的优势，商业银行要加强电子渠道建设。一是拓展更多的电子银行载体，提高自助银行、电话银行、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等电子渠道服务范围和服务效率、提升客户体验，提高客户满意度。二是积极推动传统银行服务与产品的电子化“再移植”，将更多的传统银行产品和服务通过电子渠道进行销售，减轻物理网点的压力，节约社会公众的时间成本。三是大力发展电子商务平台，发挥沟通买卖双方的渠道作用，通过对买卖双方信息流、资金流等交易记录的有效监控，降低实体经济的交易成本。四是加强电子渠道安全建设，网络平台是一个开放式的平台，信息安全面临巨大的挑战。银行要加大技术投入，增强电子银行渠道的安全性。
（四）区域战略：从偏重大中城市向大中城市与县域并重转变，从偏重国内市场向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并重转变。
实体经济论文篇5
产业信贷需求与信贷供给不匹配。醴陵市烟花鞭炮行业贷款余额由2010年的1.2亿元到2013年的4.05亿元，一直处于增长乏力、低位徘徊的状况。但是烟花鞭炮行业企业数量和规模不断扩大，增加总产值由2010年的120亿元增长至2013年的224亿元，呈现出快速发展的态势。烟花鞭炮属于周期性生产行业，每年的清明节后至农历新年前为烟花鞭炮生产和销售的高峰期，农历新年后至清明节前为货款回笼期。这样的特殊性对烟花鞭炮生产企业来说，流动资金需求显得更加迫切，90%的生产企业需对外融资，企业旺盛的信贷资金需求与信贷供给矛盾极为突出。烟花鞭炮企业要想做大做强，实现产能、规模上台阶，必须解决资金供给这一难题。
二、醴陵烟花鞭炮产业融资难的主要原因
受商业银行信贷管理机制、企业自身情况等诸多因素困扰，醴陵烟花鞭炮企业的资金需求得不到有效满足。
(一)抵押担保物普遍不足，承贷能力较弱
醴陵市多数烟花鞭炮行业企业均为中小微企业或个体工商户，企业生产发展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就是向金融机构借贷没有充足的担保抵押。新建企业多数没有办理土地证，或虽然办理了部分土地证，但是建厂房用地多为山坡丘陵地，价值低、变现难，解决不了抵押担保问题，难以与当地金融机构建立信贷关系。
(二)商业银行信贷管理体制约束，企业获贷难度大
受商业银行信贷管理体制的约束，醴陵当地国有股份制商业银行对烟花鞭炮企业发放贷款门槛高，而烟花鞭炮企业规模小，财务信息不规范，难以获取商业银行的授权授信。目前，各行普遍的放贷模式是以个人资产作抵押发放烟花鞭炮业个人生产经营贷款，这就直接限制了贷款总量，不能满足企业的有效信贷需求。
(三)担保、评估、登记费用过高，增大了借贷成本
烟花鞭炮企业向银行贷款，办理抵押登记跟贷款合同走，每借一次贷款就要评估、登记一次，评估费率为贷款额的0.4%、登记费率为0.5%。另外如果由融资性担保公司提供担保要支付贷款金额2%－4%的担保费用，直接加大了企业借贷成本，综合融资成本达到12%－15%，企业难以承受如此高的融资成本。
三、醴陵沪农商村镇银行支持烟花鞭炮产业发展模式和成效
醴陵村行充分利用自身贴近市场、决策链条短、机制灵活、全部信贷资金投向县域的特点，依托主发起行服务“三农”和中小企业的传统经验优势，优化信贷流程、创新信贷产品，有效支持了当地烟花鞭炮产业发展。成立一年多以来，先后为40余家小微烟花鞭炮生产企业，20余家花炮原材料及花炮机械生产企业共计输血近8000万元，且一直保持零不良和收贷收息两个百分之百的良好记录。
(一)加强银政合作，搭建平台有效缓解小微烟
花鞭炮企业融资难问题。为了加大对当地特色支柱产业的信贷支持，有效化解小微花炮企业融资难题，醴陵村行非常注重发挥政府的行政推动和项目推介作用，积极深化银政战略协作。先后与醴陵市花炮局、南桥镇政府、白兔潭镇政府、浦口镇政府等经济主管部门及花炮主产区政府签订了信贷融资协议，召开了由花炮局、乡镇政府和推荐企业共同参加的融资推介会并逐一落实贷款协议。一方面村行为地方政府支柱产业发展提供融资支持，另一方面政府利用行政手段规范企业经营生产模式，打造当地良好信用环境，防范村行信贷风险。如来自南桥镇的3家企业迫切需要融资，但是由于企业缺乏银行业认可的抵押物，很难获取银行融资，村行与南桥镇政府搭建了银政战略协作平台后，政府配合村行核实了该三家企业的诚信状况、生产规模、纳税等重要信息，并承诺在贷款存续期持续对三家企业的经营生产进行监管和规范，村行通过“联保贷款”的形式为三家企业授信300万元，极大地缓解了3家企业的短期资金周转紧张问题。通过以上模式的复制推广，醴陵村行在助推当地花炮产业发展上卓有成效。2013年烟花主产区南桥镇政府授予醴陵村行“支持产业发展先进单位”称号。
(二)“信贷工厂”模式铺就小微烟花鞭炮企业
融资绿色通道。针对醴陵市小微企业蓬勃发展和小微企业贷款“短、小、频、急”的需求特点，醴陵村行率先在同业中建立了小微企业“信贷工厂”运作模式———强化银行内部中后台业务的集中化处理，将小微企业贷款业务受理、评级授信、信贷审批、信贷放款、贷款回收等业务环节融为一体，并按照“专业化、标准化、规范化”的要求，为小微企业客户提供一站式高效率服务。特别针对当地产业集群化较高的烟花鞭炮产业的小微企业贷款在程序上实行“三减”:一是减少流程。将小微企业贷款十余道工序落实到5个岗位，并实行AB角管理，流水操作。二是减少环节。加强内部前后台衔接，在审批上实行限时审批，并为急需客户建立“绿色通道”。同时，扩大低风险信贷业务审批权限，进一步缩短决策链条。三是减少操作。对已贷款客户，通过基础资料比对参考，简化企业申报材料内容;对优质客户，采取跟踪式操作，提前组织授信，减少企业贷款等待时间;对意向性目标客户，超前介入，建立资料库减少不必要的调查时间。通过这“三减”缩短小微企业贷款时间，大大提高贷款业务办理效率，符合授信准入的小微企业贷款一周左右就可以资金入账。这一“轻装”行为，让许多中小微企业尝到甜头。烟花生产私营业主刘先生就是这样一位受益人，以前在其他银行申请一笔贷款，层层审批，还要陪着往株洲市区跑审批，费时又费力。而如今，他通过醴陵村行的小微“信贷工厂”，在一周内获得了120万元的个人助业贷款，为其经营企业解了燃眉之急。
(三)金融服务“专业、精细”，为小微烟花鞭炮
企业量身定制融资产品。根据醴陵小微企业特点，醴陵村行以烟花鞭炮生产销售企业为核心，按产业链配备标准化产品，不断进行产品创新。一是对烟花鞭炮原材料、造纸、印刷、包装、花炮机械生产等上游生产企业特别分散、规模普遍微小的特点，配备个人经营性联保贷款、以个人资产为抵押的个人经营性贷款以及“惠众卡”等产品。二是对规模较小的烟花鞭炮生产销售小微企业，以厂房抵押及全额保险、适当引入担保公司担保的方式提供流动资金贷款、个人经营性贷款等产品。三是结合当地集群产业特点，对规模相对较大的烟花鞭炮生产中小企业，筛选自有经营实体、证照，非关联关系的，互相对各自经营情况及人品熟悉，且业务无冲突，经营情况较好的，不能提供有效不动产抵押的生产企业，采取以联保的方式予以融资支持。通过制定专门的“个人生产经营联保贷款管理办法”，对联保体的基本要素条件，授信要素、流程等予以规定，对联保体成员的开户情况、保证金支付等均以明确，大大提高烟花鞭炮企业的融资效果与效率。
四、进一步加大烟花鞭炮产业金融支持的工作建议
如何更好地、从根本上解决醴陵烟花鞭炮小微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仍然需要政府和相关部门采取更有效的措施，提供相应的政策保障。
(一)建立湖南省、市、县三级多层次信用担保体系
醴陵没有一家政府背景的担保公司，现有信用担保服务机构远不能满足担保需求。加上醴陵市烟花鞭炮企业水平参差不齐，且抵押物不规范，抗风险能力差等原因，金融机构对其信贷支持十分有限。建议建立以政府出资为主的信用担保机构，按照“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规范管理”的原则，建立省、市、县三级多层次信用担保体系，提高担保体系运营效率，为烟花鞭炮企业获取银行贷款提供信用支持。在必要时行使行政措施，利用安全生产许可等措施，确保担保工作的顺利开展，最大限度地降低商业银行的信贷风险。
(二)探索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确权和抵押贷款业务
为小微烟花鞭炮企业拓宽融资担保渠道。建议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尽快＊＊＊关于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确权和抵押贷款业务的相关指导意见，并做好相关土地经营权流转市场建设、土地经营权争议仲裁、贷款损失保障或补偿机制等配套工作。另外，商业银行特别是涉农金融机构也尽早谋划，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根据政府指导意见开展相关业务。
(三)加快行业结构调整，组建地方烟花鞭炮集团
烟花鞭炮行业的特点是:规模越大，安全风险越小，经营效益越高。醴陵市烟花鞭炮行业要发挥集群效应，走“规模化、集约化”道路，形成规模效应应对市场竞争，从而更好地获取银行信贷支持。同时，地方政府要提高企业准入门槛，调整企业结构，促进烟花鞭炮主产区乡镇建立集团公司，提高市场竞争力。
(四)优化金融环境，提供和谐发展环境
不论是招商引资，还是争取金融业扩大信贷投资，必须有一个好的金融信用环境。建议地方政府利用工商、税务、安全生产许可等手段，对逃废债企业进行制裁，让逃废债企业无法生存，通过打造“诚信醴陵”，促进烟花鞭炮经济更好更快地发展。
(五)设立烟花鞭炮产业基金，促进其走上“安全”、“环保”可持续发展之路
实体经济论文篇6
西方主流经济学在中国的迅猛传播所带来的不仅是分析方法上的大量借鉴，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中国学者对于经济学研究任务、对象与范式的传统看法。当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将解释事实作为经济学的首要任务后，大量的熟视无睹的现象被纳入了经济学分析的框架。不仅国家的起源、家庭的规模、法制的建立和腐败的盛行成为经济学研究的热门话题，而且宗教信仰、伦理道德、婚姻爱情、流行疾病也成为解释的对象。对于中国本土经济学而言，最有条件和最应解释的现象无疑是中国发展路径的选择与变迁。事实上，近年来已经有大量的论著对中国经济的增长与停滞、转型与复兴作出解释。
表1.1中国人口（1500—1990）与人均GDP（1750-1990）变化情况
说明：资料来源于小罗伯特·E·卢卡斯，2003：《经济发展讲座》（中译本）第180-181页，不含 台湾 与香港数据。人均GDP为1985年美元价格。
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及 现代 化过程与西欧的工业革命无论在初始状态或是关键环节上都呈现出了极大的差异，尽管中国的近代史上出现了与西欧工业革命中同样的大规模社会动乱、战争、革命景象，但一个根本的不同是：中国的现代化是由外来武力和文明的侵略冲击之下发生的，是一个文明古国所进行的剧烈转型与痛苦的革新，而非一个“自生自发”的过程。从此意义上说，许多对西方文明进行解释的理论并不能够很合理地用于说明中国经济与社会结构上的方向选择与路径形成。
为了解答“中国发展之谜”， 中西方的学者先后强调了资本积累、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投资等变量，但是在现有的这些理论中，我们无法找到解释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特殊性的恰当工具，这不仅是因为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也不仅是由于 政治 斗争与制度变迁的纠缠并行，而是因为与制度变迁、技术变迁相伴随的文化价值观念的持续变迁。尽管文化变迁对个人行为和国家发展具有重大制约作用的事实受到了古典经济学家的重视，但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却被彻底忽略了，而后的新制度经济学虽然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也没能发展出一个有用的理论框架来（高波、张志鹏，2004a）。
因为中国的发展路径中所表现出来的几次大转折并非仅仅表现为制度变迁，其背后的文化变迁是深刻而重大的。“对制度形成剧烈变化做出解释时，把文化和观念因素排除在解释变量之外。这种做法可能会妨碍我们理解制度变迁” （斯坦利·L·恩格曼，2003）。然而，“除了少数几个重要的像哈耶克那样的经济学家外，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忽视了决策中思想观念和信仰的作用（诺思，2004 ）。”
随着对制度的深入研究，学者们认识到“如果不考虑中国、日本和韩国文化与英美等西方文化的差异，一个经济学就能比较得了和解释得清楚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的市场经济制序与英美和欧洲诸国市场经济制序的差异。”“但无论从直观上来判断，还是从社会 历史 事实上来观察，文化在社会制序的生发、型构、驻存和演进中，无疑起着某种“原发性的”或者说“内生性的”作用（韦森，2003，第154-155页）。”从文化价值观的视角解释中国独特的发展路径无疑是具有启发意义的，但由于缺乏有效的分析工具而难以被主流经济学所承认。也正因为经济学对文化价值观的排斥，历史学家特别是经济史学家、社会学家、 哲学 家成为从这一视角解释中国发展路径的先行者。
上述的解释无疑都具有一定的依据。其缺陷在于既没有一个统一的范畴和理论体系，也难以与现代主流的理性选择理论相结合，不具备进行实证检验的可能。但不能否认的是，从文化价值观视角解释中国发展路径不仅是有可能的，而且是必须面对的难题。对于中国本土经济学的发展而言，促进以文化价值观为对象的经济学研究则具有特殊的意义。实际上，只有借助于文化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才有可能去理解“西学东渐”后中西文化冲突对于制度变革的意义；才有可能真正认识为什么“解放思想”是“
解放生产力”的前提；才有可能解释中国渐进式改革为何能够取得成功，而那些照搬西方 法律 制度的转型国家却陷入困境。上述这些问题都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所无法解释的，而从中国经济发展实际出发的中国本土经济学却有可能在直面 历史 时构建起包含文化价值观变量的经济学分析范式来。这恰好是中国本土经济学的长处，也是中国经济学能够为现代经济学作出独特贡献的地方。
二、方法：文化成本分析范式
对文化概念的不同理解导致了新旧文化经济学的分野，旧文化经济学是以文艺和文化产业、文化政策为研究对象，而新文化经济学则仅从文化是特定的价值观体系这一界定出发而加以经济学分析的。深入来看，新旧文化经济学本质上的差异则在于具有不同的理论范式。
再次，新文化经济学在研究方法论上采取的是个人理性行为假设。准确地说，在人们所具有的信息和理解程度的限度内，在实际存在的选择范围中，人们试图对文化价值观作出理性选择。或者说，正是个人通过对价值观的权衡选择才形成了特定的文化。一个现存的价值观体系能提供给人们有关如何取得回报和避免代价的解释，这种解释是对现实的观念简化或模型化，它不仅指导人们的行动，而且能够节约人们决策的成本，这正是文化的功能和价值所在。在此，我们把文化理解为理性的行为者选择“消费”的一种“商品”，就像他们消费有形商品时权衡代价和收益一样。坚持主流经济学的理性行为假设方法论是因为，人们对特定文化价值观的确立、坚持和放弃一般是建立在代价/收益 计算 的基础上的，因此是理性的行为，这与人的其他行为是理性的完全一样。从这一经济学的假设前提出发，我们不把某种文化的存在归结为无知、迷信、谬见、或者是“洗脑”的结果。这一方法论也决定了对文化价值观的选择分析成为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之后理性假设的又一个新拓展，也使新文化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能够在统一的框架内相容。 文化成本分析范式的出发点是这样的，既然个人选择特定的价值观或者价值观体系（即文化）是基于对回报与代价之间的权衡，那么他们对特定价值观的评价就准确反映在他们所愿意付出的代价上。他们要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呢？或者说他们出的价格是多少呢？这一代价体现为人们接受某一文化价值观体系所要付出的物质的、社会的特别是心理上的代价。测量一个人对特定文化价值观体系付出代价的昂贵与否的一个简易方式，是观察要求其遵循者所要做的和不要做的事情的多少。例如社会关系受到限制与外人强加的歧视等。
上述的代价无疑可以恰当地称之为文化成本，它是指人们信奉或遵从某种习得的文化信念（或价值观体系）时所放弃的最高的心理与货币代价。由于人们普遍地遵从特定文化观念，因此，文化成本也是同样广泛存在的。具体来说，文化成本一般包括认知成本、心理成本、认同成本、信仰成本等内容。从文化成本这一核心概念出发，我们可以提出一些可实证的命题来解释大量与文化观念有关的社会现象，同时也可以深入分析文化与 经济 发展 之间存在的内在联系，揭示出制约个别 企业 、地区及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
文化成本理论的提出似乎并不困难，然而，人们认识到达这一点时却经历了长期的努力。阻碍这一认识的形成有两个思想成见，一是拒绝承认文化现象可以进行经济分析；二是认为文化观念不是可以选择的，而是人们“社会化”或模仿 教育 的结果。因此，尽管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意识到了文化对人们行为影响的重要性，但这些思想小溪并未能够汇入经济学的主流。但是这些思想渊源却成为文化经济学新范式形成和发展的重要的营养来源。
文化成本范式是解释个体与群体存在复杂价值观选择的有力分析工具。文化成本范式的研究方法是以一些有一般性的行为假设、公理或定律——如人的自利假设来约束行为；另一方面，又要指出一些限制行为的局限条件或情况，这样就可以推断在怎样的情况下，人的行为必然会怎样；而情况若有所改变，行为也就一定随之而变。当然，我们所关注的局限条件是当要素成本与交易成本不变时的文化成本。尽管文化成本在现实中是难以衡量的，但总可以通过一些间接的方法按照其大小给予排序，从而提出实证性的命题。事实上，一些研究成果已经显示了文化成本范式的可行性，尽管在这些研究中文化成本被具体化为“道德成本”、“信仰成本”、“心理成本”，然而其研究思路是相似的。
三、理论体系：从文化选择到文化变迁
依据研究重点的不同，新文化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可以划分为四个层次，即文化选择理论、文化区位理论、文化与经济发展理论、文化变迁理论。其中，文化选择理论是学科的基础理论，而后三个理论为应用和实证内容。四个理论既有内在的层进关系，也有各自的侧重点。
从一些数据中可以看出文化选择理论是整个新文化经济学的基础，它主要是将价格理论的一般原理扩展于文化价值观领域，并对引入文化因素后的理性行为假设作出阐述。文化选择理论直接推导出的两个重要概念是文化成本和文化资本，这两者尽管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但却代表了不同的研究路径。与一般的成本和资本相比，文化成本和文化资本更加注重主观的心理方面的内容，而不是物质的或货币的内容。
从文化选择理论出发，进一步的工作是解释人们对不同区位文化选择和替代的原因。按照通常的认识，文化区位上分布上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伦理道德、意识形态与 科学 假说等多种价值观集合。文化区位理论既将各种文化现象统一在一个框架内研究它们之间的替代关系，又有利于深入任何一个子集合进行相对独立的研究。
文化与经济发展理论是文化选择理论的静态应用，它一般从文化成本范式出发，研究文化观念与各个经济发展主体、活动之间的内在关系。这一部分的内容既丰富又贴近现实需要，当前已完成的研究成果大多体现在这一领域。依据分析的视角，可以大致上分为两类，一类是研究各类经济发展主体如何通过特定文化价值观来形成竞争优势。具体如企业家价值观研究、企业文化经济分析、区域文化经济分析、转型与文化、国别文化经济分析及文化全球化等。第二类则从特定的文化着眼，研究它们的形成与转变，包括消费文化研究、投资文化研究、创新文化研究、诚信文化研究、欺诈文化研究等。
文化变迁理论则引进了时间维度，它是文化选择理论的动态应用，既包括了对文化变迁的方式、过程与机制的研究，也强调文化变迁与制度变迁、技术变迁的关系研究。通过这些研究，有望更好地理解路径依赖现象和制度变迁的实质。在引入经济史和文化史的资料时，文化变迁理论还有助于理解 历史 上存在的大量经济增长与停滞、收敛与扩散的现象，扩展人们对于经济效率的理解。
本文对新文化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描述都只能是一幅“草图”而非“指南”，是一种整合而非独创。事实上，如果文化经济学的新范式能够成立的话，那也一定是在广泛接受批评与建议之后。无论理论体系如何安排，对文化现象及其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解释则肯定是会取得进展的。
四、展望：意义与可能
新文化经济学多种范式在 中国 的兴起不仅提供了解释中国经济停滞与复兴的可能，也为经济理论的繁荣和发展增添了新的能量。借助于新文化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可以从理性选择的角度来重新解读中华文明鼎盛和衰落的秘密。事实上，缺少了这样的分析范式，经济学只能放弃对中国历史变迁的解释，这也就造成了我们难以真正理解远至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汉唐时期的佛儒之争，近至鸦片战争前后的西学东渐，同样我们也无法解说“文化大
革命”的全面倒退和围绕着改革开放的激烈思想交锋。这些文化冲突、交流、濡化、融合与毁灭的事实正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潜在的主导力量，学者总是将中国的落后归咎于观念的保守，但却很少有人尝试去探索人们在进行观念选择时的约束。
新文化经济学并不仅在解释长期的历史事件中具有优势，对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地区经济增长差异和企业发展状况同样可以作出有力的解释。例如，温州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绝不能单纯归结为制度变革以及人力资本积累的效果，特定地区的文化底蕴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区域经济增长在一定时期内并不能趋同。对于个别国有企业业绩斐然和许多民营企业昙花一现的反差，只有从企业家个人价值观和企业文化的角度才能深入解释竞争优势的源泉。
为解释中国发展而兴起的新文化经济学的意义并不仅仅局限在中国，它也将对经济理论产生重大的影响。首先新文化经济学会继续突破主流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在传统经济学的视野里，个人的价值观、理想、个性全部被抽象掉，这必然忽略了人的行为的一些主要方面。随着经济学研究的深化，无论是“有限理性”的提出，还是行为经济学关于“认知偏差”的结论，都是对经济学基本假设的修正。当新文化经济学将文化价值观因素加入人的行为变量时，这必然导致理性行为呈现出复杂表现，拓宽对人类行为的解释。更重要的是，文化价值观因素的引入，必然迫使经济学家去思考和面对偏好稳定的假设是否合理。既然我们承认文化变迁的存在和个人价值观的变化，就必须去处理经济学所忽视的偏好理论。
其次，新文化经济学将深化人们对制度变迁与技术变迁的理解。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不满于将制度变迁单纯归结为“路径依赖”，因为人们对于路径依赖本身仍然是理解不多的。对于历史上大量的“发展陷阱”和“制度停滞”现象，经济学仍然缺乏深刻的认识，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文化价值观因素至少是其中必须要考虑的一个制约因素。理解制度变迁与技术变迁的过程，要求新文化经济学提供一些启示。而对于大量转型国家路径选择的差异和结果的不同，也需要从文化传统的约束上来思考。
实体经济论文篇7
1.逻辑主义科学哲学对经济学的影响———经济学的数学化
逻辑主义学派包括以石里克、卡尔纳普等为代表的逻辑实证主义和以波普尔为代表的证伪主义。逻辑主义认为，理论的科学性体现为三方面:一是理论结论应为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普遍标准;二是理论仅凭逻辑理性和经验事实推出;三是理论可以被证实或证伪。这种思潮影响了20世纪的经济学发展，并进而支撑着经济学的科学性标准，即经济学能够提供一个超越文化、制度、国家、历史的分析结论，并且结论可以得到验证。经济学为使其结论具有科学性，效仿物理学分析范式，分析方法趋向于数理化和计量化。一方面，经济学运用数学工具，使得其理论在概念、假设和公理的基础上，通过演绎的方法得到普适的结论;另一方面，经济学运用经济变量的统计数据，设定计量模型，以检验现实经验是否与经济理论模型结论一致，使得结论具有可检验性。20世纪的经济数理化主要体现在凯恩斯的总量研究，计量模型多为以凯恩斯经济学为基础的大型宏观计量模型，这类模型的参数值，如偏好、禀赋多为外生假定值，模型包含的因素为没有微观基础的外生假定变量，冲击主要是不随政策、时间和环境变化的外生性冲击。逻辑主义存在自身难以克服的弊端，主要表现为逻辑主义分析问题的起点是确定无疑的经验事实，而现实中这种观察事实是不存在的。历史主义学派的汉森提出“观察渗透理论”，即个体的观察视角会受到理论的塑造，因而不存在绝对客观的观察事实。库恩通过对科学史的研究认为，逻辑主义通过对命题的零星证明并不能把握理论发展的复杂性，唯有将理论看做“结构”才能理解理论的发展。库恩认为科学的进步，是因为该领域的科学家共同体由一种理解范式转换成另一种新的范式，由于没有客观标准来判断不同范式的优劣，因此，每个理论的发展不一定通往真理方向。在《经济学方法论》中，布劳格“考察了在新古典经济学和逻辑实证主义之间的可怕联盟，认为实证主义是一种伪科学，新古典经济学必然跟着它一起堕落:可分离性的实证主义论题一方面认为事实和价值可以分离;另一方面认为事实和理论可以分离，这种论题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所有的事实都是装满理论的，而所有的理论都是装满价值的。他们认为一个更合意的认识论能在理性主义的基础上建立，意思是已经表明了存在一个康德主义的“综合”演绎真理:我们的战略依赖于能够把本质的东西挖出来，然后就坚持本质的东西一定能在实践中找到。经济制度必须再生产其本身，于是再生产的事实是经济制度的典型本质，这个本质能够为经济理论提供稳定的基础。因此，逻辑主义所认为的科学标准是不合理的，进而认为经济学的科学性，体现为经济学的数理化和计量化也是不准确的。
2.后继科学哲学的启示:用科学的方法刻画“人”
科学实在论和反科学实在论之间争论源起于:在对量子物理现象的解释时所用的基本粒子概念，指的是客观存在的事物，还是为解释现象而人为构建的概念。科学实在论的代表Boyd认为，科学理论的理论术语是说明性的、有指称的表述，对科学理论应当作实在论的解释，只要理论对事实的预测成功，则该理论即为真。反科学实在论的代表弗拉森认为，真理的获得来源于对经验世界的观察，而科学家的观察具有主观性;就科学与真理的关系而言，绝对的真理是不存在的，只存在经验上适当的理论。但在经验上适当的理论只能反映部分客观实在、经验观察的部分，因此，一个认识对象的普适真理是不存在的。科学理论除了其依据的经验基础外，其假设和结论并无客观性可言。理论的目的并不是提供一种客观性，而是提供一种描述经验的角度。这种观点对经济学中的制度学派产生了深远影响。库恩提出的“范式”理论和科学反实在论与实在论的争论，促使后现代科学哲学的出现。后现代主义的费耶阿本德将库恩理论认为的真理标准的相对性放大，认为任何分析科学、文化和艺术的方法都有其优缺点，任何分析方法都无高低之别，“什么方法都行”，因此，科学也不再处于文化的中心位置。罗蒂认为，实在论和反实在论关于科学实在性的争论是毫无意义的。传统的科学观期望用自然科学的客观性和科学性，改造社会和人文学科的发展，造成了科学沙文主义的出现，这不利于文化的全面发展。罗蒂认为，解决科学独尊的方法是“新的模糊主义”，模糊实在和经验、事实与意义的差别，取缔科学的特权地位，主张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艺术文化之间可以平等对话。“新模糊主义”为解决科学沙文主义，模糊了科学和非科学的界限，将科学与宗教、神学等混为一谈，这种极端的相对主义使科学哲学变得毫无意义。张今杰认为，借鉴阿佩尔解释学的思想可以解决上述科学哲学的问题，不应该用反科学的方法来解决科学主义，也不应该简单地用人本主义对抗科学主义，以使科学臣服于人文，而应该将人文的思想引入到科学的表达之中。在自然科学的研究中借鉴人文学科的“理解”的方法，而人文学科的研究也以自然科学的注重“说明”的解释性方法为基础。
二、马克思经济学科学观:人与数学的结合
马克思认为，科学不仅可以帮助人类认识自然，而且对自然的认识会通过实践活动进一步深化对科学的认识。资本主义社会下的科学观是不合理的，因为科学出现了异化。一方面，科学研究可以增加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进而可以改造自然，主体也通过劳动在与自然的互动过程中，经济学中的“人”:现实性与科学性的耦合加深了对科学的认识，为人实现自由发展做出了准备;另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私有财产性质，科学发展的成果不能全部转化为对人自身的认识，仅增加为人对异己的控制。此时的自然科学仅以自然界为对象，未包含人的任何因素在内。这意味着“以往的人文科学对人的研究，恰恰离开了人的自然界的存在和对象化活动来空谈人性，不是把人与人的发展当做自然存在和自然史过程，而只是顺便提到自然科学，正像自然科学只是顺便谈到人和人文科学一样，两者都是片面的”。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在于分析经济运行背后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其对“人”的刻画，不是抽象的人的概念，而是处于特定的社会关系之中的、经济活动的参与者，具有历史性和现实性。按照马克思科学观关于人的概念，人“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对于经济学的研究方法，马克思认为:“分析经济问题，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而必须用抽象力”，虽然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并没有对“抽象力”做进一步的诠释，但从整个序言和全书正文中不难看出，他是通过对英国社会经济状况和历史资料进行大量统计调查、系统分析而形成的。正因为如此，马克思甚至认为:“一种科学只有在能运用数学的形式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而从《资本论》中运用大量的统计资料、数学公式、表格、数字和符号可以看出，马克思对经济学数学化的研究方法和表现形式并不反对，甚至可以说颇为赞赏，而且应用自如。而且，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对价值、社会必要劳动、简单劳动、复杂劳动、利润率和剩余价值率等概念的剖析，就是通过数学形式来映射当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人与人之间的分配关系。在某种程度上，马克思是当时为数不多的能够把人与数学耦合恰当的经济学家。之后出现的所谓经济学“边际革命”，与马克思所运用的数学方法渐行渐远，数学化已经成为经济学研究纯粹的逻辑表达，从中再也无法洞察出它与“人”的嵌入性。
三、思想流派鸟瞰下经济学研究中的“人”
1.从古典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学:“人”的忽略与缺失
古典经济学理论最核心的部分为古典生产理论和古典分配理论。古典生产理论以劳动分工为基础。斯密认为，经济增长的源泉是由劳动分工而引起的生产率的提高，因此，分工是经济分析的逻辑起点。由于分工行为是人与人之间的协作关系，因而古典学派分析经济问题时内在地包含着对人以及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研究。古典分配理论认为，生产主体由于分工的不同，被划分为不同的阶级，收入分配在不同阶级之间的分配，即为生产资料的分配，会进一步影响生产，因此，分配理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相关。19世纪70年代，以门格尔为代表的边际效用学派提出了借用数学中的微积分方法，采用边际分析的方法分析经济问题，引发了“边际革命”。之后，马歇尔将边际分析方法引入经济学分析之中，由于分工理论难以有效地融入该分析框架，而逐渐被经济学者抛弃。马歇尔之后的新古典学派，将供给需求定律、价格理论以及市场机制等资源配置问题，视为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将生产理论简化为厂商投入、产出关系的生产函数，只体现了物质转化过程中的数量和技术关系。由于厂商按照劳动供给者的边际产出分配收入，因此，不存在体现生产关系的分配理论。此时，经济学实现了数学化，但放弃了对人的刻画。
2.从凯恩斯主义到新凯恩斯主义:“人”的回归与重构
在凯恩斯理论之前，古典和新古典理论对经济问题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微观层面，凯恩斯奠定了经济学宏观分析的基本框架。宏观经济分析理论侧重于对宏观问题和变量之间的总量关系的刻画，但这些问题研究的起点并不是基于每个参与主体的行为，而是基于如下外生假设:经济中存在价格刚性、消费存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投资存在资本边际效率递减以及流动性偏好。由于该理论框架在理论层面不能论证其假设的合理性，如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厂商在面对外生冲击时，为什么只调整产量而不改变产品价格;在实践中，并不能有效地解释滞涨等现实经济问题。为弥补其解释力的不足，经济学者认为宏观经济理论的结论应该从经济参与者的行为中推倒而来，而非从假设中得到，即需要寻找经济行为的微观基础。微观基础即为对经济中的“人”行为规则的刻画。现阶段宏观经济理论已通过如下角度实现对“人”的刻画:第一，行为主体是有预期的，这使得对经济问题的分析具有动态性。主体当期的预期行为，既可以受以前各期经济形势的影响，也可以受对以后各期经济形势预期的影响，预期有理性预期和适应性预期等形式。第二，行为主体的优化行为。每个行为主体在资源约束条件下，实现自身效用的最大化或利润最大化。经济中总量消费、投资等都由单个行为主体的优化结果加总得到。第三，行为主体的不同的风险形式。根据行为主体对风险的偏好程度，分析风险偏好者、风险中性者和风险厌恶者。第四，行为主体异质性的刻画。通过设定行为服从某种形式的分布函数，以体现其差异性。显然，经济理论从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分析向新凯恩斯主义寻找经济行为的微观基础的转向和发展，体现着现代经济理论重新走向以“人”为中心的逻辑回归，并通过聚焦资源稀缺条件下“理性人”如何选择这一核心命题，实现了对“人”的经济行为的重新建构和刻画。
四、结论
实体经济论文篇8
（西北大学 哲学与社会学学院，陕西 西安 710001）
摘 要：本文通过对马克思思想中关于哲学与经济学相结合的经济哲学的研究，从而吸取马克思经济哲学中有价值的东西，应用于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中。
关键词 ：马克思；经济哲学；当代意义
中图分类号：B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4-0037-02
一、关于经济哲学定义的探讨
关于经济哲学，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这个提法就频繁出现于我国的哲学和经济学文献中。有人认为经济哲学是“处于哲学和经济学的交叉地带”，所研究的内容是各个经济形态的“共有的、基本的规律和问题”。然而，与此相反者则认为，经济哲学“不是经济学和哲学相结合所形成的交叉学科，而是一门部门哲学。所谓部门哲学，就是对世界的某一部门或某一领域的哲学问题的哲学思考”[1]。在这两种表面看来截然不同的观念之外，还有一种似乎中立的看法：“经济哲学是用哲学方法研究经济问题，或用经济学方法研究具有哲学性质的经济问题的一门学科。”[2]所谓经济哲学就是经济学的哲学，是对经济生活和经济学进行哲学反思的一个学科门类，旨在通过经济学和哲学的联盟，发挥两门学科的优势，对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社会存在和发展问题进行整体性的综合研究。西美尔认为，包括经济学和货币学在内的任何经验性学科，上下两端都靠哲学支撑，没有这样的支撑，经验性学科难以成为自身。上端者指学科起步时的逻辑前提，如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人性自私论、天赋人权论和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论就是这种情况。下端者指经验事实意义和价值性质的解释。经济学能够用经验的方法确定和描述基本事实，如我国目前的贫富两极分化现象。但是，这些现象仅仅是经济行为主体活动的结果，经济学没有能力回答这些问题，非要回答，只能像加里·贝克尔的“经济学帝国主义”一样在哲学面前出丑。他在其代表性著作《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中不知天高地厚地说：“经济学的分析方法高于和优于边沁、康德和马克思的方法。”[3]
二、对马克思经济哲学的认识
经济哲学的兴起是经济学和哲学相互融合和范式变革的产物。马克思是将哲学与经济学相结合的典范，他既重视经济学的研究，也重视哲学的研究，他留给后人浩如烟海的文献，奉献给人类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
首先，马克思所研究的经济哲学既非单纯的经济学也非纯粹的哲学，而是在融合了两者基础之上而形成的一种客观性与主观性相统一的全新科学，它打破了当时的一些哲学家和经济学家考察经济问题的方法。马克思首先对唯心主义经济哲学的思想进行批判，这在他最初的经济哲学研究成果《哲学的贫困》中就有着充分的体现。他批评蒲鲁东从普遍理性出发建构经济学的哲学体系，把经济范畴视作“不依赖实际关系而自生”[4]的思想不过是一种先验的唯心主义的经济哲学。而马克思所要实现的是关于经济学要能够真正揭示现实经济生活的本质和规律，必须跳出哲学的圈子研究经济现象，这是一种蕴含着从经济现实、物质生产出发的唯物主义经济哲学思想。同时，他还对机械唯物主义的庸俗经济学思想进行了反思，这使马克思意识到，经济哲学要走出“在表面的联系内兜圈子”，对“最粗浅的现象作出似是而非的解释”的误区[5]，就必须突破以往的理论，冲破思想障碍，敢于进行理论创新。
其次，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思想是科学性与人文性相统一的，他分别从物与人的角度，充分体现出了人类对世界的两种基本态度和价值取向。科学性强调客观性和事实评价，人文性强调主体性和人文关怀，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的对象，无疑是“现实的人”[6]。马克思认为，“现实的人”既是“社会关系的总和”[7]，又是能动的、有价值、有理想追求的主体。因此，经济哲学要研究“物”，也要研究“人”，应是科学性与人文性的辩证统一。马克思既反对从所谓“纯粹的客观性”或单纯的技术理性模式出发考察经济现实的做法，他认为这种做法撇开了主体的人，而且缺乏对人的地位体现，把人降低或等同于“物”；同时，他又反对从抽象的人、人性、人道主义出发考察经济现实的做法，认为这种做法抛弃了客观的物，只能使人成为虚假的主体和片面的“道德人”。所以，马克思经济哲学的独到之处就在于他既能够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和人类社会历史本质的同时，又能够把它们视为以人的生产实践为基础的过程。
再次，马克思经济哲学的思想侧重于从实践角度表述主客观关系，是决定性与选择性的统一。决定性就是承认人类社会历史及其经济运动是有自身规律可循的自然历史过程，肯定了客观世界和其规律的必然性及其对人的制约性；选择性即承认社会历史及其经济运动又是历史主体的人有目的的活动过程，肯定了主体的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认为作为历史主体的人一身兼任“剧中人物”和“剧作者”双重身份[8]，因为人类社会历史和经济运动的规律是通过现实的人的有选择的能动性活动而得以实现的。人的实践是联接两者的中介，正是在实践基础上，两者达到了辩证的统一。经济哲学研究的目的之一，就在于通过对经济现实的理性考察，为发挥人的自主能动性提供理论根据，因此它应当从决定与选择的统一角度研究作为客体的世界与作为主体的人之间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
最后，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思想是实证归纳与理性概括的统一，这是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中又一个基本的方法论思想。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不仅仅从经济现实出发，而且在研究经济现实中进行哲理性的分析推论，并从中引出世界观、方法论的结论。同时，在对经济现象进行哲理的分析的过程中，融入经济的实证，使之有根有据，而不是流于形式的空洞思辨和抽象演绎。马克思在创立经济哲学之初，就批判地审视了当时的经济理论，反对蒲鲁东用先验原则、抽象哲学理念投射经济现实，认为这只能导致“可笑的哲学”[9]；又批评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停留于纯粹经济事实的肤浅表述和实证归纳，认为他们不从经济关系的社会历史性考察、深究经济现象的本质，导致了他们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固定永恒的规律的唯心史观结论。纵观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思想，其哲学与经济学在相互交融基础上达到了辩证统一。马克思的经济哲学理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既是社会的、历史的、哲学的经济学，又是经济的社会学、历史学和哲学。
三、研究马克思经济哲学的当代意义
经济哲学在我国发端于哲学界的呼唤，但实际上也是经济学界的需要。正处于机遇与挑战并存的中国，面临经济发展、制度转型、走向世界过程中一系列棘手的、复杂的、整体的、深层的问题，迫切需要经济哲学的发展。就实践意义而言，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实践急需理论的正确指导，而中外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似乎滞后于社会主义经济实践，因此，经济哲学在我国具有深厚的生存土壤，同时也具有光明的发展前景。
首先，虽然由于时代的巨变使得马克思那个时代的经济哲学研究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与现在这个时代存在极大的差异，但是马克思当年从客观性与主体性相统一的角度研究经济哲学的思路和方法，仍能为我们从事当代经济哲学研究提供有益的启迪。在此，不妨借用马克思的一句名言，经济哲学要想成为“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就必须“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10]。同时，我们还要充分发挥每一个主体特有的主观能动性，打破陈旧的传统观念，解放思想，积极创新，与时俱进。
其次，科学性与人文性辩证统一的经济哲学方法，有助于我们研究经济全球化以及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经济增长、转型、变化和发展的现状、历史和未来趋势，从而立足于科学的实证经济学，从客观世界中认识到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规律，理解人的价值需求、人生的现实性、时代的变易性、社会生活的真实性等，从而为确立与之相对应的人格模式提供客观依据。与此同时，也有助于我们研究人在当代社会中的自身价值，从而运用科学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达到自己的愿望和要求，最终实现人的生存意义。
再次，借鉴马克思的决定性与选择性相统一的方法来考察当代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有助于我们制订新世纪现代化战略决策，走出“超越论”和“循序论”误区，立足于“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研究诸如中国与世界体系的联系与交往中，经济的调整、重组、改革、开放等关系；又充分发挥主体的能动创造性，在历史的决定性与选择性的交错点上“抓住机遇”，切实把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做好。同时，也有助于我们走出“人类中心论”或“生态决定论”的两极，进而深入研究诸如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与自然成本、生产效率、物质生产、人口生产、精神生产等等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
最后，借鉴马克思经济哲学中实证归纳与理性概括的相统一的方法，研究和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一方面，在探讨诸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全球化等具体问题时，运用世界历史理论、社会形态论加以理性抽象；另一方面，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结构论、形态论、本质论、动力论等基本理论时，根据世界、中国的社会经济变化现状和趋势，以及新科技革命、信息革命等理论加以验证。最终，在融合两者特征的基础上，创建能够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经济哲学理论。
参考文献：
〔1〕刘敬鲁.经济哲学需要研究的三类问题[N].光明日报，2001-10-23.
〔2〕于文军.经济哲学的学科归属[N].人民日报，2000-3-9.
〔3〕加里·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19．
〔4〕〔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140，149.
〔5〕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98．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23．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8．
〔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476.
实体经济论文篇9
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实际上很难在空间范围上进行限定，相反，却是带有一定意识形态色彩的指称。而在本文中的中国现代经济理论则是指在辛亥革命以后， 中国社会摆脱封建经济制度，逐步发展资本主义，到后来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失败而使得中国经济走向社会主义的大背景下， 中国经济理论的发展脉络。
一、辛亥革命以来中国经济理论发展的总体脉络
辛亥革命以来，随着封建经济体制被推翻及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为实现富国强民的时代梦想，在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主主义革命者以及以毛泽东、邓小平等为代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者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均做出了艰难的探索，从旧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到新三民主义的扶助农工，从三大改造到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 体现了基于中国国情的本土经济理论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及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在秉承为中国经济现实服务前提下的融会贯通、兼收并蓄。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各经济理论在指导中国经济发展的地位是不同的。
辛亥革命以后、新中国成立以前，由于缺乏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系统宣传和适用于中国经济发展现实的全面的理论体系以及当时中国的政治环境，以解放生产力、发展农业为代表的中国本土经济理论一直占主导地位，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的进步。
1949 年以后， 由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推崇， 外加其对中国经济发展规律的积极探索而逐步形成了适应中国社会发展的、较全面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改革开放以前， 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的引领作用， 而西方经济学则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处于沉寂状态。主要表现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分析、研究及解决中国经济问题，并在理论上进行创新形成科学严谨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同时以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武器，结合中国实际对苏联模式政治经济学进行若干修正以指导中国经济现实。
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解放、发展生产力，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以促进经济社会进步成为时代主旋律，为西方相对成熟的经济学理论逐步对指导中国经济实践发挥着重要作用。主要表现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体系上构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在西方经济学体系上构建中国经济学，完善和发展市场经济，形成有效的市场经济体制，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
综上所述，辛亥革命以来中国经济社会所形成的现代经济学理论是以中国国情为基础， 试图将中国本土经济理论、文化传统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或西方经济学理论相结合，分析、研究及解决中国经济发展实际问题而形成的一门具有独立形态的、有中国特色的中国经济学。
二、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经济理论发展的阶段性研究
当前，理论界对于中国经济理论发展的研究在阶段性划分上多以历史重大事件为依据，本文认为，经济理论是为研究并解决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经济问题，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经历了新、旧民主主义革命、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革以及现代化建设等一系列的历史事实，与历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对于经济理论的阶段性划分以历史上重大事件为依据是比较贴近事实的。
(一)辛亥革命与中国经济理论的发展(1911-1921)
辛亥革命是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沉重打击了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促进了生产关系的变革，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主主义革命者对于中国经济社会及现代经济理论的发展主要体现在旧三民主义和新三民主义。
孙中山的旧三民主义对于中国社会思想的变革具有重要的意义， 其中突出体现经济学思想的是民生主义理论，其撼动了中国几千年来封建经济思想的基础，体现了人民是历史、社会发展的主体，只有广大中国人民富裕起来才能使中国走向富强。同时，孙中山先生早期的民生主义将富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大同与西方的社会主义相联系，设计出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最初形态。在这个社会主义里，其强调实业建国，主张发展中国的民族工业，又主张经济、技术开放，积极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管理经验，引进高效的管理机器、设备和人才，促进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形成我国第一个经济现代化思想，开启了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先河。
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先生发展和继承了旧三民主义的思想，在其基础上又做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完善，形成了相对独立、完整的经济理论体系，其中最具代表的便是以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为内容的新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体现了孙中山在如何使中国走向富强道路选择上的重大转折，即通过唤醒并依靠社会主义力量，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发展中国工农业，实现振兴中华的近现代中国社会目标。
(二)五四运动后中国经济理论的发展(1921-1949)
苏俄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列宁主义广泛传播，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热情空前高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主义者开始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当时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实际， 试图寻找中国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及苏俄十月革命经验下的出路。而五四运动将这一思潮推到了顶峰，并为以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入传播创造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起源于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的民主和科学是五四运动的基本精神，全面体现了其对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发展与创新过程的巨大推动作用。尤其在五四运动以后，随着民主与科学思想的深入，中国本土商品经济思想获得了长足发展的机遇，也使得对未来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形成必然离不开商品经济的认识更加明确。
五四运动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与当时黑暗现实的一次正面较量，开创了中国现代经济理论发展的新局面，进一步推动了立足于本国经济现实，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解决本国现实问题的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体现了早期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旺盛生命力。
(三)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经济理论的发展(1949-1966)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社会的现实是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为建立和巩固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均将注意力集中于变革生产关系上。其后，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逐步稳定，国内外经济形势和经济发展环境的好转，经济理论的研究者继续沿袭五四运动以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中国本土经济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典理论更加深入的研究，并结合当时战争后急需恢复经济生产、解决民生的社会现实，分析并解决经济社会问题。同时还表现为对于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经验的系统引入，形成一些在当时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的理论。如按劳分配、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价值规律和商品生产规律、政治经济学对象、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等。此时，中国经济理论界相对活跃，形成学术上的百家争鸣。但也在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发展出现的良好态势加上发展社会主义缺乏经验， 社会主义经济思想隐隐出现急于求成、好大喜功的思想诟病。
(四)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经济理论的影响(1966-1978)
其后的十年， 中国经济社会进入文化大革命的非常时期，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发展在这一时期几乎陷入停滞，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被一些伪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所代替，科学的经济理论研究受到唯心主义说教的排挤，由于缺乏科学经济理论作指导，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几乎陷入倒退的漩涡。该时期已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立足于本国经济发展实际， 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解决中国实际的经济学研究，而所谓的经济理论则是出于政治目的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歪曲和篡改，几乎丧失科学性。
但同时，在这场文化浩劫中，尚有清醒的学者，在艰难的环境中仍致力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的研究， 在各种势力的压迫下坚持尊重经济社会的发展规律， 重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加强国民经济调整、整顿的重要性，着力将四个现代化列入党和国家的经济发展中，积极构建科学社会主义的宏伟蓝图。正是基于这些学者的努力才使得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经济能迅速地实现拨乱反正，走上正确的道路。
(五)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理论的新发展
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 一度是中国经济面临的重大选择。诚然，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一直坚持计划经济，在一定时期也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且计划经济似乎也确实更加符合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形式的要求。但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对中国经济发展之路探索更应该深入中国社会的本质，在当时生产力不发达等一系列社会背景下， 传统的计划经济或纯粹的市场经济是否真能实现中国经济的现代化，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当时中国客观上存在生产社会化的要求及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现实， 决定了任何企图放弃计划性主张或完全否定市场性的主张都不利于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行不通的。因而改革开放注定成为体现中国特色、结合中国实际、把计划与市场有机结合起来的新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这也是对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创新。
中国经济体制的转型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框架下的传统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理论框架下的市场经济学间相互促进，共同指导中国经济实践，形成了丰硕的经济理论成果。如中国政治经济学中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的关系研究，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产业结构理论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是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一大重要成果，体现了立足于中国国情，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与西方经济学理论为指导，深入发掘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前提下，实现经济现代化的目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经济理论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收入分配理论及产权理论均是研究经济理论成果中重要的部分。
实体经济论文篇10
关键词：中国经济发展新文化经济学文化成本
一、观点：中国经济发展的文化约束论
西方主流经济学在中国的迅猛传播所带来的不仅是分析方法上的大量借鉴，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中国学者对于经济学研究任务、对象与范式的传统看法。当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将解释事实作为经济学的首要任务后，大量的熟视无睹的现象被纳入了经济学分析的框架。不仅国家的起源、家庭的规模、法制的建立和腐败的盛行成为经济学研究的热门话题，而且宗教信仰、伦理道德、婚姻爱情、流行疾病也成为解释的对象。对于中国本土经济学而言，最有条件和最应解释的现象无疑是中国发展路径的选择与变迁。事实上，近年来已经有大量的论著对中国经济的增长与停滞、转型与复兴作出解释。
在工业革命前的一千多年里，中国古代社会依靠传统农业为核心的社会经济结构，取得了世界上最为丰硕的经济成就。根据著名经济学家麦迪森(AngusMadison)的研究，“在目前这个千年期的开始阶段，中国的经济就人均收入而言是领先于世界的，这种领先地位一直持续到十五世纪。它在科技水平方面、利用自然资源的程度方面以及管理一个庞大疆域帝国的能力方面都比欧洲出色。”“早自周朝起，中国文明就已经高度文字化了，到了唐朝，中国堪称全世界拥有文字典籍最多最丰富的国家了。”但是进入近代以来，中华文明却显然停滞了。按麦迪森的估计，170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的23.1%，欧洲占23.3%。1820年中国占32.4%，欧洲占26.6%。而到了1890年，中国所占的比例降至13.2%，欧洲则升至40.3%，美国为13.8%。而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则早在1700年就已经落后于欧洲，到1820年只比欧洲的1/2稍多一些；与美国相比，则不及后者的1/2（见表1.1）。尽管在这近300年的停滞时期中国发生了多次改良、革命与政权更替，但人们所盼望的“经济起飞”奇迹并未出现，甚至也错过了二战后崛起的机遇。直到20世纪末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才真正开始了复兴，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社会的全面发展。曾经的辉煌、漫长的停滞与惊人的复兴共同促使古老中华文明的历程和命运成为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个独特样本。
表1.1中国人口（1500—1990）与人均GDP（1750-1990）变化情况
时间（年）150016001650170017501800185018751900192519501960197019801990
人口（百万）1101601401602253294334134725275826688209831136
人均GDP（美元）6306306306306306305005686979731325
说明：资料来源于小罗伯特·E·卢卡斯，2003：《经济发展讲座》（中译本）第180-181页，不含台湾与香港数据。人均GDP为1985年美元价格。
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及现代化过程与西欧的工业革命无论在初始状态或是关键环节上都呈现出了极大的差异，尽管中国的近代史上出现了与西欧工业革命中同样的大规模社会动乱、战争、革命景象，但一个根本的不同是：中国的现代化是由外来武力和文明的侵略冲击之下发生的，是一个文明古国所进行的剧烈转型与痛苦的革新，而非一个“自生自发”的过程。从此意义上说，许多对西方文明进行解释的理论并不能够很合理地用于说明中国经济与社会结构上的方向选择与路径形成。
为了解答“中国发展之谜”，中西方的学者先后强调了资本积累、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投资等变量，但是在现有的这些理论中，我们无法找到解释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特殊性的恰当工具，这不仅是因为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也不仅是由于政治斗争与制度变迁的纠缠并行，而是因为与制度变迁、技术变迁相伴随的文化价值观念的持续变迁。尽管文化变迁对个人行为和国家发展具有重大制约作用的事实受到了古典经济学家的重视，但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却被彻底忽略了，而后的新制度经济学虽然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也没能发展出一个有用的理论框架来（高波、张志鹏，2004a）。
因为中国的发展路径中所表现出来的几次大转折并非仅仅表现为制度变迁，其背后的文化变迁是深刻而重大的。“对制度形成剧烈变化做出解释时，把文化和观念因素排除在解释变量之外。这种做法可能会妨碍我们理解制度变迁”（斯坦利·L·恩格曼，2003）。然而，“除了少数几个重要的像哈耶克那样的经济学家外，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忽视了决策中思想观念和信仰的作用（诺思，2004）。”
随着对制度的深入研究，学者们认识到“如果不考虑中国、日本和韩国文化与英美等西方文化的差异，一个经济学就能比较得了和解释得清楚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的市场经济制序与英美和欧洲诸国市场经济制序的差异。”“但无论从直观上来判断，还是从社会历史事实上来观察，文化在社会制序的生发、型构、驻存和演进中，无疑起着某种“原发性的”或者说“内生性的”作用（韦森，2003，第154-155页）。”从文化价值观的视角解释中国独特的发展路径无疑是具有启发意义的，但由于缺乏有效的分析工具而难以被主流经济学所承认。也正因为经济学对文化价值观的排斥，历史学家特别是经济史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成为从这一视角解释中国发展路径的先行者。
在对近代中国经济停滞的解释上，英国的科学家和历史学家李约瑟博士的认为中国是“官僚体制”，这一制度的存在是为了维护灌溉体系的需要；而欧洲是“贵族式封建体制”，这一制度非常有利于商人阶层的产生，当贵族衰落后，资本主义和现代科学便诞生了。历史学家黄仁宇批驳了中国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说法，他认为“本来资本主义就是一种出奇的体制，应特殊需要而产生。”“资本主义虽为一种经济制度，在社会里造成一种系统，促成政治外交法律科技多方面的改革。”对于“为什么中国不能产生资本主义”的问题，他的回答是“因为她志不在此。她不仅不能产生，而且一向无意于产生。”具体来说，“中国是大陆型的国家，重农抑商已久，是传统政策，重生产而不重分配。不仅整个领域自给自足，而且各府县也要遍种桑稻。加以中央集权，长期实行科举取士，使中国这个国家与社会表现出它独特的性格，所有知识分子的人生观也要根据这高层机构之需要而调整。”（黄仁宇，1997，第25-26页。）总之，在黄仁宇看来，近代中国既缺乏一个主动变革的上层组织，在社会低层组织内进行公平自由交换的技术条件也不具备，从而无法实现“数目字管理”。经济史学家戴维·S·兰德斯（2001，第474页）在分析到中国近代经济的停滞时指出：“这种文化上的优越感，加上狭隘的自上而下的专制，使中国成为一个不图改进、怠于学习的国家。改进，就会对人们已经感到自在的正统观念提出挑战，必然引起不服从。引进知识和思想同样也会造成这样的结果。”兰德斯深刻地认识到“中国人的文化完整性”导致了了对西方科技的排斥，而一旦发现西方的强权到来时，“中国人的思想很容易地发展成了排外症。”尽管这些论述准确地刻画了事实，但仍然缺乏系统深入的阐释。
社会学的鼻祖马克斯·韦伯（1995，第295页）通过对儒教与道教研究，他惊异地发现“中国尽管有形形色色的异端裁判，但是较之不宽容，起码较之加尔文清教的不宽容，有远为博大的宗教宽容，此外，还有广泛的物资交换自由、和平、迁徙自由、职业选择自由、生产方式自由以及丝毫没有对商人习气的厌恶：所有这些都未能让近代资本主义在中国出现。正是这个典型的营利之国反倒可以研究：营利欲、高度甚至极端推崇财富以及功利主义的“理性主义”本身，都同近代资本主义了无缘份。”韦伯将其原因归结为中国“理性主义”与清教徒“理性主义”的本质不同，他（1995，第299页）认为“儒教理性主义意味着理性的适应世界；清教理性主义则意味着理性地把握世界。”正因为如此，中国“单纯的冷静和节俭同“营利欲”和重财结合起来，还远不是典型的近代经济职业人阶层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也不能产生这种精神。”从这一认识出发，韦伯预言说，“从一切迹象看，中国人有能力，甚至比日本人更有能力吸收在技术和经济方面都在近代文化领域中获得全面发展的资本主义（1995，第300页）”。
现代化理论重点关注了中国传统的变革。S．艾森斯塔德（2002，第1101页）认为，“文化秩序与政治秩序的同一性以及文人所独有的特征，都有助于维护一种停滞的新传统主义的统治，而这种新传统主义不断强化着中国文化的非改造取向。在现代化的第一次冲击发生的时候，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官员面对着从下列事实中产生的种种问题，这种事实就是他们的基本文化象征是深藏在现存的政治结构中的。任何政治革命或改革都必然会引起对文化秩序的抛弃和文化秩序的瓦解。同样，在意识形态上过分强调对社会—政治现状的支持，也很难将新的象征定型化，以使相对独立于以前秩序的新的社会制度获得合法性。”依田熹家（2002，第1110-1145页）对日中两国现代化进程中文化形态进行了比较，认为日本文化的基本形态是并存型（兼容型）的，而中国文化的基本形态是非并存型（排他型）的；在对外来文化摄取形态上，日本是全面摄取型的，而中国是部分摄取型的；在社会的协作关系上，日本是非亲族协作型（忠、义理的社会），而中国是亲族协作型（孝的社会）；在教育形态上，日本是普及—能力提高型，而中国是选拔—目的达成型。在对比的基础上，依田熹家深刻地总结道，“中国是世界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自古以来就形成了独自的文化体系。相反，日本虽然存在着一定的原始文化体系，但具有经常吸收先进国家文化以提高自己文化的传统。”正因为如此，日本才能在大量引进、消化和发展外国文化上取得了成功，而中国则不能。
上述的解释无疑都具有一定的依据。其缺陷在于既没有一个统一的范畴和理论体系，也难以与现代主流的理性选择理论相结合，不具备进行实证检验的可能。但不能否认的是，从文化价值观视角解释中国发展路径不仅是有可能的，而且是必须面对的难题。对于中国本土经济学的发展而言，促进以文化价值观为对象的经济学研究则具有特殊的意义。实际上，只有借助于文化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才有可能去理解“西学东渐”后中西文化冲突对于制度变革的意义；才有可能真正认识为什么“解放思想”是“解放生产力”的前提；才有可能解释中国渐进式改革为何能够取得成功，而那些照搬西方法律制度的转型国家却陷入困境。上述这些问题都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所无法解释的，而从中国经济发展实际出发的中国本土经济学却有可能在直面历史时构建起包含文化价值观变量的经济学分析范式来。这恰好是中国本土经济学的长处，也是中国经济学能够为现代经济学作出独特贡献的地方。
二、方法：文化成本分析范式
对文化概念的不同理解导致了新旧文化经济学的分野，旧文化经济学是以文艺和文化产业、文化政策为研究对象，而新文化经济学则仅从文化是特定的价值观体系这一界定出发而加以经济学分析的。深入来看，新旧文化经济学本质上的差异则在于具有不同的理论范式。
旧文化经济学的起源通常被追溯到1871年RuskinJ.的论著，他认为文化是生活的自我实现，并主张将文化与艺术价值放在经济理论的分析框架内，试图将金钱主义与文化艺术统一起来。RuskinJ.的观点在20世纪进一步从文艺价值论发展为文化产业论与文化政策论。前者的代表人物是BaumolW.J.&BowenW.,他们研究了文化产业的一般特征，认为文化艺术的消费者具有高所得、高学历的特性，文化艺术具有正的外部性等特性。后者由凯恩斯开始，他认为政府是文化政策的志愿者，要求政府虽然经济支持文化活动及文化产业，但应保持一定距离。此外，FreyB.S.与PommerehneW.W.从制度角度研究了文化政策，提出要同时重视文化艺术的供给者和消费者。PeacockA.奠定了“现代文化经济学”的微观理论基础，他的实证分析表明，通过学习和教育，消费者的偏好会变化，文化消费具有不减少效用的特征（金相郁，2004）。之所以将上述研究统称为旧文化经济学，是因为其研究对象是文化实体，研究范式和方法论则主要是应用经济学特别是产业经济学。而所谓的新文化经济学则不仅在研究对象上，更重要的是在理论范式、分析方法上具有本质的不同。
首先，新文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集中于价值观体系这一文化的最本质最核心含义上。价值观（values）代表着一系列基本的信念：从个人或社会的角度来看，某种具体的行为类型或存在状态比与之相反的行为类型或存在状态更可取。每一个价值观都是由人们对某一方面的“价值判断”或“意义”思考所构成。从心理学来看，价值观则是一种有关什么是“值得”的看法，它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手段和目的的选择。价值观体系通过人们赋予自由、快乐、自尊、诚实、服从、公平等观念的相对重要性程度而形成层级（斯蒂芬·P·罗宾斯，1997，第175页）。例如，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CESS，2004，第5页）在调查企业家价值取向时就设置了一般价值观（包括品格、工作成就、法治、个人与社会关系、金钱与权力等）、职业目标和生活目标价值观、企业经营发展的价值观等多方面内容。如果将任一方面的价值观用集合Ai表示，特定的多方面价值观组成的文化价值观拓扑集合则可表示为A={A1,A2,…,Ai,…,An}。将文化具体化为价值观体系进行经济学分析，一方面是因为任何一个文化都是由多个价值观组成的，正是价值观将某个特定文化与其他文化区别开来，也由于价值观的差异，各种文化制约和引导了人们的不同行为方式；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价值观更具有可操作性，为实证研究提供了可能。
其次，新文化经济学所依据的基本原理是选择理论。要将文化价值观纳入经济学分析框架，至少需要存在三个前提：（1）文化价值观是可以选择的；（2）文化价值观的选择对人们的影响符合“连续性假设”；（3）文化价值观的选择与偏好稳定的基本假设相容。对于这三个前提的否定回答使绝大多数经济学将文化价值观关闭在“经济分析”的大门之外。现在是需要认真讨论这一问题的时候了。经济学是以推断人的行为来解释现象的科学。要使推断成为可能，经济学的第一个基础假设是：人的任何行为都是经过选择的。这一假设是研究的出发点，究竟在事实上人的行为是选择的结果还是盲目的结果，那并不重要。从这一假设出发，你只要承认习得和遵从文化价值观是人的行为，那就不能拒绝说这些行为不是选择的结果，从而也不能将其排除于经济学解释的对象。
再次，新文化经济学在研究方法论上采取的是个人理性行为假设。准确地说，在人们所具有的信息和理解程度的限度内，在实际存在的选择范围中，人们试图对文化价值观作出理性选择。或者说，正是个人通过对价值观的权衡选择才形成了特定的文化。一个现存的价值观体系能提供给人们有关如何取得回报和避免代价的解释，这种解释是对现实的观念简化或模型化，它不仅指导人们的行动，而且能够节约人们决策的成本，这正是文化的功能和价值所在。在此，我们把文化理解为理性的行为者选择“消费”的一种“商品”，就像他们消费有形商品时权衡代价和收益一样。坚持主流经济学的理性行为假设方法论是因为，人们对特定文化价值观的确立、坚持和放弃一般是建立在代价/收益计算的基础上的，因此是理性的行为，这与人的其他行为是理性的完全一样。从这一经济学的假设前提出发，我们不把某种文化的存在归结为无知、迷信、谬见、或者是“洗脑”的结果。这一方法论也决定了对文化价值观的选择分析成为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之后理性假设的又一个新拓展，也使新文化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能够在统一的框架内相容。
文化成本分析范式的出发点是这样的，既然个人选择特定的价值观或者价值观体系（即文化）是基于对回报与代价之间的权衡，那么他们对特定价值观的评价就准确反映在他们所愿意付出的代价上。他们要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呢？或者说他们出的价格是多少呢？这一代价体现为人们接受某一文化价值观体系所要付出的物质的、社会的特别是心理上的代价。测量一个人对特定文化价值观体系付出代价的昂贵与否的一个简易方式，是观察要求其遵循者所要做的和不要做的事情的多少。例如社会关系受到限制与外人强加的歧视等。
上述的代价无疑可以恰当地称之为文化成本，它是指人们信奉或遵从某种习得的文化信念（或价值观体系）时所放弃的最高的心理与货币代价。由于人们普遍地遵从特定文化观念，因此，文化成本也是同样广泛存在的。具体来说，文化成本一般包括认知成本、心理成本、认同成本、信仰成本等内容。从文化成本这一核心概念出发，我们可以提出一些可实证的命题来解释大量与文化观念有关的社会现象，同时也可以深入分析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的内在联系，揭示出制约个别企业、地区及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
文化成本理论的提出似乎并不困难，然而，人们认识到达这一点时却经历了长期的努力。阻碍这一认识的形成有两个思想成见，一是拒绝承认文化现象可以进行经济分析；二是认为文化观念不是可以选择的，而是人们“社会化”或模仿教育的结果。因此，尽管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意识到了文化对人们行为影响的重要性，但这些思想小溪并未能够汇入经济学的主流。但是这些思想渊源却成为文化经济学新范式形成和发展的重要的营养来源。
文化成本范式是解释个体与群体存在复杂价值观选择的有力分析工具。文化成本范式的研究方法是以一些有一般性的行为假设、公理或定律——如人的自利假设来约束行为；另一方面，又要指出一些限制行为的局限条件或情况，这样就可以推断在怎样的情况下，人的行为必然会怎样；而情况若有所改变，行为也就一定随之而变。当然，我们所关注的局限条件是当要素成本与交易成本不变时的文化成本。尽管文化成本在现实中是难以衡量的，但总可以通过一些间接的方法按照其大小给予排序，从而提出实证性的命题。事实上，一些研究成果已经显示了文化成本范式的可行性，尽管在这些研究中文化成本被具体化为“道德成本”、“信仰成本”、“心理成本”，然而其研究思路是相似的。
三、理论体系：从文化选择到文化变迁
依据研究重点的不同，新文化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可以划分为四个层次，即文化选择理论、文化区位理论、文化与经济发展理论、文化变迁理论。其中，文化选择理论是学科的基础理论，而后三个理论为应用和实证内容。四个理论既有内在的层进关系，也有各自的侧重点，具体架构如下图所示。
从图中可以看出文化选择理论是整个新文化经济学的基础，它主要是将价格理论的一般原理扩展于文化价值观领域，并对引入文化因素后的理性行为假设作出阐述。文化选择理论直接推导出的两个重要概念是文化成本和文化资本，这两者尽管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但却代表了不同的研究路径。与一般的成本和资本相比，文化成本和文化资本更加注重主观的心理方面的内容，而不是物质的或货币的内容。
从文化选择理论出发，进一步的工作是解释人们对不同区位文化选择和替代的原因。按照通常的认识，文化区位上分布上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伦理道德、意识形态与科学假说等多种价值观集合。文化区位理论既将各种文化现象统一在一个框架内研究它们之间的替代关系，又有利于深入任何一个子集合进行相对独立的研究。
文化与经济发展理论是文化选择理论的静态应用，它一般从文化成本范式出发，研究文化观念与各个经济发展主体、活动之间的内在关系。这一部分的内容既丰富又贴近现实需要，当前已完成的研究成果大多体现在这一领域。依据分析的视角，可以大致上分为两类，一类是研究各类经济发展主体如何通过特定文化价值观来形成竞争优势。具体如企业家价值观研究、企业文化经济分析、区域文化经济分析、转型与文化、国别文化经济分析及文化全球化等。第二类则从特定的文化着眼，研究它们的形成与转变，包括消费文化研究、投资文化研究、创新文化研究、诚信文化研究、欺诈文化研究等。
文化变迁理论则引进了时间维度，它是文化选择理论的动态应用，既包括了对文化变迁的方式、过程与机制的研究，也强调文化变迁与制度变迁、技术变迁的关系研究。通过这些研究，有望更好地理解路径依赖现象和制度变迁的实质。在引入经济史和文化史的资料时，文化变迁理论还有助于理解历史上存在的大量经济增长与停滞、收敛与扩散的现象，扩展人们对于经济效率的理解。
本文对新文化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描述都只能是一幅“草图”而非“指南”，是一种整合而非独创。事实上，如果文化经济学的新范式能够成立的话，那也一定是在广泛接受批评与建议之后。无论理论体系如何安排，对文化现象及其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解释则肯定是会取得进展的。
四、展望：意义与可能
新文化经济学多种范式在中国的兴起不仅提供了解释中国经济停滞与复兴的可能，也为经济理论的繁荣和发展增添了新的能量。借助于新文化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可以从理性选择的角度来重新解读中华文明鼎盛和衰落的秘密。事实上，缺少了这样的分析范式，经济学只能放弃对中国历史变迁的解释，这也就造成了我们难以真正理解远至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汉唐时期的佛儒之争，近至鸦片战争前后的西学东渐，同样我们也无法解说“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倒退和围绕着改革开放的激烈思想交锋。这些文化冲突、交流、濡化、融合与毁灭的事实正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潜在的主导力量，学者总是将中国的落后归咎于观念的保守，但却很少有人尝试去探索人们在进行观念选择时的约束。
新文化经济学并不仅在解释长期的历史事件中具有优势，对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地区经济增长差异和企业发展状况同样可以作出有力的解释。例如，温州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绝不能单纯归结为制度变革以及人力资本积累的效果，特定地区的文化底蕴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区域经济增长在一定时期内并不能趋同。对于个别国有企业业绩斐然和许多民营企业昙花一现的反差，只有从企业家个人价值观和企业文化的角度才能深入解释竞争优势的源泉。
为解释中国发展而兴起的新文化经济学的意义并不仅仅局限在中国，它也将对经济理论产生重大的影响。首先新文化经济学会继续突破主流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在传统经济学的视野里，个人的价值观、理想、个性全部被抽象掉，这必然忽略了人的行为的一些主要方面。随着经济学研究的深化，无论是“有限理性”的提出，还是行为经济学关于“认知偏差”的结论，都是对经济学基本假设的修正。当新文化经济学将文化价值观因素加入人的行为变量时，这必然导致理性行为呈现出复杂表现，拓宽对人类行为的解释。更重要的是，文化价值观因素的引入，必然迫使经济学家去思考和面对偏好稳定的假设是否合理。既然我们承认文化变迁的存在和个人价值观的变化，就必须去处理经济学所忽视的偏好理论。
其次，新文化经济学将深化人们对制度变迁与技术变迁的理解。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不满于将制度变迁单纯归结为“路径依赖”，因为人们对于路径依赖本身仍然是理解不多的。对于历史上大量的“发展陷阱”和“制度停滞”现象，经济学仍然缺乏深刻的认识，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文化价值观因素至少是其中必须要考虑的一个制约因素。理解制度变迁与技术变迁的过程，要求新文化经济学提供一些启示。而对于大量转型国家路径选择的差异和结果的不同，也需要从文化传统的约束上来思考。
再次，新文化经济学对于经济增长与发展理论能够作出独特的贡献。在经济增长的收敛问题上，地点的文化差异将提供一些深刻的答案。而从发展首先是精神发展的角度来看，忽略了文化价值观的差异和变迁，我们既无法评价发展的成果，也难以提出一般性的发展途径。而一个国家真正谋求发展和增长，也必须切实考虑到传统的文化价值观的制约作用，因为不同的价值观实际上规定了何者是真正的发展。
作为新生的文化经济学，能否真正实现与主流经济学的对接和融合，最主要的是实证研究的支持，只有大量的实证研究成果，才能为这一理论提供基础。然而，对于文化价值观变量的考察和比较是困难的，必须借助于新的方法，例如实验经济学的方法和其他学科的方法，最主要的是进行大量的实际调查，从现实中去发现重要的局限条件及其变化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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