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经济论文篇1
关 键 词：社区经济；社区精神文明；社区物质文明；社区资源
中图分类号：F29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7)06－0019－04
社区精神文明建设是近几年在我国许多城市中开展起来的、旨在提高城市文明程度和市民素质的一项活动，是把精神文明建设和社区管理的各项工作落实到基层的一项重要措施。而“社区经济”作为一个具有特定内涵的概念，在我国还是一个新生事物，无论是在经济学中，还是在社会学中，人们对社区经济的探讨都很少，对社区经济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的研究更少。因此，加强社区经济和社区精神文明建设的研究，对于大力发展社区经济，促进两个文明建设的协调发展，将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社区经济的基本内涵与特征
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社区建设工作的逐步推行，社区经济才慢慢从城市社会福利性的社区服务中分离出来，它是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前后才开始出现的一个具有特定内涵的新概念，所以，对社区经济的研究，目前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然而，社区经济作为一种客观的经济活动早就存在，人们几乎每天都在接触它。对于社区经济的认识，人们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概括起来，目前国内大致有三种观点：一是认为社区经济就是街居经济。因为，既然城市社区建设的基本单位是街道和居委会，那么，社区经济也就是街居经济。二是认为社区经济是指区域内所有经济活动的组合，凡是街道地区范围内的经济，都可以说是社区经济。三是把社区经济作广义上的理解，认为社区经济是社区各种经济因素及其活动的总称，包括社区经济管理系统（如工商、税务、金融、物价等）、社区经济部门（如区、街和居委会经济组织、工商业、各种服务行业等）、社区经济活动的项目以及社区经济的活动。[1]55
以上三种观点主要是从经济学角度、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来界定社区经济的。它不仅抛弃了社会学中有关“社区”、“社区建设”的特定内涵，而且也割裂了社区经济与社区建设的密切关系，所以，它们都存在不足之处。第一种观点只对社区经济中的“社区”作空间属性上的理解，而没有把社区经济的内涵表述完整。因为社区经济不只是包括街居经济，还包括其他成分；第二种观点则把社区经济的外延给扩大了，有无所不包之势；第三种观点更是穷尽经济之涵盖因素，把社区经济的范围扩大到了极致。由于这几种偏重于经济学意义上的界定都缺乏“社区建设”所拥有的社会学内涵，导致在解释社区经济时显得十分乏力。事实上，社区经济不仅是一个经济学上的概念，更是一个社会学上的概念，这是在认识社区经济时，必须首先明确的一个事实。
那么，如何从社会学的角度，或者从社会学和经济学相结合的角度来界定社区经济的特定内涵呢？本文认为，要界定社区经济，必须先了解“社区建设”的内涵。因为社区经济是社区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区建设的经济基础，社区经济正是针对社区建设的发展而提出的一个新概念。“社区建设”在社会学上具有特定的内涵，它主要“是指基层社区在政府的帮助和指导下，依靠社区自身的力量，利用社区资源，强化社区功能，解决社会问题，提高社区成员的生活质量，促进社区经济、政治、文化、环境、治安、服务等各项事业与整个社会协调发展的过程。”[1]27因此，要完整、准确地理解社区经济的概念，就必须从社会学角度来把握社区经济的几个基本特征。
1. 地域性。社区经济首先必须是在一定的区域范围和社区界定范围之内。社区即地域性社会，地域性是社区经济的首要特征，超出了特定区域范围的经济活动，就不能成为社区经济。社区经济的地域性不仅是指其经济主体分布在一定的地理位置上，而且其劳动力构成也具有一定的社区地域性特征，社区居民必须是社区经济的基本劳动力和主要技术的构成主体。
2. 社会性。社会性是社区经济诸特征中最为突出的体现。社区虽然首先是指一种地域性社会，但除了具有地域性特征外，它还带有感情、特殊主义和集体主义取向。所以，社区经济不能像其他经济类型那样，一味地只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而忽视社区经济的社会性。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社区经济不仅要讲究经济效益，而且更要讲究社会效益，这种社会效益是广泛而巨大的。如文化方面的有偿服务，不仅可以增强社区建设的后劲，而且可以促进社区居民文化生活的普遍改善和基本素质的不断提高。[2]172
3. 服务性。社区经济是为了社区建设而兴办的，其宗旨是为社区居民的生活和全面发展服务。所以，并非在社区内的一切经济都是属于社区经济的范畴，这正是社区经济区别于其他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社区经济的服务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其构成来看，社区经济一般多以商业、生活服务业等第三产业为主。二是从其性质来看，社区经济的性质就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社区居民，其发展方针是“围绕服务办经济，办好经济促服务”。近几年来，我国许多城市社区本着“为民、便民、利民”的宗旨和因地制宜、拾遗补缺的方针，积极发展综合服务事业，这已构成社区经济的主要方面，成为社区经济的出发点和归宿点。
4. 多样性。社区经济的多样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经济内容的多样性。社区经济的内容丰富多彩，包括房地产、旅游、商业、餐饮、医疗保险、建筑安装、文化教育等产业。二是经济成分多样性。社区经济除了集体经济这个主导经济成分以外，还包括私营、个体、合资等多种经济成分。凡是立足于社区、服务于社区的一切经济成分都可看作是社区经济的一部分。三是经营方式的多样性。社区经济一般规模不大，但经营方式灵活多样。它可以充分利用市场机制的作用，随时调整经营方式，适应市场竞争，以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综上分析，我们可以对社区经济的内涵作如下界定：社区经济是指在特定的区域范围内，以基层社区组织为主体，以服务于社区建设为目标，利用社区自身的资源优势，为社区居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消费需求而提品和服务的一切经济活动的总称。
二、社区经济是社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保证
大力发展社区经济，对社区精神文明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1. 社区经济的发展可以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强大的经济支持和物质保障，这是实现社区精神文明建设目标的根本保证。在我国，社区精神文明建设的基本目标就是要与社区建设相适应，逐步把我国的社区建设成为环境优美、服务完善、文化教育发达、社会秩序稳定、公共安全可靠、生活质量优良、居民安居乐业的新型社区。当前，随着我国城乡各项事业的快速发展，社区精神文明建设的任务越来越紧迫和繁重，社区管理、社区文化、社区教育、社区服务、社区治安等各项事业都需要大量资金。只有依靠社区自身的资源，积极发展社区经济来提供建设资金，才能为社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切实的物质保障。
2. 社区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吸纳城乡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拓宽劳动就业渠道，这是社区稳定的重要保证。社区经济是以第三产业为主的服务型经济，它的发展为社区精神文明建设，尤其是为社区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主要表现：一是可以大量吸收、消化和安置有劳动能力的残疾人员和“两劳”释放人员就业，为他们的日常生活提供最基本的保障。二是可以为城乡剩余劳动力提供更广阔的就业空间，提高他们的就业热情，增强其劳动自立意识。这样，既减轻了社会负担，又减少了社会潜在的不安定因素。三是可以在经济上支持社区管理部门。如完善社区基础设施和福利设施，解决一些与社区居民休戚相关而又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
3. 社区经济的发展有利于整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这是提高社区居民素质和生活质量的重要途径。一般来说，社区经济的发达程度从一个侧面反映社区精神文明建设的状况以及整个社区的文明程度。因为，发展社区经济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社区建设，而社区建设（包括社区精神文明建设）无论从硬件上还是软件上都要依赖于社区经济的发展。随着社区经济的发展，社区建设资金的增多，社区居民赖以生存的社区环境、社区文化、社区教育、社区治安等状况必然会得到进一步改善，社区居民的文明程度、生活质量，乃至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都会得到提高。
4. 社区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增强社区凝聚力，充分发挥社区居民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是提高社区精神文明建设参与率的有效手段。社区居民在思想意识、心理情感上具有共同的归属感和认同感，这是社区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前提，是社区凝聚力和吸引力增强的基础。由于社区经济大多数是规模小、分布广，主要面向广大社区居民的集体经济，因此，它具有良好的群众基础。社区内部可以通过合作、合股等形式举办社区经济项目，不断增强社区的凝聚力。这不仅有助于增强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而且可以大大激发他们参与社区精神文明建设的热情。
5. 社区经济的发展有利于改善社区内部的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加快社会结构的转型，促进传统社区向现代文明社区转变。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确立和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的社会结构正由传统向现代转型，传统计划经济下的“单位”的社会功能正在逐步弱化，基层社区则变得越来越重要。[3]117因为，社区经济的发展将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优化经济结构，改善社区内部的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促进第三产业的飞速发展，提高国民经济和社区经济的整体效益。这对于解决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预防社区的某些社会问题的发生、加快社区现代化进程，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6. 发展社区经济有利于社区资源的综合开发和利用，拉动城市经济和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从而更好地为社区精神文明建设服务。社区经济是城市经济和地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对城市和地区经济的发展有着明显的导向和拉动作用。随着社区经济的发展，社区居民不仅在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方面有更多、更高的要求，而且在文化娱乐、体育、卫生、教育等精神生活方面也将表现出更多、更高的要求。然而，居民的这些需求满足主要是在社区内部解决的，所以，社区经济最能反映出居民消费需求的点滴变化，可以为整个城市经济和地区经济的发展提供参考。同时，发展社区经济，有利于社区闲置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促进社区市场和全国统一市场的建立和发展，形成一种公平竞争、平等互利、公开透明的社区生活环境。
三、发展社区经济，促进社区精神文明建设
社区经济与社区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实质上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两者“合则双赢，分则两败”。一方面，社区精神文明建设归根到底是由社区经济来决定的。正如小平同志指出：“精神文明说到底是从物质文明来的嘛”。[4]另一方面，社区精神文明建设又以巨大的力量反作用于社区经济，对社区经济的发展方向、成功与失败，都将会产生重大的、甚至决定性的影响。所以，当前我们必须认真处理好社区经济与社区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积极发展社区经济，并以社区经济的建设成果来促进社区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使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真正落到实处。然而，由于社区经济和社区精神文明建设都是近年来在我国城市中兴起，进而在全国城乡社区广泛开展起来，因此，许多基层社区在社区经济和社区精神文明建设中普遍都缺乏经验。根据近年来我们对上海、南京、北京、杭州、长沙等地社区经济发展状况的调查和研究，并结合我国社区经济与社区精神文明建设的实际情况，对发展我国社区经济提出以下建议：
1. 提高思想认识，明确社区经济在社区精神文明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社区经济在社区精神文明建设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要开展高效的社区精神文明建设活动，就必须要有扎实的经济作基础，但又决不能抱着“等、要、靠”的思想，指望上级部门拿钱或向群众摊派费用来发展。这不符合社区经济发展的精神实质，也很难从根本上解决社区精神文明建设的资金筹措问题。然而，长期以来，人们对社区经济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缺乏应有的认识，认为社区经济只是“角落经济”、“夹缝经济”、“路边经济”。这种偏见不仅阻碍了社区经济自身的发展与壮大，也严重影响和动摇了社区经济在社区精神文明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随着全面发展观的深入，社区经济在社区精神文明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可以说，如果乡镇企业的发展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第一个浪潮，那么，社区经济将很可能成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第二个浪潮，成为中国经济的新的增长点。所以，社区经济将对社区精神文明建设，乃至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
2. 依托社区资源，提高社区经济的整体素质和综合竞争力。社区内部拥有丰富的人力资源、环境资源、技术资源、社会资源等，并在某些方面形成了独特的优势，成为社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因此，必须立足于社区的优势资源，充分发挥社区的独特优势，力图形成与大市场、大经济发展相适应的“规模经济”格局，不断创造出规模经济效益，增强社区经济的发展能力和参与市场竞争的综合实力。如杭州市下城区天水街道，就依托杭州丝绸经济的优势，与浙江省丝绸公司联合投资改造社区小厂，使之一跃成为具有相当实力的区重点骨干企业，并带动一大批社区企业的发展。
3. 适应市场经济，实现社区经济经营机制的大转换。长期以来，我国社区经济的基础差、底子薄，一直处于“小打小闹”状态。面对这种状况，必须转换社区经济的经营机制。一是在发展方向上，要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潮流，进一步优化经济结构，积极参与市场竞争。二是在管理体制上，要从直接抓生产经营转变为政策指导、监督服务等间接管理上来，充分发挥社区经济内部管理机制的作用，扩大社区经营企业的自。三是在经营机制上，要灵活多变，积极推进企业经营机制的改革，明确企业内部产权关系，全方位放开，让各经济实体走自主经营、自我发展的道路。四是在劳动人事管理上，政府及基层社区只管一个法人、一个合同、一个监督机制、一个服务体系，各经济主体可以自主招聘、调动、使用和解聘人员。
4. 强化社区服务，增强社区经济发展的主导功能。以服务于社区居民为主旨发展社区经济，并通过社区经济的发展来支持社区精神文明建设，从而达到两个文明建设的和谐统一。这是社区精神文明建设的基本方式和重要途径，也是社区经济发展的主导功能。因为，社区服务具有融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为一体，可以突出精神文明建设的特点和趋势。它不仅包括满足物质需求方面的服务，而且包括满足精神文化方面的服务。同时，随着社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社区居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社区居民将在精神等方面的需求会表现得越来越突出。为此，各社区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以社区服务为突破口，以满足社区居民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为目标，走福利服务与经营服务、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结合的发展道路，大力发展那些直接为广大社区居民生产、生活、学习服务的第三产业，以增强社区经济为社区精神文明建设服务的主导功能。
5. 加强组织管理，积极推动社区经济的健康发展。要改变目前我国社区经济规模小、素质低、竞争力不强、结构层次较复杂的现状，就必须加强社区经济的组织管理。当前，发展社区经济应在有利于政企、政事分开，有利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原则下，有组织、有秩序地进行，充分发挥街道和居委会的主体作用，加强基层社区的政权建设和社区经济的管理作用。我们可以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一些先进经验，如在城市街道一级组建“社区经济发展公司”，这是一种非政府、非营利组织，主要负责组织本社区的经济建设与发展，其就业人员主要是社区居民，并规定公司的利润必须按照一定的比例用于社区的公益事业建设，如修建社区活动中心、种植花草树木、资助特困户等。这不仅解决了社区居民的生活需求和部分就业问题，促进了社区经济的健康发展，而且大大减轻了政府在改善社区环境、社区治安等方面的负担。
6. 规范发展方向，促进社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社区经济的发展必须是直接为社区精神文明建设和社区发展服务，这是由社区经济的性质所规定的。各级政府和社区组织都应积极鼓励和规范社区经济主体在不断创造经济效益的同时，还要创造出良好的社会效益，努力促进社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如对现有社区服务中心的便民、利民服务，应明确规定统一的收费标准，所得收入必须主要用于社区建设，禁止与社区建设无关的经营活动。只有坚持社区经济和社区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才能把两个文明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真正推动社区经济和社区精神文明建设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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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李会欣，刘庆龙. 中国城市社区[M]. 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
[2]徐永祥. 社区发展论[M]. 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0.
[3]唐忠新. 中国城市社区建设概论[M].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
社区经济论文篇2
江泽民同志指出：“县（市）这一级，在我们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处于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是国家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和政权稳固的重要基础。”发展县域经济不仅关系到县域居民的切身利益，而且关系到经济发展大局。贡嘎县是一个以农牧业为主，自身积累能力不强，县域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少数民族贫困县，加快县域经济发展步伐，提高县域经济的竞争力，对实现社会局势的长治久安和经济的跨越式发展，推进农牧区小康社会建设，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贡嘎县经济发展现状 贡嘎县地处青藏高原南部，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地带，农牧业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93.4%，属于半农半牧县区域经济类型。改革开放前经济社会发展比较缓慢，大多数农牧民群众的温饱问题没有得到完全解决，区位交通、资源等优势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改革开放后，特别是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以来，贡嘎县委、县政府抓住全区社会局势日益稳定、湖南省长沙市对口支援以及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等机遇，依托紧靠国际航空港、交通便利、信息灵通、市场较大、具有传统的农牧业基础、各种资源丰富等优势，牢牢把握发展第一要务，不断加强和巩固了县域经济的基础，促拼了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 （一）县城经济的主要指标不断增长。2003年，全县实现国内生产总值2.0亿元，同比增长17%；全县社会固定资产投资2.1亿元，同比增长23%；全县财政收人1118万元，同比增长4.68%;农牧民人均纯收人2038.05元，比上年增加348.43元。县域经济主要指标呈增长趋势。 （二）乡镇和个体私营企业发展迅速。县委、县政府通过寻找区内外企业为合作伙伴、银行信贷部门贷款等方式，加大了对乡镇企业和个体私营企业的扶持力度。2003年，全县乡镇企业达29家，从业人员达538人，完成乡镇企业总产值2370.3万元，增加值992.2万元，分别比上年增长了62.44%，113.56%。全县个体私营企业达27家，从业人员达441人，实现利润4998.10万元。 （三）农枚业产业结构调整初见成效。全县农牧业经济和农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已取得初步成效。一是农牧业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2003年全县农、林、牧、渔业的比重为69:2:28:1。二是农牧业生产方式已从数量型逐步转向质量和效益型。昌果优质红皮土豆市场前景看好，已成为特色产品。三是农牧业产业化趋势逐步增强。全县已初步建成了红皮土豆、优质油菜、绿色蔬菜和黄牛改良、异地育肥等农牧业产业化生产基地。同时，农牧区家庭养殖业和庭院经济不断发展，劳务输出经济异军突起，农牧民收人稳步增加。 （四）招商引资步伐加快。县委、县政府把改善投资软环境作为切人点，适时＊＊＊了《贡嘎县招商引资优惠政策》、《贡嘎县招商引资奖励办法》，推出了以县茵开发建设、甲竹林镇花岗石加工厂、甲日矿泉水开发、昌果嘎玛加工厂、杰德秀休闲鱼庄开发、杰德秀湿地旅游开发、杰德秀传统民族手工业开发、甲竹林镇休闲城建设等为代表的一批具有市场潜力的招商引资项目，不断加快了全县招商引资步伐，为县域经济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五）基础设施建设成效显著。西部大开发和对口支援工作开展以来，通过国家投资和援藏资金的注人，完成了县城、甲竹林镇及机场周边的整体规划。2003年投资880万元，完成了县城下水道改造、德吉路路面硬化等城镇基础设施项目建设。通过几年的乡镇道路改造，全县通车里程达到440公里，乡镇通车率达100%。正在实施建设的国家投资项目江雄水库和雅江防洪堤等农牧区水利、农田基本建设项目，将极大地改善农牧区基础设施建设，逐步突破县域经济发展的“瓶颈”制约。 二、制约贡嘎县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 县域经济活动涉及到生产的各个环节，与其地理特色和地理区位、历史人文、特定资源相关联。发展县域经济，必须找准县域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对症下药，才能有效地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纵观贡嘎县域经济的发展状况，存在如下问题： （一）农枚民群众竞争力差。农牧民群众是县域经济发展的主体，在发展县域经济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农牧民竞争力差主要表现在：一是观念落后。由于历史上延续至今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不断滋生了随遇而安、知足长乐、得过且过的观念和行为，广大农牧民缺乏接受新事物的愿望和能力，“等、靠、要”思想严重。二是文化素质低下，市场竞争意识淡薄，商品观念不强。据相关部门统计，全县巧至50周岁人口文盲率达6.42%，小学文化程度的占89.43%。目前，除101省道周边部分农牧民群众 的市场意识、商品意识有所增强外，贡嘎县因区位原因，县域经济竞争的主体文化、技术水平低，劳动生产率不高，造成成本过高缺乏竞争力。 （二）基础设施建设薄弱。县域经济发展必须以基础设施的充分供给为前提条件。基础设施的供给充分，有利于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资源的合理配置，从而促进经济规模的形成以及经济结构的优化。世界银行经济学家研究指出：“基础设施能力是与经济产出同步增长的，基础设施存量每增长1%，GDP就会增长1%0”近几年，贡嘎县域基础设施虽然得到了较好的改善，但基础设施建设远远不能满足县域经济发展的需要。目前，全县还有46.3%的乡村未通电，70%的农牧区不通电话。 （三）农枚业产品结构不合理。种植结构单一，种植业内部“粮、经、饲”种植比例不协凋，粮食作物种植比例高达69%，经济作物和饲料作物种植比例只有31%；畜牧业结构不合理，突出表现为：良种畜比例严重偏低，牧畜出栏率低，饲养周期长、周转慢，导致富产品供不应求。 （四）县乡财政实力薄弱。贡嘎县县级财政收人虽然于2002年在全区率先突破了1000万元大关，但仍然是一个典型的“靠吃饭财政”，财政宏观调控能力弱，乡镇一级几乎没有财政收人来源。县委、县政府用于搞建设、求发展的财力十分有限，财政收支矛盾十分突出。县乡财政不堪重负，导致县域经济的综合竞争力薄弱。 （五）农牧民增收问题较为突出。农牧业结构调整对农牧民增收的总体效果不明显，种植业比重、农牧区人口比重、传统农牧业比重仍然偏大；技术水平落后，城镇化水平低，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招商引资，束缚了第三产业的发展和农牧区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导致农牧民增收渠道不宽，增收手段不多，增收问题突出。 与此同时，市场体系不健全，市场矛盾突出，人才资源不足，也是影响和制约贡嘎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 三、加快县域经济发展步伐，推进农牧区小康社会建设 （一）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以观念的大更新加快县域经济发展步伐 观念落后是影响县域经济发展的一个突出问题，加快县域经济发展步伐，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是首要解决的重大问题。要以全区深人开展“谋跨越、奔小康”主题教育活动为契机，引导广大农牧民树立勤奋进取、积极投人、积累财富的思想意识，克服“等、靠、要”的观念，引导广大农牧民增强市场意识、商品意识，向工业要财富，向产业要效益，向特色要发展，大力发展多种经营，进而向乡镇企业、私营企业、个体企业过渡，逐步实现农牧区经济的现代化。同时，政府部门工作人员也要真正树立起科学的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转变工作作风；树立开拓意识和群众观念，深人群众寻找工作思路，克服官本位思想，强化服务意识。 （二）进一步优化调整农枚业产业结构，提升产业竞争力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 从县域资源和农牧区经济的实际出发，以改善质量、提高效益、增加农牧民收入为目标，积极调整和优化农牧区产业结构。一是要加大农牧业品种改良力度。通过加大农牧民科技培训的力度，把科技工作的重点转移到实用技术的推广上来，加强基层科技队伍建设，培养农牧区科技明白人、致富带头人，不断提高农牧业的科技应用率。通过引进、选育、推广优质品种，继续在沿江乡镇推广山油2号、藏油5号等优质油菜新品种。积极发展良种专业户、专业村，切实加快全县良种更新步伐，提高良种覆盖率。进一步总结和推广岗堆镇小尾寒羊饲养的经验和面积，加大以绵羊改良、黄牛改良为主的畜种改良力度。二是要进一步调整农牧业种养殖结构。种植业调整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科技为动力，按照“规模调大、结构调优、效益调高”的原则，进一步优化种植结构，促进种植业“粮、经、饲”三元结构的形成；畜牧业调整本着稳定高山畜牧业，大力发展河谷畜牧业的原则，狠抓以黄牛改良、异地育肥为主的农牧业项目建设。三是要积极推进农牧业产业化经营。农牧业产业化经营是实现农牧业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也县加快县域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农牧业产业化经营，要立足优势资源和特色资源，发展一批拳头产品生产基地和企业。结合贡嘎县实际和目前资源，要以建立优质青裸生产基地、优质油菜生产基地、红皮土豆生产基地、绿色蔬菜生产基地、食用菌生产基地、花卉生产基地、绿色藏鸡生产基地等12大农畜产品基地为主，发展和培育一批种养殖专业户和龙头企业，以推进农牧业产业化经营。 （三）加强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突破县域经济发展的“瓶颈”制约 要立足于自身实际，拓宽思路，进一步搞好国 家投资项目的衔接和安排，精心编制项目规划，突出项目特色，增强项目的吸引力。要扎实做好项目前期工作，切实搞好“十一五”项目库建设，挖掘一批有潜力、有实力、有吸引力的项目。围绕航空港做文章，积极构思、布局一批有潜力、有影响、能带动全县经济快速发展的大型项目。要将援藏项目引向农牧业结构调整、农畜产品加工、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继续抓好人畜饮水、雅江防洪堤、江雄水库等水利基础设施项目和“电气化”试点县工作。 （四）积极实施“科教兴县”战略，为县域经济的发展提供人力资源 要加快县域经济发展的步伐，必须把人力资源开发放在首要位置，要坚持依靠人口素质提高和科技进步，促进农牧区生产力发展的思想，把推广常规技术、优良品种作为农牧区科技工作的重点，加大科普力度。要巩固2002年扫盲验收成果，千方百计保证县级财政对教育的投人，狠抓农牧区基础教育的普及和全民素质的提高，确保今年“普九”验收目标的如期实现。要大力开展职业教育和实用技术的培训、推广和应用，在此基础上引进高新技术企业，发挥其示范和带头作用。要制定优惠政策，引进各类专业技术人才和县域科技人才前来创业，发展“能人经济”。 （五）加快小城镇建设，带动县域经济杜会的发展 小城镇是区域经济、政治、文化、交通、教育、科技、通讯的中心，对周边乡村经济发展具有积聚、带动、辐射的综合功能，从根本上解决人口“过剩”问题，带动县域经济社会的发展。一是要深化对加快小城镇建设的认识。城镇化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产物，是现代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是聚集生产力要素的平台。要加快县域经济社会发展，加快现代化进程，就必须下大功夫推进城镇化进程。要把推进城镇化进程作为带领和推动全县经济社会发展，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重大战略措施来抓，纳人全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认真研究和部署。二是立足实际，科学规划。要立足位于西藏国际航空港的区位优势，因地制宜，科学规划，走出一系列促进全县经济社会协调持续快速发展的城镇化路子，要把重点放在“101”省道沿线，形成由甲竹林镇及机场向东西扩张，县城“两桥一洞”向甲竹林镇及机场积极靠拢，并不断向周边辐射的小城镇格局。三是要加强小城镇经济的发展。城镇经济的发展，对于解决城乡“二元”经济的瓶颈制约，实现城乡一体化，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全县各小城镇功能和支撑产业要科学规划，避免小城镇之间产业结构的趋同，要建立一批富有竞争力的特色小城镇。同时，鼓励和吸引个体经营业主、内地和各类企业来小城镇兴办龙头企业，以此来带动农牧民发展基地生产，并积极发展加工业，开发特色产品，增加城镇的经济实力，从而带动县域经济的发展。 （六）全面整治和优化投资环境，为县域经济的发展注入活力 在《贡嘎县招商引资奖励措施》基础上，不断优化招商引资的“软、硬”环境，以此大招商、招大商。要进一步做好招商引资项目的论证工作，积极推出招商引资项目，加大招商引资项目的分类分析、筹划和论证，对于重大的关键性项目，邀请专家、设计部门进行分析和规划，达到招商引资项目资金到位便可开工的程度。紧抓援藏机遇，扩大招商引资领域。进一步加大与湖南省长沙市对口支援的工作面，邀请长沙市企业界来贡嘎县考察投资环境，共商经济发展大计，找准市场定位，努力开创互惠互利的招商引资新局面。 （七）深化改革，为县域经济发展提供保证 县域经济的发展，必须依靠各级政府的组织保证和制度保证，依靠社会各界的关心、参与和支持。一是要转变政府职能。完善政府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切实解决政府管理中越位、缺位和错位问题。二是创新县域经济环境。要坚持把环境建设作为经济发展的第一竞争点，全面提升县域经济形象。三是要切实更新人才观念。通过改革，提高贡献与报酬的联系程度，尊重劳动、尊重人才、尊重知识，靠待遇激励人，靠事业吸引人，靠感情挽留人。深化行政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形成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机制，使那些嫉贤妒能的庸才、溜须拍马的歪才和排挤压制人才的官僚没有市场，为调动全县各族人民建设的积极性，创造一个理想公平的人文环境
社区经济论文篇3
关键词：文化可延承性发展，制度经济学，西部开发，扶贫政策，电子政务，上层 建筑
一、西部少数 民族 地区文化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
2003年，我们带领 哲学 系应届毕业生到贵州省雷山县千家苗寨 实习 ，这里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苗寨。同学们带着体验苗族淳朴民风的期望，走进苗家。其中几个同学，带上礼物，到一户苗家作客。东道主非常好客，摆酒上菜，待同学们吃完以后，户主却出乎意料地要收费，同学们顿觉古风无存。在这些崇尚古朴民风的学生眼里，在这些赞赏我国少数民族丰富多彩文化的学生眼里，这是一件坏事，是少数民族文化的衰败，是势利的金钱文化腐蚀了少数民族的朴质、豪放和好客的优良品质。但对当地人们来说，这是经济社会进步中的一个必然结果——接受商品经济新观念、接受 市场 经济产品交换的形式。当地苗族人民学会了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易，户主是在经营“农家乐”。这只是其中一个小小的插曲，设想这世界最大的苗寨，其独特风格的吊脚楼村寨变成了一般城镇随处看见的砖瓦房怎么办呢？是维护苗族人民住上现代化砖瓦房的权利，还是维持他们的安全卫生水平落后但独具风情的山寨生活呢？
我国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难以解决的问题就是文化保护和文化变迁的矛盾。其一是经济发展可能使得某些少数民族文化不复存在。在现代化市场经济强烈冲击下，一些弱小的少数民族文化正在衰退和消逝[2]，文化学术界因此极力呼吁在经济建设中对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3]，和对少数民族 语言 的拯救[4]。另一方面，少数民族文化又严重阻碍着现代化发展，必须改变少数民族地区的旧观念和旧思想[5]，改变少数民族的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和生活方式，才能使少数民族地区由自然经济进入市场经济[6]。
在民族团结问题上经济发展和文化保护的矛盾更加突出。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落后影响了民族团结和 政治 稳定[7]，因此要积极迅速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为此要消除“贫困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壁垒”[8], 这不可避免地会带来的宗教和其它文化冲突[9]，而这些冲突又会影响民族团结[10]。但是，我们如果保持少数民族现有文化，则很难实现经济迅速发展，因此会使东西部差距继续扩大，也影响民族团结。保持少数民族文化而经济难以发展会影响民族团结，发展经济却又扭曲了少数民族文化也会从而影响民族团结，这是西部大开发的一个两难困境，这也是本文提出的“文化可延承性经济发展”概念的理由之一：没有文化可延承性的经济发展，就难以有西部的高速经济发展，而东部与西部社会和经济水平的差距也就无法弥合。
二、地区主体式开发模式是文化可延承性发展的必由之路
如果少数民族地区经济要能够发展，文化又能要得以延承，那么，经济发展就必须以地区少数民族为主体。只有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发展，才能维护民族文化的整体性，使西部在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各方面得到协调发展，并在发展中增进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10。要以西部地区当地人 民主 体进行西部开发，就必须转变目前国家政府作为西部开发主体的形式，让国家和政府只是作为提供帮助、扶持和服务的开发客体。
民族文化的发展是一个重新构建的过程，需要对外来文化引发的政治、经济、社会、技术等方面的冲击，有一个理解、吸收、消化和转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就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对外部 环境 的适应过程[11]，是一个文化社会面对对世界环境变化的适应过程。广义文化作为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只有根植于当地 地理 环境，并以特殊的定位与外界环境交流，才能发展成独特的，有生命力的文化形态。这种根植于当地的地理、社会和文化环境的总体发展，只能由本土内源性的创造力来完成，因为外源性的发展缺乏地方少数民族拥有的地方性知识。所以只有以少数民族为主体开发少数民族地区，才能在吸收现代化先进科技的同时，充分发挥长期积累的民族文化的智慧与精华，实现文化可延承性发展。
“延”有伸展和延拓的意思，用到“ 文化 可延承性”，就是强调了文化的演进、进化、进步。但是，延也有延续的意思，就是强调了文化进步的平稳连续地传承基础。
人类 历史 上有许多非延承性的文化进步，其路径是强势文化以战争形式消灭弱势文化。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和克里特文化消逝了，中美洲和安第斯文化也消逝了，因为它们被后来的优势文化所取代了。文化的非延承性进步，不单会造成人道主义灾难，而且会造成 社会 资本的损失和人类文化的损失。以强势文化替代弱势文化，或消灭弱势文化重建优势文化，都要付出沉重的社会 成本 及毁灭历史悠久的人文资本[12]，都不能为今天的信息时代所接受。特别是在西部大开发过程中，在少数 民族 地区 经济 社会发展中，渐进式的文化演变是既能够缩小东西部差距又能保护少数民族文化的唯一选择，是我们时代进步途径的 道德 选择。
在以往人类文化进步历程中，每每以牺牲弱势文化为代价，造成许多不必要的社会资本损失，所以，我们必须了解影响文化变迁的各方面因素，以制定出文化可延承性的发展策略。
马克思把社会经济发展看作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 建筑 矛盾统一的社会运动过程[13]。马克思认为生产力是最活跃的因素，我国改革开发以来，都以发展生产力为主要政策目标，如今，已经使生产关系由公有制经由包产到户、自负盈亏等转变到股份制，并促进上层建筑发生相应的变化，如 宪法 的修改，法制的健全，精神文明和 政治 文明的建设等。但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往往由于旧观念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其区域性的本土社会上层建筑，如习俗、观念、信仰等，如果不能连续地从传统模式演化为现代模式，那么这一区域经济就难以高速发展，或者其高速发展以民族文化的毁灭消逝为代价，两者必居其一，这是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 马克思主义 原则所决定的[14]。所以，少数民族地区的开发，必须走文化可延承性发展道路。
制度 经济学 把社会经济发展看作是人类经济生活中各种制度形态持续演进的历史过程。制度经济学定义的正规制度的产权、货币制度、 合同 权利等制度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生产关系概念的一部分，而宪法、婚姻等制度是上层建筑概念的一部分[15]；制度经济学中的非正规制度，则都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上层建筑概念，如意识形态、世界观、习俗、信仰等[16]。制度变迁理论以古典经济学中成本效益分析为工具，认为只要制度变化的成本低而收益高，则会诱发制度变迁。而收益来源又分为四个方面：规模经济、外部性、风险和交易费用。就贵州少数民族地区而言，如果政府政策和 法律 建设可以降低贫困 人口 进入 市场 经济的风险，降低交易费用，那么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就有可能找到现代化的对接口。而为了降低交易成本，政府必须对西部软 环境 有较大的投入，对法制建设有较大的投入，这样才可以使文化可延承性发展成为可能。
人类学家把文化系统分为技术、制度和观念三个子系统，而每一个子系统又各自有三大类。技术系统被分为以物为操作对象的自然技术、以人为对象的社会技术和以概念为对象的思维技术；制度被分为以信仰为纽带的宗教制度、以权利为纽带的政治制度和以财产为纽带的经济制度；观念被分为信仰观念、理性观念和价值观念[17]。政府促进西部少数民族文化进步也要从这三方面着手： 传播 技术用以促进技术更新、法制的建设用以促进制度变迁， 教育 培训用以增强理性并促进观念更新。为了文化的可延承性，这些工作必须结合当地实际，尽量利用少数民族传统观念解释现代化现象，或以科学理性重新解释传统观念以使其与现代观念接轨。政府绩效考核，要以调动当地居民积极参与的程度为主要绩效考核，以地方自身努力取得的成果为最终绩效考核。
文化的演变有三种途径：进化、传播和涵化[18]。人类七个初始文明中，只有
，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就是西南弱小少数 民族 文化 所面临的日益开放的 环境 。
五、制度创新内生是文化可延承 经济 发展的决定因素
从制度 经济学 角度来看，造成东西部经济发展差距的最主要因素这一，就是东部文化鼓励更多的制度创新而西部缺乏制度创新机制[21]。由于东部和西部这一制度创新能力的差距，造成东西部经济 社会 总体水平日益扩大。那种将西部落后的原因，归咎于西部缺乏资金、缺乏 地理 优势、缺乏基础设施的观点，虽然不能说没有理由，但至少也可以说是缺乏说服力的。因为如果这些理由都成立的话，那么这些理由也同样可以成为
西部开发目标之一就是改变落后贫困面貌，为了 文化 可延承性发展，为了少数 民族 由开发客体变为开发主体，扶贫政策应贯彻相应的文化可延承性原则。
第一个原则是把面上扶贫原则改为现代化边界推进式扶贫原则。我国在扶贫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取得丰硕成果。但大力度扶贫的副作用之一，就是形成了某些地区等、靠、要的依赖文化[39]，甚至产生“自愿贫困” 人口 [40]。所以，扶贫政策要有相应的阶段性修正，就是扶贫目标不是谁贫扶谁，而是谁有意愿朝现代化多迈进一步，政府就应该给予合理的帮助扶持。让我们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这一原则：张三比李四富有，张三想采纳新技术而李四没有劳动致富意愿。政府仅有有限的扶贫资金，不能同时扶持张三和李四。按迄今的面上扶贫政策，应该先扶李四，因为李四更贫穷；但按照现代化边界推进原则，就应该扶持张三。应用这一原则有以下几点理由：其一是主体开发原则，扶助张三是因为张三为开发主体，扶持李四则主体是政府，客体是李四；其二是示范外溢效应，张三的进取会促使李四产生对未来的期望，看到劳动致富的奔头；其三是兼顾效率与公平，维护 市场 激励机制，消除造成返贫的贫困文化；其四是政府有限扶贫资金，扎扎实实地产生了区域 经济 和 社会 发展的效果，积累了 人力 资本和社会资本，改变作为贫困根源的“贫困文化”。不按现代化推进原则的扶贫，往往会由于缺乏贫困人口本身改变现状的意愿而失败，如发给的良种被吃掉。
第二个原则是努力与回报均等原则。 在以往公平与效率争论中，公平被分为机会均等的公平权利和收入均等的公平权利两种模式[41]。这两种模式都不利于西部文化可延承性发展。对于弱势文化民族来说，他们在现代化市场中竞争能力不强，机会均等只会使他们失去机会，落后于东部。而收入均等抹杀了市场激励机制，抑制了少数民族文化中的创新进取精神。故此笔者提出第三种公平原则，就是努力与回报均等原则。这一原则的应用之一就是上文提到的现代化边界推进原则。如果大家都努力劳动致富，按照机会均等原则，能力强的回报自然就高；能力弱的如果屡试屡败，按照 心理 学操作性条件反射原理[42]，就会逐渐放弃劳动致富行为，最终沦为“自愿贫困”人口。所以政府对于能力弱的有意愿劳动致富的贫困人口，应该设法弥补他们能力的不足，提供技术培训、 法律 咨询、信息获取补贴和小额贷款等等。对于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政府不能用收入均等原则来扶贫，而应该给他们以劳动致富的机会，并帮助他们利用这一机会。人人都有参与市场经济的机会的权利，而且人人都可以经过自身努力致富，无论其能力差别有多大，致富效果要基本与努力程度成正比。致富期望不能高不可攀，必须一步一步小台阶提高，而且每次努力都能有回报，这就遵循了操作性条件反射原理40，培养少数民族创新进取文化，使他们变为西部开发的主体，使西部得以文化可延承性地发展。
六、地方政府 电子 政务的制度供给导向
为了提高西部区域制度创新的能力，提高地方政府的制度供给能力，就必须建立有效的政府与民间首创精神互动的制度更新机制，这一机制的建立，必须在政府职能转变的过程中进行。
创新的方式之三，是对于重大案件，尤其是经过升级机制才能解决的案件，案件主要负责人必须在结案后写出报告，分析案发原因，提出避免类似事件发生的具体建议，提出短期、中期和长期解决类似问题的建议。
“案件注册追踪系统”也是政府服务部门绩效考核的有力工具，政府可以根据案件处理量和处理速度两个指标，不断完善和提高政府内部 管理 水平。
“案件注册追踪系统”是一个以服务为导向的系统，它可以用于如何政府服务 社会 的机构，例如中小企业服务中心，甚至直接设在政府接待室。西部地方政府要在短期内赶上东部政府，
七、结论
西部要缩小与东部的差距，并在发展中弘扬少数 民族 和地方 文化 ，就得在制度创新竞争中走出自己的模式，要走出自己的模式，就得以当地人民为主体，走文化可延承性的发展道路。为此，政府政策性 投资 ，要由以往的固定资产投资为目标转变为以社会资本和 人力 资本投资为目标，建设西部 社会文化 的软 环境 ，建设目标就是要扶持少数民族由开发客体转变为开发主体，为此要实行现代化边界推进原则和努力收益均等原则；软环境建设还要注重产权建设和 法律 建设与宣传，注重政府职能转变。政府职能转变可以以电子政务为切入点，寻求跨越式发展途径。
cultural evolutionary development of western region:
with argument Ｏn the shift of ob
abstract: china’s western development facing a dilemma betw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minority ethnic culture preservation. in order to solve the dilemma, the development must be cultural evolutionary. for the culture to be evolutionary, the local people must be the actor of the development, not the subject. accordingly, the government must invest Ｏn the buildup of social capital and the accumulation of human capital, these include improving the legal environment, government reform, and education. fighting poverty should follow the principals of pushing the boundary of modernization and equal return Ｏn corresponding effort. digital government may be an opportunity to increase the institutionary ability of the government.
keywords: cultural evolutionary development, institution economics, western development, poverty reducing policy, digital government, upper infrastructure
参考文献：
[1] 贵州省省长基金《借鉴发达国家经验研究贵州省中小企业 发展战略 》科研课题项目阶段成果。
[2] 王希恩，《论
，因为没有综合利用的水电开发往往破坏了生态，并造成沉重的移民搬迁 社会 成本 。对于其它自然资源和 文化 资源也一样，要通过合理产权设计和 管理 ，将开发的负面外部效应内部化，才能够发挥西部资源优势，能够有西部开发的可持续发展。
[36]王炳梅，《试论 水利 经济 与发展》，《水利经济》南京 1998第4期第4～7，13页。
[37] 章竟，《关于西部资源产业化管理的几点思考》，陈育宁主编 《
[38] 徐晓光，《“乡规民约”的 历史 继承与苗族地区 法律 的现代化》，顾朴光主编 《贵州 民族 论从（一）》，贵州民族出版社 2002， 第146～157页。
社区经济论文篇4
一、社区经济的由来
城市社区经济其前身叫街道经济,是改革开放以后发展起来的，当时为解决社区内的待业青年、残疾人员等弱势群体的就业问题；解决社区建设资金的缺口问题，才以社区地域为单位开办企业，统筹经济。改革开放初期,街道担负的社会职能大大超过了政府拨付的财力,其收入与开支之间存在巨大的资金缺口。在无以承担的情况下，街道才被迫以搞经济活动的方式来填补资金缺口。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也正因如此，我国社区经济才得以发展起来。经过近十几年的发展,人们对社区经济作用的认识正在逐步深化,对社区经济的理解也可谓见仁见智。
二、社区经济的内涵
就目前研究情况概括来说，社区经济的概念研究当前国内学者看法不一，尚没有标准化定义。前人一般把社区经济定义为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社区经济指以非营利组织为行为主体、社区福利最大化为目标、解决社区的社会必需，改善本社环境，提高社区生活质量为目的的经济活动。广义的社区经济则可理解为社会所发生的一切经济活动的总称。
但以上两种观点仅仅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界定社区经济定义，它割裂了社区经济与社区文化之间密切的联系，没有涵盖社会学层面的内涵。笔者认为社区经济不仅是个经济学概念，还更应该是个社会学概念，概括来说社区经济是指在特定的区域范围内，以基层社区组织为主体，以服务杜区成员为目标，为社区居民物质和精神生活的消费需求提供产品和服务的一切经济活动的总称。这里的社区经济也包括社区服务中的有偿部分。这里讲的社区经济还需要从以下几方面特征来理解:
（一）地域性社区经济首先存在于一定的地域空间―社区,其地域范围近类似街道,但比街道范围更广，地域特征是最基本的。社区经济的地域性还指其用于配置的资源来自社区,这些资源包括土地、资金、、人才、技术、信息、劳动力等等。
（二）包容性社区经济的包容性体现在社区经济在受到地理限制的同时,又具有极强的吸纳和扩张性的特征,这是由现代经济活动流动性增强的特点所决定的。包容性性表现在社区经济作为城市经济的子系统,其所需要资源有需要来自社区之外资源的支持和补给,比如吸纳外来劳动力、外来技术的引进和交流、租用土地、自然资源的补给等等。
（三）服务性社区经济的性质是服务于社区居民,可以说,它是为了社区建设而兴办的,这正是社区经济区别于其他社会经济活动的一个重要特征。社区经济一般多以第三产业为主，因为服务行业能解决更多劳动力的问题。伴随社区经济的发展步伐,其服务范围可以从某个区域辐射到邻近的多个区域。
（四）丰富性首先，社区经济的内容丰富,包括教育、建筑、餐饮、医疗保健、房地产、旅游等产业。其次，社区经济经营方式的丰富多样,以适应市场竞争,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五）人文性社区经济与一般性社区经济不一样，其更强调精神文化层面的需求和满足。一般性社会经济是以获取利益为出发点，而社区经济以满足社区内成员物质精神生活为出发点。因此，社区经济带有更多的“人情味”。
三、发展社区经济的理论基础
（一）整合理论整合理论认为，社区中的企业法人将各自所拥有的社会资源结合在一起，在利益相互整合的基础上创造资源新的价值，推动各个社区领域的经济繁荣。在某一社区中,自然人或法人在共同的空间里,发展状况参差不齐。但一旦通过利益的整合就能够促使各自资产和经济要素之间的流动,互相借鉴，带动社区经济整片繁荣。
（二）结构功能理论结构功能理论认为，经济结构的优化组合不仅对社区，更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结构功能理论对社区经济优化排列组合，使其各种资源能有效聚拢在能发挥作用的位置上,指导社区经济有条不紊的发展，从而带动整个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
（三）生长点理论增长点理论认为,行业之间会产生外部经济效益,促使厂商聚集在城市社区,特别是中心城市的社区,形成增长点。如果把整个城市作为一个增长点,那么社区就是生长点。生长点促使社区内商家之间形成关系网并进一步扩大辐射外部经济活动,带动社会经济整体发展。
四、对我国社区经济发展的几点看法
社区经济论文篇5
【编者按】：论文频道为您提供各类论文范文参考，以及论文写作指导和格式排版要求，解决您在论文写作中的难题。
选题依据：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了《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解决》，在完善社会经济体制上有了重大突破。尤其是在公有制实现形式上，提出股份制为主要形式，在发展非公有制上突破了过去的局限。这对现有林区经济体制的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现有林区经济体制存在很大的问题，极其不适应现有的市场环境，造成现有的林区经济落后。而且，发展没有后劲处于两难境地。一直以来，森工企业都是在计划体制和短缺经济并存的环境下生存。体制、机制、科技诸方面还跟不上社会整体的上升步伐。这些问题都亟待解决。xx年国家＊＊＊了《关于加快林区发展的决定》为林业的发展改革指明了方向。目前国家正在实行老工业基地改造政策，对政府体制、企业经营机制、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提出了急迫要求，改革社会经济体制以成为改造振兴老工业基地的首要任务。从当前林区经济运行体制来看，必须改革经济体制。否则林区经济将无法摆脱困境。当前影响我国林区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矛盾有(1)政企不分。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政企合一、企业事业交叉的经济运行体制。而由此导致三方面的矛盾，一是存在一定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如林区、县政府机关、教师同工不同酬，工资差距较大，造成大量人才流失。二是林区建设包括林区基本建设、公益事业、社会事业等，造成重复建设浪费严重。三是国有森工企业承担着庞大的政府经费和社会负担，难以进入市场经济体制进行正常的市场竞争。(2)市场环境有效性不高。森工企业难以作为市场主体进入市场竞争。一方面束缚了国有企业的发展，一方面降低了投资者对这一市场环境的信任程度，不利于区域经济的发展。生产布局结构不合理。(3)原有的生产布局结构不能适应现在的林区经济发展。(4)国有资产的管理不严。没有对国有资产进行合理的利用，没有人真正关心国家所有者的利益。可行性论述：目前林区经济发展体制改革面临难得的机遇。如天然林保护工程的实施，为林区生产布局调整、职工分流提供了有利的政策资金支持;生态保护区建设为林区改善自然资源环境提供了条件;西部大开发为林区基础设施的改造提供了有利条件，改善了职工生活条件，为吸引投资创造了良好的环境;老工业基地改造政策，可以为发展林区经济，振兴林区企业提供全面的经济支持。同时近年的国有企业改革实践工作，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经验。
本论文拟采用以下手段和方法：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相结合;对比论证;列事实、摆依据;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引用分析等方法。主要通过图书查询;网上浏览;去中小企业实地调研等方法来收集资料。拟运用经济学、管理学、组织行为学等相关知识来撰写论文。
本论文拟分以下几个部分撰写： 第一部分：现阶段林区经济发展的现状。通过对现有的林区经济发展体制存在的问题阐述进行林区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及可行性。第二部分：现阶段林区经济发展体制存在的问题。对林区经济发展体制存在的问题进行系统的阐述，分析问题形成原因过程以及问题的影响面。第三部分：针对现有林区经济发展体制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方案。通过对现阶段林区经济发展体制存在的问题剖析，寻找到问题产生的根源，并从根本上提出解决方法。
xx年09月20日—xx年1月15日收集资料，拟订论文题目，撰写论文提纲。xx年3月1日—3月30日毕业实习调研。xx年4月1日—4月30日撰写论文初稿。xx年5月7日—5月20日修改论文，撰写论文第二稿。xx年5月21日—6月8日修改论文，撰写论文第三稿。xx年6月8日—6月18日修改论文，完善论文格式以及答辩前准备。xx年6月19日—6月20日左右进行答辩。
社区经济论文篇6
关键词：宏微观经济学；居住空间分异；西安；房地产市场
中图分类号：F29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6-0251-03
一、相关概念
西方经济学是研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稀缺资源配置与利用的科学。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西方经济学形成了按研究对象不同分成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两大分支。宏观经济学以整个国民经济为研究对象，通过研究经济中各有关总量的决定及其变化来说明资源如何分配的；微观经济学是以单个经济单位为研究对象，通过研究单个经济单位的经济行为和应的经济变量单项数值的决定来说明价格机制如何解决社会的资源配置问题。（1）居住空间分异现象是随着城市的诞生出现的，居住空间结构的不断演化，是城市社会、经济、文化、制度等多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2）城市居住空间变迁总体上呈现与城市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进程相对应的特征。城市的发展与居住空间分异相互作用，城市的发展导致了居住空间的分异，而反过来，居住分异也影响着城市的进一步发展。
二、宏微观经济学联系与区别
（一）联系
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是互相补充的。经济学的目的是要实现社会经济福利的最大化。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既要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又要实现资源的充分利用。微观经济学在假定资源已实现充分利用的前提下分析如何达到最优配置的问题；宏观经济学在假定资源已实现最优配置的前提下分析如何达到充分利用的问题。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分析社会经济问题。从这一意义上说，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不是互相排斥的，而是互相补充的。它们共同组成经济学的基本原理。
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都是实证分析。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都把社会经济制度作为既定的，不分析社会经济制度变动对经济的影响。这也就是说，它们都把市场经济制度作为一个既定的存在，分析这一制度下的资源配置与利用问题。
（二）区别
1.基本假设不同
经济学的研究是以一定的假设条件为前提的。微观经济学基本假设条件有以下三点：（1）市场出清。这就是坚信在价格可以自由而迅速地升降的情况下，市场上一定会实现充分就业的供求均衡状态。（2）完全理性。这一假设是指，消费者和厂商都是以利己为目的的经济人，他们自觉地按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行事，既能把最大化作为目标，又知道如何实现最大化。只有在这一假设之下，价格调节实现资源配置最优化才是可能的。（3）完全信息。完全信息假设是指消费者和厂商可以免费而迅速地获得各种市场信息。
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内容基于两个假设：（1）市场机制是不完善的。（2）政府有能力调节经济，纠正市场机制的缺点。
2.基本内容不同
微观经济学包括的内容相当广泛，其中主要有：（1）均衡价格理论（2）消费者行为理论。（3）生产理论。（4）分配理论。（5）一般均衡理论与福利经济学。研究社会资源配置最优化的实现，以及社会经济福利的实现等问题。（6）市场失灵与微观经济政策。
宏观经济学的内容包括宏观经济理论、宏观经济政策以及宏观经济计量模型等。其中主要有：（1）收入决定理论。（2）失业与通货膨胀理论。（3）经济周期与经济增长理论。（4）开放经济理论。（5）宏观经济政策。
三、从经济学角度谈居住空间分异
对居住空间分异的研究最早源于20世纪初的古典人文区位学的空间理论，但真正将其纳入主流经济学研究框架的还是20世纪60年代新古典经济学派的空间理论。在20世纪60年代，新古典主义学派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城市土地使用的空间模式，代表人物有W.Alonso （1964）、E.S.Mill （1967）及R.F.Muth（1969）。其中，阿隆索的研究最有影响，他运用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解析了区位、地租和土地利用之间的关系，对城市土地在不同活动中进行分配提供了一个基本框架。居住空间是城市社会空间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随着城市化的大规模扩展，城市居住空间的结构分异已然成为不争的客观事实。
目前，中国很多大城市居住空间分异的现象越来越突出，西安可以算是一个强有力的代表。以住宅开发项目的档次和价格在空间的分化为有力代表的居住空间分异的格局在西安越来越明显，而这种分异格局和市政府大力开发建设各经济开发区有着很大的关系。
（一）开发区“特区”运作机制及其影响
开发区与一般性区域最主要的区别在于其“特区”性质一即实行特殊经济政策和特别管理体制的区域。其殊经济政策主要是一些相对优惠、激励性的政策，而开发区明确划定的地域界线则将这些相对优越的政策、体制、观念、方法、服务、设施等集中限定在城市特定区段内，使良好的硬环境与优越的软环境在特定局部空间相加在一起，可令开发区内部“小环境”相当鲜明地异于及优于周围“大环境”，乃至形成制度、产业、功能、设施、甚至心理意义上的所谓“孤岛效应”。开发区这类“特区”的设立与运行，等于在城市空间人为地制造出“开发区”与“非开发区”或谓“特区”与“普区”之分割对比，两者之间不平等的境遇可导致不平衡的发展，从而可能制造或加剧城市内部经济一社会空间极化分异。
1.开发区与“非开发区”之间的经济异速增长
开发区“特区”机制及其“孤岛效应”影响作用卜的城市极化分异首先体现在开发区显著高于“非开发区”的经济异速增长过程中，这在各地较高等级开发区中尤为突出普遍。西安市经2003—2004年最新一轮开发区清理整顿后现共存有各级各类“开发区”18个，其中等级最高、规模最大者依次分别为部级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简称“西安高新区”）、部级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简称“西安经开区”）、省级西安曲江旅游度假开发区（又称“西安曲江新区”）。这几个主要开发区的各项主要发展指标增速连年在30%以上、有些甚至达70%或更高，发展速度明显高于一般“非开发区”，已成为西安市有目共储的经济发展最活跃区域。虽然由于开发区并非一级行政区，且随着规模不断扩大而可能跨涉不止一个区县，其经济社会统计数值也相应地被分解纳入到不止一个区县，因而不易进行开发区与各区县发展指标之间的直接比较，但从开发区经济社会数值占全市总值比重快速提高的事实，可以间接反映出开发区的“异军突起”以及一般“非开发区”的相对弱势化。表1显示西安两个部级开发区的投资吸引（以实际利用外资额反映）、经济增长（以GDP、工业增加值反映）、开发建设（以新增固定资产投资反映）、收益回馈（对地方则政收入及就业增长贡献）能力都快速提高，占全市总量的比重也不断扩大，是拉动西安GDP增长的绝对主力。下面以2007—2009年度西安市整体经济运行情况和最具有西安开发区代表的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区的经济状况的对比，对西安“经济区”在西安经济的地位进行说明：
2.开发区配套商品住宅开发及其影响
中国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以来，上地市场的建立以及住房商品化和私有化改革，使地价和上地竞标机制以及市民个人住房消费意愿与消费水平等市场力机制开始发挥对城市居住空间的组织调控功能，基于经济收入差异的不同社会阶层居住空间分异隔离开始在中国城市显现，并成为新时期中国城市社会空间演化重构的主要特征之一。中国各地开发区大都配置有30%～40%的居住用地。开发区作为各地改革开放的先行示范区，形成一种比较纯粹的“全产权私有住房拥有者”聚集区，凸显加剧基于经济收入差异的居住分异隔离。
目前西安居住分异格局基本上是“高收入者多居于开发区新城、低收入者多居于老城旧区、而中等收入阶层居住相对分散均匀”。在开发区较优质住宅和住区环境吸引及其较高房价的过滤筛选机制作用下，拥有最强住房购买力和“迁移力”的较富裕人口率先离开旧城而移居开发区新城，从此拉动了不同社会阶层的居住空间分化。再结合上述有关开发区从业者职业、学历、收入特征分析，不难看出几个主要开发区正趋于成为西安市较高学历较高收入阶层工作、居住、活动的主要空间，这自然会对相应区段文化、消费、形象、社会服务种类档次、社会活动形式形态等产生影响，继而造成城市经济一社会空间的更深层次分化。
我们可以看到开发区的经济对西安居住空间分异的影响：（1）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兴起的“开发区”建设，导致城市经济一社会空间的总体发展态势是：开发区/新城/新经济区正成为各种发展要素资源辐合汇集的区域极化中心，因而局部经济社会发展速度显著高于非开发区/老城/旧工业区。这表明开发区建设发展不仅如一些海外研究所指出的那样因设立时间及政策力度的差异而成为中国东西部地区差距扩大的具体机制之一，而且也以其一套特有开发运作机制及内在结构特性而成为强化凸显当代中国城市内部空间极化分异的机制之一。（2）“开发区”作为一种区域发展策略的基木思维其实就是以“增长极理论”为基石的“不平衡发展战略”。虽说依据该区域发展理论，增长极核与周边区域差距扩大的空间极化效应属于阶段性的正常现象、会随着“溢出效应”的增强而逐渐消失，但山于增长极理论在世界各地实践应用的实际效果并不理想，所期望的区域整体发展结果并非总能如愿实现，而极化效应的持续强化则可能蕴蓄区域经济社会诸多矛盾和隐患，所以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对增长极理论的批评与反思越来越多。开发区实践对于区域之间及城市内部极化分异的强化凸显效应尤其是其中“政策力”因素的影响作用，同样值得决策者和研究者反思。
（二）从市场失灵角度看此现象
1.市场失灵
市场失灵是指市场无法有效率地分配商品和劳务的情况。对经济学家而言，这个词汇通常用于无效率状况特别重大时，或非市场机构较有效率且创造财富的能力较私人选择为佳时。另一方面，市场失灵也通常被用于描述市场力量无法满足公共利益的状况。
那么，对于“新经济区”和“非经济区”来说，似乎是宏观经济调控下的政府优先发展经济特区，市场分配不均导致的，形成了“市场失灵”的表象；但是，政府优先发展经济特区后，使经济特区的高新技术产业及房地产业快速发展，虽然形成了“孤岛效应”，但是这个效应是暂时性的，是会向四周蔓延的，进而带动周边区域的经济发展。如果将城市居住空间分异引入，那么形成居住空间分异格局的居住圈层则是在呈现出扩大的趋势。所以，从市场失灵的角度出发，经济特区所导致的似乎是资源的大部分都流向经济特区的现象是正常的，其实质并不是“市场失灵”。
从微观经济学来考虑这一现象，研究资源按什么原则分配给社会，是由工资、利息、地租和利润决定的。那么在政府优先发展的经济特区的情况下，必然会出一些优惠性政策吸引开发商前去投资，这也形成了社会资源流向经济特区的现象。
2.建议
那么通过以上的讨论，可能缓和、消弭开发区/新城/新经济区与非开发区/老城/旧工业区之间日益扩大的经济一社会差距的措施包括：（1）合理规划平衡投资项目的空间布局，引导和鼓励适宜项目向老城/老工业区的分流；（2）建立开发区与非开发区之间利益平衡补偿机制；（3）大力促进开发区第二产业的全面发展，此举不仅有利于扩大开发区税源、提升开发区整体经济水平、完善开发区产业结构、改善开发区工作环境与生活质量，而且还可以扩大开发区就业而、使开发区发展能够惠及更多领域史广泛阶层的劳动者；（4）增强开发区住宅价格与房型的多样性和“广谱性”，使多处于不同收入阶层、处于职业生涯不同阶段者有机会共享开发区较优越的软硬生活环境，也有利于创建出独具活力、结构更为丰满健康的开发区新社区。
参考文献：
[1] 蔡汉冲.宏微观经济学比较分析[J].职业教育研究，2005，（10）.
[2] 李志刚，吴缚龙，等.城市社会空间分异——倡导还是控制[J].城市规划汇刊，2004，（6）.
[3] 丁蕾.济南市居住空间分异研究[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
[4] Alonso W.Location and Land Use：Toward a General Theory of Land Rent[M].Harvard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y，Mass，1964.
[5] Mill E S.An Aggregate Model of Resourse Allocation in a metropolitian Area[M].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76，（57）.
[6] Muth R F.Cities and Housing[M].Chicago University Press，Chicago，1969.
[7] 徐晓军，沈新坤.城市贫富分区与社区的阶层化[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1）.
社区经济论文篇7
关键词: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协同发展机制
协同发展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主题,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不断深化,区域之间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信息交换越来越频繁,技术交流越来越广泛,生产要素的流动更加顺畅,世界经济已成为相互渗透交织的密切的复杂体系,任何区域都不能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独善其身。协同发展,就是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促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互衔接、相互促进、良性互动。
一、区域协同理论的研究现状
(一)区域经济发展理论
区域经济发展是区域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领域。区域经济发展,一方面表现为区域经济总量的增长,另一方面表现为区域产业结构的不断演进和升级。区域产业结构一般有主导产业、关联产业、基础产业所组成,因此,发展不仅包含了增长,还包含了功能的变化(Herrick&Kingder berger,1983)。一般认为,德国经济学家杜能(J.H.V.Thunec)开启了区域经济发展的研究。因为其于1826年发表的著作《农业和国民经济中的孤立国》中首次提出了“区位”问题,自此之后便产生了众多区域经济学理论流派。
(二)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研究
1、中心推动或不平衡论――增长极理论及其发展
1955年,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F.Perroux)在《增长极概念的解释》一文中认为,经济的增长不可能同时出现在所有的区域、部门、厂商,它将以不同的强度进行分散分布,在某一特定的经济空间内总会存在着若干经济中心或增长极、点,它会产生类似刺激作用的“磁力场”,呈现出“极化效应”,增长极、点快速发展之后,会通过不同的渠道向外扩散,产生“扩散效应”,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同的终极影响。之后经过罗德文(Rodwin)、缪尔达尔、赫希曼等发展了增长极理论(张聚华,2002)。
2、线性推进论――梯度转移理论与点轴开发理论
极化推动的思想显然是非线性系统性,是一系列复杂地变动。梯度转移理论以一种层层递进的思想来强化发展,与极化思想有相似之处,但是其避免了极化理论的复杂性。点轴开发理论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采取空间线性推进方式,它是增长极理论聚点突破与梯度转移理论线性推进的完美结合(周旬,2006)。点轴开发理论在形式上与梯度转移有相似之处,是增长极理论的延伸,但在重视“点”(中心城镇或经济发展条件较好的区域)增长极作用的同时,还强调“点”与“点”之间的“轴”即交通干线的作用。
3、网络结构开发论――网络开发理论与圈层结构理论
网络结构开发论综合了网络开发理论和圈层结构理论,它们分别以一种严格意义和非严格的网络结构呈现出来。增长极开发、点轴开发都是以强调重点发展为特征,在一定时期内会扩大地区发展差距,而网络开发是以均衡分散为特征,将增长极、增长轴的扩散向外推移。网络开发理论注重于推进城乡一体化,加快整个区域经济全面发展。该理论的适用应选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区域之间发展差距已经不大,区域经济实力已允许较全面地开发新区的时候。郝寿文、安虎森(1999)在界定区域经济学概念的时候,强调了区域经济结构的重要性。他们指出,区域结构的存在,区域内任何经济活动通过区域结构的联系网络,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圈层结构理论最早由德国农业经济学家冯・杜能提出。他的主要观点是,城市是一个不断变动着的区域实体,由建成区至,由城市核心至郊外,各种生活方式、经济活动、用地方式都是从中心向呈现圈层状的有规律变化的。“圈”实际上意味着向心性,“层”体现了层次分异的客观性特征。圈层结构反映着城市的经济社会景观由核心向呈规则性的向心空间层次分化。
4、大推进开发论――大推进理论和平衡发展理论
大推进开发论有两种代表性理论,即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进理论和纳克斯(R.Nurkse)的平衡发展理论。大推进理论的核心是外部经济效果,即通过对相互补充的部门同时进行投资,一方面可以创造出互为需求的市场,解决因市场需求不足而阻碍经济发展的问题;另一方面可以降低生产成本,增加利润,提高储蓄率,进一步扩大投资,消除供给不足的瓶颈。由于平衡增长理论,避免了片面强调工业化、忽视其他部门发展的倾向,强调大规模投资和合理配置有限资源的重要性,重视市场机制作用存在的局限性和实现宏观计划化的必要性,为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和经济迅速发展提供了一种发展模式,并对一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政策制定产生了一定影响,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张聚华,2002)。平衡发展理论的出发点是为了促进产业协调发展和缩小地区发展差距。
(三)协同发展的研究回顾
1、协调发展与协同发展
协调发展强调以系统论的方法用全局性的视角来处理发展中的问题,并以自组织理论为核心,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的,通过区域内的人口、资源、经济、科技、环境、资源等六个系统及各系统内部各元素间的相互协作、相互配合和相互促进而形成的社会发展的良性循环态势,它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社会发展系统。由人口、社会、经济、科技、资源、环境元素构成,使系统内部的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人流和价值流这“五流”的运转合理有效并且形成协调发展系统。协调发展系统是一个自组织系统、开放系统、复杂系统、灰色系统、非线性系统(王维国,1998)。“可持续发展”和“科学发展观”代表了当代“协调发展”的最高理念,作为其内核的“协调发展”,也被赋予了最新内涵,“协调发展”不仅必须“以人为本”尊重客观规律,而且既要顾及当代人,实现“代内协调发展”,又要顾及后来人,实现“代际协调发展”,还要保持“发展”在空间(包括地理空间、产业领域等)上的“协调”(熊德平,2009)。协同发展与协调发展一样同样大量应用了系统论和自组织理论,同样以“可持续发展”为最终目标,但协同发展更强调协同理论的应用。协同理论认为:慢变量支配原则和序参量概念,认为事物的演化受序参量的控制,演化的最终结构和有序程度决定于序参量,并由此形成的协同效应、伺服原理、自组织原理,由于其聚焦于发展问题的本质,使协同发展更具有操作性。
2、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研究
(1)区域经济协同发展与产业发展
张平(2005)从胶东半岛区域产业结构同化、特点同化、职能同化的现象突出,各地区对生产要素竞争激烈,甚至不正当竞争等地区壁垒提出了解决策略:建立一个超越地方利益之上的组织;＊＊＊政策对地区的发展方向、规模与结构等合理引导,必要约束;建立信息互联互通平台,建立高效的交通物流网络;建立要素可以自由流动的区域大市场,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刘慧怡(2006)界定了区域旅游协同发展的基本含义并指出了区域旅游协同发展要遵循的一系列基本原则。余志勇(2005)在红三角区域旅游发展协同论中试图找出协同论中的“序参量”(Order Parameter),并认为各级政府、旅游企业、旅游人才和资金等因素是影响甚至支配红三角区域旅游协同发展的主要“序参量”。粟路军,柴晓敏(2006)认为区域协同发展是区域旅游合作的高级形式,探析了区域旅游协同发展模式:以地方利益为基础,协同发展为目标,以市场交易为协同方式,以政府机制为协同保障,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分析区域旅游协同发展的条件与障碍因素,构建区域旅游协同发展的区际协调机制,区域旅游协同发展的实施与监督调控。产业的有效互补是实现区域产业协同发展的基础;产业竞争力的协同提升是促进区域产业协同发展的核心;战略与对策的制定是推进区域产业协同发展的保证(朱斌,2006)。产业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协同效应主要表现为隐性协同和显性协同(邹树梁、高阳,2006)。巫文勇(2006)建议＊＊＊《区域产业结构调控法》以促进和保障中国区域产业协同发展。白晋湘(2007)将协同理论引入区域农业品牌中,并认为“区域农业品牌发展的核心问题是怎样协同不同营销主体在满足目标市场消费者需要的前提下与区域品牌的资产最大化目标保持一致”。高明、刘俊杰(2008)得出协同发展的动力来自于市场驱动力和政府调控力。
(2)区域经济协同发展与城市发展
城市发展是区域经济发展在空间上的增长极,城市在区域经济中的充分发挥其作用,发挥城市之间的潜能和优势,促使区域经济快速高效可持续发展。“协同和发展是城市持续成长的“因”,是城市成长的基础和前提,是城市成长的保证和制约,是城市成长的关键和具体工作,是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陈迪,2006)。
陈玉和等(2006)认为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应基于城市间的资源禀赋,实施差异互补,追求协同发展,并注意坚持市场机制和政府职能的差异互补。柳新华等依据烟台市在环渤海经济圈中的定位可以利用交通运输枢纽的而形成辐射线来增强烟台市与环渤海经济圈协同发展中的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柳新华,2007)。建立金融协调机制,加强地区的金融合作,实施区域金融一体化战略是其重要途径(刘俊芳,2007)。
(3)集群视角下的区域经济协同发展
许雪琦通过实证分析有力的证明了协同发展能够提升物流服务业和制造业集群之间各自的生产效率和利润,从而提升整个区域经济的总体竞争力(许雪琦2007)。建立区域产业集群的统筹发展体制主要用来解决区域内各地的“诸侯经济”,根据各地的资源禀赋和原有产业的发展现状来培育产业集群,实现区域内产业协同(张桂梅,2006)。有研究认为产业集聚的目的是通过群体协同效应而达到共同发展的目标,产业集群的演化动力室竞争合作协同,通过协同演化可以促进双方效率的不断提高和达到集群整体的最优资源配置。
(4)区域与区域之间的经济协同发展
钱亦杨、谢守详早在2004年就认为长三角大都市圈应该开展跨行政区规划,加速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大城市联系,增强大都市的内核功能;快速都市圈内的通道的建设;加快金融改革步伐,促进资本自由流动;积极发展本地区主导型产业,加快产业集聚进程。冷志明认为区域经济协调最主要的形式是区域产业协调,这是因为产业范畴直接或间接包括了商品流、资金流、信息流等各项地区经济活动(冷志明,2005)。在中国省区交界地域的经济发展问题上他提出利用密切的区域空间关系,打破行政区划限制走协同发展的道路,实现区域间优势互补,发挥整体优势就成为了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冷志明,2005)。卢中华通过建立地市区域协同的内部影响因素模型,并以山东省临沂为例,找到了影响区域协同的主要因素有区域文化教育水平、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政府治理环境污染的投资和农民的人均收入(卢中华,2006)。“准确的把握区际关系,是科学认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机制的前提与基础。”经济先发区域和后发区域协同发展有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彭荣胜,2007)。后发区域的发展滞后,会引致区域消费结构断裂,不利于先发区域产业结构的升级;后发区域在劳动力供给方面对先发区域的经济增长形成桎梏,产业的梯度转移延迟,以及地方保护主义、区域市场分割和产业同构,会弱化区域间的经济联系从而影响整个区域经济的增长。先发区域也应当在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战略中承担更多责任。
(5)我国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纵观研究我国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论文中,目前我国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瓶颈,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方面:
首先,政府干预产生的主要问题。中央政府的财政倾斜政策不利于一些地区的思想观念真正想着市场化方向转变。长期以来,一些贫困落后缺乏主动进取意识,依赖思想严重,认为外部支持和国家援助是天经地义和理所当然的,而不重视对当地优势资源的积极开发以及利用,从而并不利于这些地区想着市场经济体制思想的彻底转变。地方政府的引资目标责任制容易引发短期化行为。招商引资不应是短期,企业、资金和项目不是被引进来就可以了,更要能发展,只有这样才会真正促进地方经济的持续增长,否则的话,靠这种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只能是短暂的和粗放型的增长。地方利益驱动导致重复建设和产业结构趋同。地区产业结构趋同化主要表现为地区之间工业结构的相思程度呈现出不断提高的趋势。据统计,我国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工业结构的相似率高达93.15%,中部与西部地区工业结构相似率高达97.19%(马广琳、刘俊昌,2005)。其次文化与思想观念障碍。不同地域、不同发展水平的地区之间文化与观念的差异是客观的存在的。这种差异将直接影响不同地区之间的沟通与合作,给区际协同发展带来障碍。宏观领域主要体现在传统观念、价值观、、民族团体优越感、创新或变革精神等方面,微观领域主要体现在经营理念企业文化、管理模式等的差异(张绪胜,2001)。与此同时对于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理念上有待迅速提升。正视问题,认识到并明确区域经济的发展方向;根据资源环境人口等客观因素的承载能力和发展潜力,进一步明确区域的功能定位,制定相应的政策和评价指标,逐步形成各具特色的区域发展形势。生态保护、环境保护需要更有约束力,强制性的保护措施。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定位清晰,政绩考核具有针对性。坚持“先有理念,再有实践,逐步总结”,继续探索。
其次,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史无前例。由于没有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涉及一个自组织系统、开放系统、复杂系统、灰色系统、非线性系统,需要区域内各行业,各部门,包括政府以及企事业单位的通力配合,这使得协同这些子系统具有很高的难度系数。也由于这样的系统中,不仅在推出协同发展战略后会很长的滞后效应,而且该系统受到的干扰的因素,故区域经济协同发展作用的效果往往难以在短期中体现出来。推行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战略后,不仅在衡量其运行效果评价上比较困难,而且在改进和调控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按照规划的方向进行上,也具有相当的难度。不断调整操作对象,使得标的指标符合协同发展战略,并促使区域经济能够在能够适当的控制下,有序地发展。
二、目前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研究不足之处
第一,目前研究多为当地决策者提供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对策。所得出结论都是一个范式。从分析本地的资源禀赋,历史文化定位开始分析,然后从全局出发考虑得到最后的对策:建立一个区域机构,协调统一;建立法规制度,减少内耗;加强区域内基础建设;便捷区域各要素的流动;保护生态等等。这样的对策在实际操作方面存在困难,涉及面广,难于掌控。
第二,协同理论中最主要的一块是自组织理论和伺服原理,然而目前的这方面的应用比较少。自组织理论的应用可以在重新组织系统内部子系统的结构而达到更佳的实际效果。找出区域经济中自有的发展规律,然后合理的调控各个子系统,使之符合区域经济系统自组织规律,从而自觉组织,又好又快地发展区域经济。同时在寻找区域经济协同发展中序参量,从而更好地为区域经济的协同发展创造条件。
第三,定性分析比较多,定量分析比较少应用到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同时定性分析也不够深入,对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概念的界定,对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之间的区别,对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战略目标的确立,对于区域经济中各部分该如何组织,如何发挥出协同效应,对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中引入实证分析不仅能增加说服力,而且能做出一些经济预测,有利于决策者分析当前形势做出正确决策。
三、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机制研究的必要性
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创新战略,而可持续发展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必将得到长期贯彻执行。但是由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仍然属于初创阶段,不仅研究内容需要进一步丰富,研究案例需要进一步的扩展,研究方法需要进一步创新,加强有益的探索;而且因为在我国区域经济的两极分化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继续存在,我国幅员辽阔,各地的资源禀赋差异巨大,后天的经济基础又有天壤之别,所以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战略将在我国长时间的坚持。充分利用“政府宏观调控”和“市场调控”,充分调动区域经济内的有利因素,高效率的配置区域内资源,不仅能确保效率更能兼顾公平。
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机制是实现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方法,是将协同学与区域经济学有机结合的理论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和福利的有效手段,也是为执政者提供建议的有效途径。依据“先有理念,再有实践,逐步总结”,将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理论应用于区域经济发展中,积极探索,逐步总结,找出适合本地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机制,对发展我国区域经济颇有裨益。区域协同发展是一项综合研究,协同发展论将人们对社会系统、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的认识,提升到了一个新的综合性、整体性和系统性认识的高度。社会生态经济系统的协同发展包含了自然协同、经济协同和社会协同。协同发展是区域经济发展得以顺利、快速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前提条件,区域协同发展是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创新战略。国内外部分专家学者及实际部门的工作者对此问题作了大量的研究和探讨,主要集中在:区域经济差异、区域(区际)联系、区域经济一体化、区域协同发展内容和方式、缩小地区差距的协同发展、经济与环境系统的协同发展、区域协同发展战略研究等。目前区域协同发展的定性和实证研究较多,而针对特殊的经济区域协同发展能力的提高以及如何根据区域经济发展的非均衡及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展开实证研究较缺乏。针对转型时期区域协同发展水平的判定和综合评价,协同发展网络的构建,协同发展的趋势分析,协同发展模式选择,展开实证研究与评价是一个新课题。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机制的研究有助于构建区内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各要素全面发展的机制和框架,形成一个结构优化、富有活力、高效持续的区域经济系统,有效地解决区域持续发展的资源与环境约束。针对区域协同发展程度的综合评价分析有利于提高政府对协同发展的认识并树立新的协同发展观,促进有关政策法规的进一步完善,并为各级政府制定区域协同发展战略规划提供可靠的数据和参考。
参考文献:
1、Jerry Patchell,Kaleidoscope.Economies:The Proeesses of Cooperation Competitionand Control in Regional Eeonomic Development[J].1996.
2、白晋湘.基于协同的武陵山区区域农业品牌发展战略研究[J].湖南社会科学,2007(3).
3、陈迪.基于PERE区域协同发展的城市成长[J].现代城市研究,2006(11).
4、陈玉和,吴士健,田为厚.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差异互补与协同[J].青岛科技大学学报,2006(2).
5、郝寿文,安虎森.区域经济学[M].科学出版社,1999.
6、冷志明,中国省区交界地域经济协同发展研究[J].开发研究,2005(4)
7、卢彩梅,梁嘉骅.产业集群协同演化模型及案例分析[J].中国软科学,2009(2).
8、彭荣胜.区域协调与先发地区经济持续发展研究[J].商业研究,2007(10).
9、钱亦杨,谢守详.长三角大都市圈协同发展的战略思考[J].华东经济管理,2004(4).
10、宋家泰等.论地理学现代区位研究[J].地域开发与研究,1987(2)
11、王维国.协调发展的理论与方法研究[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
12、巫文勇.中国区域产业协同发展与《区域产业结构调控法》的制定[J].行政与法,2006(2).
13、徐伟.环渤海地区物流业协同发展分析[J].现代商业,2007(3).
14、叶峻.社会生态经济协同发展论[M].安徽大学出版社,1999.
15、余志勇.红三角区域旅游发展协同论[J].特区经济,2005(3).
16、张桂梅,尹逊涛.对胶东半岛发展产业集群的分析[J].山东工商学院学报,2007(2).
17、周旬.论区域经济发展经济理论在三峡库区综合发展战略中的应用――建立增长极-经济圈-扩动态模式[J].理论探讨,2006(1).
18、朱斌.闽台协同发展高科技产业探索[M].九州出版社,2006.
19、朱英明,张雷.城市群竞争力的区域分异研究――基于长三角二级城市群的视角[J].技术经济,2008(5).
20、张绪胜,朱文兴.西部大开发经济统计决策[M].经济管理出版社,2001.
21、郭治安,沈小峰.协同论[M].山西经济出版社,1991.
22、熊德平,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协调发展研究[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社区经济论文篇8
一、研究内容
区域经济史研究是在一定时空坐标中，描述出一地方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状况，并在此基础上对不同区域的研究结果进行比较、归纳，以使我们对整个社会的经济史现象有更为深入的了解。
以宋代的区域经济研究为例，目前学者们对区域经济研究的内容主要关注在如下几个方面；（1）经济中心南移问题。所谓经济中心南移，是指唐宋以来全国经济中心自北向南的转移，使得江南地区成为全国经济的中心。这个论题最初由张家驹先生在40年代提出，并由他本人在50年代进一步扩充（注：张家驹：1942年，《宋代社会中心南迁史（上）》，商务印书馆；1957年，《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湖北人民出版社。）。70年代末以来，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有一定发展，郑学檬的著作可为代表（注：郑学檬：1995年，《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岳麓书社。）。近来有关的研究，已经深入到了诸如经济中心南移的阶段性以及在各方面的具体表现等问题。（2）地区性的个案综合研究。地区性个案研究自80年代起进入高潮，选题范围多集中在当时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如杨德泉、荀西平对北宋关中社会经济的发展有专门论述（注：杨德泉、荀西平：1987年，《北宋关中社会经济试探》，《宋史研究论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斯波义信对宋代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如对高技术与高生产、高技术的传播对生产的影响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认识（注：斯波义信：1988年，《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中译本。）。以及对不同经济部门的个案研究，如关履权的《宋代广州香药贸易史述》，指出宋代广州的香药贸易作为中国历史上一种贩运性的商业活动，为封建统治者服务，是变态的繁荣（注：关履权：1982年，《宋代广州香药贸易述论》，《宋史研究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龙登高的《宋代东南市场研究》，认为在宋代两浙区域市场，产业结构中经济作物与商品生产比重小，区域内的专业分工，更多地以自然地理为基础，与外地市场的联系稀疏，缺乏全国性市场的配合（注：龙登高：1988年，《宋代东南市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吴旭霞的《宋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认为宋代江西农村中农作物大量投入市场，农民与市场联系加强（注：吴旭霞：《宋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江西社会科学》，1990年第6期。）。韩茂莉的《宋代川峡地区农业生产述论》，通过对宋代川峡地区人口密度和土地垦殖率两项指标的考察，指出宋代是川峡地区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时期（注：韩茂莉：《宋代川峡地区农业生产述论》，《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4期。）。有关论著数量不少。（3）对全国经济区域性不平衡现象的分析。80年代，漆侠最早通过对宋代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考察，得出“北不如南，西不如东”的结论（注：漆侠：1987、1988年，《宋代经济史》（上、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程民生的《宋代地域经济研究》具体阐述了漆侠的这一论述。包伟民的《宋代赋税征发区域不平衡性略论》则从宋代国家财政制度存在的区域性差异的角度，来分析由此造成的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注：包伟民：2000年，《宋代赋税征发区域不平衡性略论》，张其凡编等《宋代历史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
上述学者都对宋代区域经济作了相当深入的探讨，大大超迈了前人的研究水平，也反映了他们在史识上的独具慧眼，但也应该看到，在区域经济史领域仍有一定的学术空间可供拓展。在新世纪之初，对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内容进行反思与改进是必要的，尽可能地拓宽区域经济史研究的领域，是我们目前面临的任务。
如何划分区域经济史的“区域”，进而确定具体的研究范围，是从事研究不可回避的基本问题。对此，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人口学家、地理学家等不同领域的研究者们都分别立足于自己的学科基础，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提出过各自的划分标准。归纳而言，经济史学界曾提出了三种不同意见：（1）传统上以行政区划为主要标准，理由主要是“我国现行经济体制，也是以行政区划为基础，便于使研究成果的借鉴作用得到发挥。”（2）按自然经济条件划分，“因为经济的发展往往不是行政命令或者行政区域硬性划分所能割裂开的”。如冀朝鼎在其著作《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依据农业生产条件与运输设施条件的优劣提出了“基本经济区”这一重要概念。施坚雅在《的城市发展》一文中，按分水岭将中国划分为地区，颇有见地，但此说的着眼点是市场系统理论（市场系统与河川流域有密切关系），因此对于市场系统相对成熟的清代中国来说，比较适宜，但对于处在10至13世纪的宋代而言，情况就未必如此了。（3）80年代开始，学者们越来越倾向于采取多元标准，既可以按行政区划，也可以按山脉走向、江河流域、市场网络和人文风俗的不同来确定（注：以上参见宋元强：《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新进展》，《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159页。
关于冀朝鼎的论述，参见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页；关于施竖雅的论述，参见李伯重《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评价》，《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4期，第148页。）。如：粟冠昌的《宋代的广西社会经济》（注：粟冠昌：《宋代的广西社会经济》，《广西师院学报》，1981年第4期。）、陈伟民的《宋代岭南主粮与经济作物的生产经营》（注：陈伟民：《宋代岭南主粮与经济作物的生产经营》，《中国农史》，1990年第1期。）、雷家宏的《宋代长江中游沿岸地区的商业贸易》（注：雷家宏：《宋代长江中游沿岸地区的商业贸易》，《宋史研究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龙登高的《宋代东南市场研究》、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注：程民生：《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3期。）等论著，都持这种观点。另外，80年代末，斯波义信在施坚雅“地文地域”说的基础上，提出“地文—生态地域”新说，即将生态环境的概念纳入中国古代经济区域划分工作之中，使之更为全面。当然，区域的划分也是与不同社会的不同背景相适应的。原始社会以山川自然的形势进行划分：夏商周时期，总体上按民族分布和自然区域进行划分；秦代以后的帝制时期，在中原以郡县（后为州县）划分，并逐渐地推广到少数民族地区。在这个有序的发展过程中，区域划分的内容越来越充实。
区域经济史研究应关注多学科交叉与渗透的问题。经济学、地理学、人类学、人口学、社会学、生态学、民俗学等方面的学术成果，都应予吸收。这种跨学科的新史学的最早尝试可追溯到法国史学家H·贝尔在1900年创办的《综合历史评论》。但使这一方法赢得学术声望的是L·费弗尔和M·布洛赫1929年共同创办的《经济社会史年鉴》和由此得名的“年鉴”学派。他们反对西方传统史学专注于政治史的作法，提倡包括经济、社会、文化在内的“总体历史”；反对纯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主张运用跨学科方法，开展综合研究。“年鉴”学派对我们的启发是应该从多个角度、立体地考察区域经济。
检讨近几十年来的国内区域经济史研究，本文以为一个显著的弱点是缺少概念的创新。相比之下，西方学者在研究中的“概念化”或“模式化”倾向明显。从表面上看，“社会科学化”色彩过于强烈，大量的相关社科词汇的借用，似乎给人以流行时尚的感觉。但新概念的提出极有可能标志着一次方法论转换的完成，并为下一步的转换积累了讨论的前提，尽管这种转换和积累的幅度不尽相同（注：参见杨念群：《美国中国学研究的范式转变与中国史研究的现实处境》，《历史学》，2001年第3期。）。任何研究都须时刻处于运动和发展之中，它需要史学工作者不断努力与探索，同时还需要信心和勇气。如在研究区域经济史的过程中，可引入经济学中用以描述区域间的经济扩散和极化效应问题的“发展极理论”（注：参见张培刚主编：《新发展经济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用以研究区域专业化问题的“禀赋优势理论”（注：参见周起业等著：《区域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以及像“专业化产业区”、“集聚效应”（注：“专业化产业区”是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之上的，专业化地生产其具有优势的产品的区域。“集聚效应”指由于要素（主要是人口）的集中而产生的联合需求，促进专业化分工和中介组织的兴起。）等一系列在区域经济学中经常使用的新概念，有助于更加富有逻辑性地分析区域经济变化进程。当然，新概念的提出有时可以带来深入探讨之效，有时却未必，只是产生新瓶装旧酒式的作品。故新概念的出现，决非易事，必须建立在扎实的研究基础上。
应该说，迄今为止的区域经济史研究基本上以对大量史实的考察作为依据，就不同经济类型的个案研究结论而言，有相当的科学性。但大多数学者或是仅仅停留在个案结论的阶段，或是在试图将其上升为普遍性规律时往往出现一个逻辑断档，即在由个别到普遍的扩展过程中，缺乏逻辑的必然性。如施坚雅根据中心地理论，在其对长江上游区域经济结构的研究中提出，由于商业竞争、运输效能等等因素的制约，使得各商业中心互相间处于相对均衡的距离中，因而形成一个近似六角形的市场结构模式。近年来，不少学者对六角形模式进行了一定的修正，向我们展示了理论模式与历史实际之间存在的显著差距（注：包伟民：1998年，《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1840■1949》，知识出版社，第44页。）。
要切实把握区域特征，勾勒区域经济发展概貌，需要进行不同区域间广泛的互比，即通过横的观照与纵的比较两条线索的梳理。前者是基于各地因自然气候、物产资源、交通条件等差异，造成地方经济不平衡发展的事实，对地方经济的区域性显著特点有相互比较的研究需要。如斯波义信的《末代商业史研究》（注：斯波义信：1968年，《宋代商业史研究》，（日）风间书房。），通过对西北和东南两大区域市场的经济的详细比较，说明两宋商业发展的层次性。后者是由于时段不同，区域经济具体的发展状况也不同。一般来说，时段愈短，区域经济变化就愈小：时段愈长，区域经济变化愈大，所呈现的“历史学”的特征更为浓厚。如斯波义信的《宋代江南经济史》，各章研究所涉及的时间上限，远者上溯至秦汉，近者亦至唐代；下限则近者及于明代，远者延至民国，在这样的时间范围里，宋代的特点才显现得比较清楚（注：参见前引李伯重文第150页。）。当然比较研究要注意客观与辩证性的统一，防止扬此抑彼。
目前，对区域特征动因的分析既是薄弱环节又是难点、热点。它包括经济的，也包括超经济的因素，如地理、人文因素等等。前者从地理环境的演变过程中考察人与自然的动态和辩证的关系。这不仅体现了对人类的生存和未来命运的关怀，而且体现了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道路空间异同的关心。因为地理、气候、动植物等自然环境因素对经济社会运动起着隐蔽的支配作用。如斯波义信的论文《宁波及其腹地》注意到由于钱塘江河口航道恶化对于宁波港所起的影响，并指出这是在地理环境上宁波港能够获得发展的关键性条件之一（注：参见斯波又信：2000年，《宁波及其腹地》，《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第470页。）。后者包括家族关系、风俗习惯、社会心理等历史上长期起作用的要素，对历史进程有重大影响。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于对某个要素的分析，缺乏对地理空间内各要素对区域经济发展交互影响的总体认识。另外，区域经济特别是小区域经济，一方面是社会经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不能完整地“代表”社会经济发展现实，最多只能是一种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地方性认识”。近年来，不少学者试图以充分的地方经济的描述来体现社会经济发展的特征与动因。但是，这种尝试可否用来体现分化鲜明、类型多样的社会经济，引人深思。
二、关于方法论
任何科学的研究都涉及方法论问题，可惜在区域经济史的分析框架中，关于方法论问题的学术积累显然不够丰富。
目前看来，至少就宋代区域经济史的研究而言，虽然其研究对象是跨学科的，但是分析方法仍然停留在历史学的框架里面，主要是历史的分析方法。历史分析方法本身具有一些不可克服的局限性：（1）叙事与论理。以往的研究多侧重于白描，试图复原历史，理论创新不多，而且即使有所谓的“理论”也只是在一系列的现象陈述之后的归纳与总结，缺少逻辑的检验。如漆侠的《宋代经济史》，认为宋代生产力的不平衡发展表现在精耕细作的地区几乎达到封建时代的最高水平，新的资本主义因素在这些地区脱颖而出是完全可能的。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以河北与陕西两地经济顽强的发展为例及人口增长率高的现象，试图说明该时期北方经济发展的速度超过了南方，因此北宋时我国的经济重心仍在北方。这些都只是通过对历史现象的某一侧面的叙述，从而归纳出一定的“理论”，却缺乏整体的逻辑检验。例如对应该如何界定封建时代社会生产力的最高水平，并未见有理论性的讨论：又程民生的论说，显然只是就北方而论北方，未能从南北方整体比较出发来看问题。（2）具体与一般。没有抽象就没有科学，任何历史首先都是具体的，但是作为历史科学，在力图描述历史的具体性的同时，必须要有一般的抽象含义，否则，历史分析将永远沉沦于叙述过去的陷阱中。尤其是区域经济史，其研究分析的目的不仅在于重新展示某一区域经济发展的历程，更要抽象出具有一般意义的现实启示以及在更大区域范围上的解释能力。（3）假设与实证。历史学的研究传统一直排斥假设，直至20世纪初，人文科学在方法论上开始青睐于实用主义。从一定的假设条件出发构建逻辑自洽的理论，再从历史中寻找实证，比起在没有任何框架下只作对历史时间的复原性描述而言更显理论的魅力。在区域经济史的研究中，应该通过借鉴实用主义方法论，为研究提供分析框架，克服因史实的具体性而无法一般化阐述比较的困境。
在具体的研究方式上，近年来由于受新经济史学的影响，为摆脱旧史学模式的束缚，区域经济史研究开始主张用科学主义来规范史学的分析。如区域人口消长、生产增减、税赋变化等许多问题，可采用数理统计，抛弃举例式研究，以提高历史结论的科学性、说服力。然而作为一种研究手段，这种计量史学的方法并不能包罗一切，尽管在形式上由于数理方法的运用有助于摆脱历史分析中的过分主观的判断，但事实上由于受资料的限制，统计通常很难达到高度精确的水平，只能对历史运动做出粗略的度量。近年来，许多研究者对区域经济的考察不约而同的走入了过分依赖统计数字的误区，忽略了对历史本身演进逻辑的思考，以至认识上有失偏颇。新经济史家要想尽可能掌握历史复杂的真实情况，就不能过份依赖他们的几何学。
制度经济学的兴起，被认为是西方经济学的一场革命，实际上它的影响已经渗透到法学、政治学和史学等一系列相关的社会科学领域。制度经济学强调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引导人们将制度因素作为考察经济行为和绩效的重要变量。如新经济史学家R·托玛斯和D·诺斯在研究欧洲从14世纪到18世纪的产业革命的四百多年兴盛史时发现，不同的国家（地区）面对相同的经济问题时，由于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制度而导致了不同的经济发展结果。最为典型的是当面对战争所需的财政问题时，英国、荷兰采取了不同于法国、西班牙的制度而导致了后来长达几个世纪的兴盛。制度经济学的从制度层面寻找经济发展根源的研究方法无疑对研究区域经济史有巨大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制度经济学的另一个方法论的意义在于较好的结合了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具体分析和一般抽象分析，而这正是区域经济史研究中所缺乏的。制度经济学强调案例研究的重要性，是寻找“真实世界”的经济学，这同时也是历史学所要完成的事。而在理解和解释“真实世界”的时候，必须运用一定的理论框架来加以分析和解释，并从中抽象出一般的可检验的理论来（注：参见周其仁：《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科斯研究经济学的方法及其在中国的实践》，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9年春季号。）。因此，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就是要在历史的“真实世界”中寻找研究素材，并在充分的分析比较的基础上将事实作一般化的抽象，由此提出可检验的理论来。
三、学科体系
学科体系问题实际上涉及到区域经济史的学科性质，涉及到区域经济史与区域经济学、历史学的关系问题。区域经济史作为一门交叉学科，理应具有区域经济学与历史学的双重特征，即把区域经济学侧重研究经济的“共时态”与历史学侧重研究经济的“历时态”相结合。但这种结合，不应是机械地拼凑，必须根据学科的根本属性有所侧重，从而显示出自己的特征。区域经济史的学科特性，决定了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只能立足于历史学，着眼于从历史看区域经济。
区域经济史与单纯的地方经济史研究不同。地方经济史一般关注的是地方经济发展的特殊性，而区域经济史所关注的不仅仅是地方经济特色，而是经济发展的普遍性规律。因为即使在前近代时期，一个区域内的经济也不可能完全孤立地存在，而是或多或少交织在整个国家的经济体系之中。前人的一些研究，往往将两者混为一谈，“画地为牢”，就地方谈地方经济，视野集中于一处，围绕该区域的内部发展进行研究，这是需要加以提高的。区域经济史研究类似于自然科学，只是寻找一个实验室（区域），据此去研究那些带有规律性的问题。具体到宋代区域经济的研究，近年来已有一些较成功的典范，如张熙惟的《论宋代山东经济的发展》，作者在对唐宋间山东经济发展概述及水平评估基础上，指出学界提出的“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到五代基本完成’，‘南方的经济全面超过北方’以及宋代已是‘北不如南’”等观点，仍值得进一步研究（注：参见张熙惟：《论宋代山东经济的发展》，《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1993年第3期，第84-90页。）。这种通过区域“小经济”窥视社会“大经济”的研究方法，正是区域经济史研究的特点所在。上世纪60年代，美国著名学者施坚雅（C.W.Skinner）指出不管人类经济活动的地理单元小到何种程度，它总是处于不均衡状态，在空间上永远存在中心地和区的差异。他的“区域——中心”研究理论，宣称通过对具体区域的分析研究，可以中国社会经济“停滞不前”的观点，在史学界一度引起巨大反响。当然，一个区域性的范式可否在不同区域反复运用，进而推广为普遍性的范式，仍需要认真推敲。
区域经济史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许多方面还不成熟，未形成多数史学家认可的一致的学科体系和学术规范。首先，学科体系的指导思想尚有待进一步明确。国内史学工作者，包括著作等身的大家在内，不少人习惯于把马克思从西欧经济史研究中得出的某些结论，奉为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这种歪曲历史和把马克思理论庸俗化的主观主义倾向，曾使区域经济史陷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使得现实与理论之间的差距无法弥补。以宋代区域经济研究为例，就有许多学者按照马克思描述的西欧社会演变历程，坚持“资本主义萌芽”的传统理论框架，并殚精竭虑地阐述我国古代经济“典型”如何在宋生“变态”。经过了大半个世纪的研究，仍未能使问题得到解决。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发现工场手工业和雇佣劳动生产关系几乎出现于中国每一王朝的商业繁荣时期。
其次，学科渗透的困境。不同学科理论的引进往往会带来一场变革，但是由于理论来源复杂多样，也可能出现一系列问题。如部分理论尚未形成可操作的方法，与传统理论不能相互衔接等。因为在相关学科尚没有很好沟通的情况下，对问题的理解、研究思路甚至阐释语言，都往往难以提供很好的可对话的渠道。经济学家热衷于运用大量的统计资料和模型框架分析区域经济问题，历史学家则沉迷于对史料考证的精雕细啄。目前，离跨学科的融合仍然相距甚远。
再次，学科发展的盲目性，这些年来，对生产关系的变革研究得多，对生产力发展规律研究得少；乡村经济研究得多，城镇经济研究得少；自然经济研究得多，交换经济研究得少；生产领域研究得多，流通领域研究得少；发达地区、汉族经济研究得多，经济落后地区、少数民族经济研究得少；古代及近代前期研究得多，近代后期和现代经济研究得少等等，学科发展的这种不平衡性，常常使得对区域经济作出科学的理论归纳的努力，得不到成功。
最后，区域经济史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还应承担一般历史学所具有的为后人提供资政经验的功能。因此，区域经济史的研究，不应仅仅停留在对一般经济问题的描述，而应着重分析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以及总结历史上解决这些问题的经验教训。对于今天的区域经济史研究者而言，有意义的论题不是历史上经济区域社会地位的“上升”或者“下降”，而是应该以历史的眼光去认识经济区域实际社会角色丰富而复杂的内涵。如朱瑞熙、徐建华的《十至十三世纪湖南经济开发的地区差异及原因》，在肯定湖南地区经济开发的基础上，对湘北、湘中、湘南、湘西四个地理区的开发水平作了具体分析与比较，并客观地指出：“与全国发达经济区相比，这一时期湖南的开发程度还不可过高估计，但毕竟为十三世纪以后的进一步开发奠定了基础。”（注：朱瑞熙、徐建华：1995年，《十至十三世纪湖南经济开发的地区差异及原因》，《徐规教授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五十周年纪念文集》，杭州大学出版社，第181-197页。）类似的着眼点，的确具有相当的学术意义。
四、现实意义
作为历史学发展趋向的一种重大变化，区域经济史的兴起决不是学者在史学探寻之路上的心血来潮，也不是一代史家在史学绝路上的刻意追求。区域经济史源于时代的需求，源于史学本身发展的需求。区域经济史的研究，虽然纯粹是一个历史课题，但在当前却富有现实意义。
近年来，学术研究的多样化已成为中国史学发展的必然，区域经济史研究的兴起，正是顺应了这种趋势。根据“后现代主义”的看法，当现代人用自己所处的社会和意识形态状况去“写历史”时可能会面临一种困境，即理性解释模式不具有普遍意义。这使得我们研究历史十分注意典型学方法，避免追求普遍模式。这也是为什么区域经济史研究逐渐受到多数历史工作者重视的原因。一个自称普遍性的模式，如无法在一个简单的个案中得以证实，便不是一个普遍适用的模式。区域经济虽不能称为当时中国社会经济的“缩影”，但它具有一定的说明意义，且是现实关怀的投影。
社区经济论文篇9
内容提要：清代西北经济史的研究作为中国经济史研究的重要领域，长期以来倍受学者关注，尤其是近l0年来，该领域的研究取得了喜人的成绩，但其研究述评却不见于文．本文就近lo年清代西北经济史的研究状况加以述评，以期对该领域的研究有所助益． 论文关键词：近l0年 清代西北经济 西北清代经济史是中国经济史的一个分支，近年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因此，本文试图对二十世纪九十二年代以来西北清代经济史的研究状况进行一些总结和分析，以图对该领域的深入研究有所助益。 一，研究规模与状况 1．研究专著．宁可主编《中国经济发展史》1999年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第三册为史志宏主编的“明清卷”；国家社会科学“七五”重点课题“中国古代经济史断代研究”的“明代经济史”、“清代经济史”部分，由经济日报出版社《中国经济通史．清代经济卷》于2000年出版，这两部分专著其中多涉及西北部分．李清凌著《西北经济史》(人民出版社，1997年)与《甘肃经济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分别系统勾勒了整个西北地区与甘肃从上古至晚清的经济发展轨迹，全面总结了该地区经济各时期的特点、经验与不足，对于全面了解西北与甘肃的经济发展历程以及当前的经济建设有重要作用。关连吉与赵艳林主编《西北开发思想史》 (甘肃人民出版社，2011年)以及王三北主编的《西北开发决策思想史》(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年)都对各历史时期的西北开发思想进行了研究。继光与高瑞主编《中国古代西部开发·人物志》(兰州大学出版社，2001年)对清代西北开发人物均有研究．赵俪生主编的《古代西北屯田开发史》 (甘肃文化出版社，1997年)，全书叙述了从汉代到清代屯田发展的全过程，是对西北屯田史迄今最为系统的研究。吴廷桢、郭厚安主编的《河西开发史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1996年)与《河西开发研究》(古代卷)《甘肃教育出版社，1993年》将西汉至现代河西社会经济发展划分为五个时期，并从中总结了经验与教训．魏永理主编的《中国近代西北开发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全面介绍了西北近代的农林牧业的开发状况，尤其对西北近代水利开发、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以及农村合作事业的发展作了较详尽的论述．赵予征的《丝绸之路屯垦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从政治、经济等多角度系统记述了自古至今新疆屯垦的全过程．姜守鹏的《明清北方市场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对明清北方市场产生的物质基础、市场构成、主体与客体以及对明清经济、政治、文化的影响做了全面的论述．华立的《清代新疆农业开发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再现了清代新疆农业开发的真实历程，以历史唯物史观客观地评价了清政府对开发新疆的贡献，并指出了不足．耿占军著《清代陕西农业地理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11月第1版)从历史地理角度对区域经济发展做出了开拓性的历史探索，该书对清代陕西的人口、地亩、农地垦殖活动、清代陕西农田水利事业的发展及其地区性差异以及清代陕西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地理分布状况和清代陕西农业自然灾害的时空分布规律及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都有论述，并进而在总结清代陕西农业发展的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当今陕西农业的发展提出了若干条建议．翟松天著的《青海经济史》(古代卷和近代卷)、(青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专门论述了青海清代的农业及农村经济，尤其对藏区的社会经济形态作了研究与划分．杨重琦主编的《兰州经济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1年)对兰州诸历史时期的经济状况有全面的论述．王希隆著《清代西北屯田》(兰州大学出版社，1990年)全面论述了清代西北屯田的情况，对其地屯田的演变探其规律找其原因，且多有精到之处．党诚恩与陈宝生主编的《甘肃民族贸易史稿》(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年)对甘肃历史上的民族贸易状况作了详细的论述。另外还有杨新才编著《宁夏农业史)(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年)、穆相林等人编著的《新疆民族贸易》(中国商业出版社。1993年)、董庆煊与穆渊合著的《新疆近二百年来的货币与金融：1759～1949》(新疆大学出版社，1999年)、厉声著《新疆对 苏(俄)贸易：1600—1990》(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玉门石油管理局史志编纂委员会编、张叔岩执笔的《玉门油矿史》(西北大学出版社，1988年)、徐安伦和杨旭东合著的《宁夏经济史》(宁夏人民出版社，1998年)、李刚著《陕西商帮史》(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等多部专著。此外，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编《西北史研究》 (第一辑，上、下册，兰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二辑，甘肃文化出版社，2002年)，汇集了一些清代西北经济史的文章．陈舜卿主编《陕甘近代经济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1994年)，收录了16篇文章，对近代以来陕甘两省的农田水利、工矿业、金融业进行了论述． 2。史料的整理、编纂。西北各省区也先后编辑出版了一批资料集，主要有：《甘肃近代机械工业史料(1872—1949)》(兰州大学出版社．1989年)；王连芳编《旧中国新疆石油史料辑要》(新疆人民出版社，1988年)；政协甘肃省委员会编《甘肃近代工业》、《西北近代工业》(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张灏与张忠修编《中国近代开发西北文论选》 (上、下册) (兰州大学出版社，1987年)；新疆金融学会与新疆金融研究所合编《新疆银行简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81年)；青海省邮电史志编纂委员会1988年至1994年编印的《青海邮电史料选编》12辑． 3．研究规模。就清代西北经济史的研究范围来说，其涉及面广泛，农业、工矿业、交通运输、商业贸易、货币金融、财政税收等均有研究．同时研究主题也紧扣清代西北经济发展的特点，如对西北地区的民族贸易、畜牧业的多有关注。并且关于清代西北经济的研究文章总体呈上升趋势． 二．主要研究情况 1．总论性质的．李清凌(《元明清时期西北的经济开发》，《西北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对元明清时期西北的经济开发作了宏观的论述，指出此历史时期的经济开发人围绕着军需供应这个历史上的老课题展开，但此时期的西北经济开发思路、措施比前代有了较大的改进，成果显著。魏明孔(《历史上西部开发的高潮及经验教训》， 《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3期)、任重(《从大西北农牧历史演变思考其开发战略》，《农业考古》2000年第3期)，李春芳(《西北经济发展缓慢的历史研究及对策研究》，《甘肃理论学刊》2000年第4期)对历代西北经济开发的经验与教训作了深入的研究，并对当今的经济建设提出了建议；李宗植((近代西北开发特点述论)，(开发研究)1994年第5期)将近代西北开发特点概括为‘起步较晚”、“阶段性强”、“水乎低、局限性强”。并进一步指出近代西北经济开发无论政府还是个人都是由客观形势的变化被迫进行的，都是被动盲目的实践，又加之近代帝国主义国家的压迫，近代西北开发只是一句空话。杜常顺(《明清时期黄河上游地区少数民族经济浅论》，《青海社会科学》1995年第4期)从区域经济史的角度对明清时期黄河上游地区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的基本状况和趋势作了综合性的考察与阐述．党瑜(《论历史时期西北地区农业经济的开发》，《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认为西北地区农业经济的开发始于西汉，在唐代获得很大发展．清代，新疆地区的农业经济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面河西走廊的农业经济却有所萎缩．西北农业经济在开发的过程中，服从于军事对抗的需要．因此，它对于生态环境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当今继续开发大西北的进程中，应该引以为鉴．成崇德，孙喆(《论清代前期的西部边疆开发》，《清史研究》2001年第4期)从地理环境、人口迁移、政府决策诸多方面对清代前期开发的得失进行综合研究，为当今中国正在进行的西部大开发提供历史借鉴．梁四宝、燕红忠(《清代边疆开发的经济动因及其影响》，《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3期)认为边疆经济价值的提高和利益机制的刺激是清代边疆开发的经济根源．而政府对边疆开发的实绩具有很强的影响，商人则在这一开发过程中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清代边疆开发在取得一系列经济绩效的同时，也造成了生态环境的破坏．童远忠(《乾隆帝与西北边疆开发》，《湖南文理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认为清代乾隆时期，开始了对西北边疆地区的全面开发。乾隆帝在西北广兴屯垦，使清朝中央政府对西北地区的影响力超过了历史上以往任何一个朝代，促进了我国统一多民族国 家的巩固和发展．耿占军(《试论清代陕西的经济开发》，《西北史地》1998年第4期)认为历史经验与现代科学均已表明，林地和草地具有保持水地、防止水土流失的效益，并对清代陕西的经济开发作了概要的论述．赵常兴、张小明、秦敏(《清代陕南移民及其对当地经济的影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认为由于外来移民的大量迁入，清代陕南地区的许多山区得到广泛开垦，耕地面积大为增加，土地开发利用程度超过历史上的任何时期，经济开发的速度明显加快，客观上促进了陕南移民迁入区的经济发展．但由于移民人口的过度增加和大规模的掠夺性开发，大肆毁林开荒，盲目扩大耕地面积，致使陕南的自然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自然灾害频繁发生．从而影响和制约了当地经济的持续发展。赵葆惠(《清代对新疆的开发》，《齐鲁学刊》2001年第3期)认为清政府完成了对新疆的统一后，为开发新疆采取诸如设立伊犁将军及之后的行省取代了军府制，以及屯田置牧、发展贸易、’开矿设厂、筑路兴学、培养人才、巡边守土等一系列措施，这些措施对维护国家统一，抵制外敌入侵，都有着不可磨灭的巨大作用。韩香(《清代察哈尔蒙古的西迁及其对新疆的开发》，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6年第3期)认为察哈尔蒙古西迁新疆后，对清代新疆地区的稳定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亦促进了其自身的社会发展，在社会生活上表现为以牧为主、农牧兼营的经济结构及人口的增加，教育、宗教的兴盛和民族关系的改善．更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察哈尔蒙古的自身发展， 自然也相应促进了新疆地区的开发．王东平、郭红霞(《清代回疆经济政策与法规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9年第1期)依据文献资料，论述了清朝对回疆(天山以南地区)经济立法的原则，清朝制定的经济政策与法规的具体内容，分析了回疆经济法规中的地域文化特色及存在的问题，并对其历史作用作了客观的评价。樊如森(《西北近代经济外向化中的天津因素》，《复旦学报》2001年第6期)认为天津的开埠及其经济辐射力的增强，在很大程度上使西北经济逐步与国际市场发生了联系，开始向外向化经济转型。 2．农牧业方面．向达之(《论近代西北地区的土地租佃制度》，《甘肃社会科学》1991年第4期)认为近代西北土地租佃制度中货币地租甚不发育、实物地租占有绝对优势、劳役地租普遍存在是与近代西北农村较低的商品经济发展水乎相适应的．郑传斌(么清代西北回民起义中的人地关系}，《文史哲》2003年第6期)认为人地关系的广泛联系特征在回族的发展史上有突出的表现。西北回民起义发生在清代，从人地关系的角度讲绝非偶然．同时，西北回民起义对当地的自然生态和社会环境也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艾冲(《清代雍乾时期陇中地区的水利开发与土地利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年第3期)论述清代雍正、乾隆时期甘肃省陇中地区水利资源开发的成就和小型农田灌溉工程的分布，探讨水利开发在此期间形成热潮的原因．同时指出正是多达136处的水利设施的出现，推进了河谷地带灌溉农业的发展，水浇地的面积则扩大到3641．5顷，从而直接影响着本区域土地利用方式的变化．魏静(《浅析清代甘肃水利建设的若干特点》， 《开发研究》1999年第4期)着重论述了清代甘肃水利建设的若干特点，指出各流域在开发利用上存在的优势与不足．党瑜(《论兰州地区农牧业的发展》，《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2期)对兰州地区历史时期农牧业情况进行了勾勒．梁新民(《民勤绿洲历史上农业的三次开发》，《开发研究》1993年第4期)对甘肃民勤县历史时期的三次农业开发作了论述。耿占军({试析清代陕西的折丁、折田问题)，《中国农史》2000年第l期)对清代陕西人口和土地统计中存在的折丁、折田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清代前期文献记载中陕西的人丁数并非实际人丁数，而是经过折算的下下人丁数，并提出了下下人丁数与实际人口数之比值；提出了延安、榆林等地的折田比例．这对反映当时的人口状况和土地状况具有很大的帮助．肖正洪(《清代陕南的土地占有关系与农业经营》，《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1期)认为清初陕南农业生产水平低、规模小和区域内部市场发育不好，乾隆初年以后。随着外省农民大量迁入和农业拓殖的展开，陕南市场经济有了初步发展。胡波(《试析清代陕西黄土高原地区常平仓储粮规模的时代变化》，《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l期)认为陕西黄土高原地区常平仓的储粮规模在清代的不同时期是不同的．这种不同除与政 府对常平仓额储规模的规定有关外。还与生产力发展程度、社会安定状况及管理制度等因素有关．而且常平仓的实际规模与文献记载的规模并不一致，这就影响了对常平仓在仓储体系中的地位及其保障程度的评价．孟晋(《清代陕西的农业开发与生态环境的破坏》，《史学月刊》2002年第10期)认为清代陕西地区，在人口日益增长的压力之下，由于不顾后果的过度垦殖，森林、草原等天然植被遭到严重破坏，水土流失严重，并进而导致了干旱和水涝等自然灾害的日益频繁，耕地面积也随之减少。吴洪琳(《清代陕西社仓的经营管理》，《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指出清代陕西社仓与其他省不同，主要不是靠民间捐输而是用耗羡银为经费建立起来的．陕西社仓在管理体制上比较健全，其管理制度详细而且具体，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陕西社仓发挥作用并不是借助于放贷，而主要是采用赈济的方式．李建宁(《清代管理青海牧区的方略》，《青海民族研究》1996年第3期)对清代管理青海蒙古族与藏族牧区的政策与措施分别进行了探讨，并对清代前后两期作了比较．齐清顺(《清代新疆维吾尔族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3期)认为清朝统治新疆时期，是新疆维吾尔族地区农业生产获得快速发展的时期，清代维吾尔族地区农业生产的快速发展，不仅对清代新疆整个农业生产的大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而且为以后新疆农业生产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华立(《清代新疆屯垦方式的转移及其意义》， 《西域研究》1991年第4期)对新疆屯垦的方式转变作了论述，并探讨了其转变的意义．张丹(《内地汉人在清代新疆屯田开发中的作用》．《河海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认为大量从内地移人汉民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内地汉人为近现代新疆的屯田开发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四个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董琳(《清代新疆移民屯田的历史作用与教训》，《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认为清代新疆移民屯田，稳定和加强了清朝对新疆的军府制统治，开发了天山北路大片土地，有利于新疆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祖国统一。但诸如重北轻南的经营方针、北路经营不平衡、兵屯对边军战斗力的负面影响等历史教训值得吸取．李敏(《论清代新疆屯田的重大历史作用》，《西域研究》2001年第3期)在概述清代新疆屯田发展状况、组织形式等基础上．重点对屯田的重大历史作用作了较充分的论述．周红(《论清代乾嘉年间伊犁的回屯》，《伊犁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第3期)通过对清前期乾嘉年间伊犁回屯的研究和剖析，展示了清前期伊犁地区的农业经济和政治、军事概况，有助于我们对新疆回屯的了解和认识．李磊、田华(《清代新疆建省后的田赋制度》，《新疆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考察了近代新疆建省到清朝灭亡这一时期的田赋制度，清晰勾勒了新疆田赋制度所包含的田制、税则税率、征收形式、耗羡、征收管理、定额收入等基本情况、变化及特点，并进一步研究了清代田赋制度与财政及社会经济的关系．杨琰(《清季新疆屯田对当地少数民族人口的影响》，《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认为清政府统一全国后，在新疆实行了内容不同、制度各异的屯田制．清季新疆屯田加速了新疆地区农业的发展，也促进了新疆地区少数民族人口的发展变化．刘锚涛(《议新疆清代农业技术，，《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认为在自然环境人文社会环境制约下的清代新疆农业技术在作物品种、生产工具等方面具有自己独特的粗放经营方式，如何评判及新疆未来农业的出路何在，很值得研究．钟萍(《近代新疆农地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8年第4期)对近代新疆农地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情况有细致的论述．张岩(《论近代新疆维吾尔农村的封建庄园》．《西域研究)1998年第4期)对近代新疆维吾尔农村的封建庄园的形式、演变进行了论述． 3．工商手工业方面．魏丽英(《西北市场的地理格局与商路》，《甘肃社会科学》1996年第4期)探讨了近代西北地区市场的地理格局与商路．认为任何地区市场的形成与发育必然有其深厚的经济及地理原因．朱立芸(《论近代西北的药材与市场》，《开发研究》1997年第6期)认为兰州作为西北药材最重要的集散中心，早自明清已闻名海内，其就近代西北药材与市场的探讨，正是希望由此为甘肃及西北药材的生产及市场建设提供不容忽视的历史认识。朱立芸(《近代西北金属矿业开发简论》，《开发研究》2000年第5期)简要论述了近代西北甘、宁、青、新四省金属矿业资源蕴藏的情况和开发的历 史过程，并从其生产技术水平与管理方式等方面揭示出近代西北金属矿业开发的时代与地域特征。马啸(《左宗棠与近代西北蚕桑业》，《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认为左宗棠在西北期间，曾对甘肃和新疆的蚕桑业进行了一番颇具规模的振兴与开发，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取得了可观的成效，很值得总结与借鉴。杨丽萍(《清末地方官员在西北石油工业近代化中的作用》，《石油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认为清末新政期间，清政府开始重视工矿业的开发，西北地方官员纷纷行动，积极规划开发西北石油资源，力图建立西北近代石油工业．在他们的努力下．西北石油工业的近代化得以启动。邹荣础(《清代陕南土特产生产及其对外贸易》，《陕西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报》2001年6月第18卷第2期)认为清政府调整的茶叶政策，促进了茶叶生产的发展没，文章对木耳、桐油、生漆、蚕丝生产等的产区与经济价值作了分析。陈崇凯(《陕商在开拓“西西”汉藏贸易中的历史作用》，《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8年第4期)运用详实的汉藏史料从元以前陕商通过藏汉茶马贸易对“西西交流”的开拓，明代陕商与西南盐茶开拓“西西”贸易的关系，清代陕商对“西西”贸易的推动和清末民初陕西沙客与陕西街的形成几个方面，首次全面论述了陕商在历史上“西西”汉藏贸易中的作用和地位．徐晓萍(《清代甘肃的商业贸易》，《发展》1997年第7期)认为有清一代，甘肃地区的商业活动是相对繁荣的。甘肃实为整个西北地区商贸活动的中枢．清代甘肃商业贸易的繁荣，除受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等客观因素影响外，还应归功于清政府大力发展官方贸易，并以此鼓励带动了私营贸易的兴起．段国正(《试论左宗棠三改甘肃茶法》，《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认为清代乾隆年间，西北茶马互市演变为茶叶贸易，到咸同时期茶法遂废；陕甘总督左宗棠除旧布新，于同治十三年仿淮盐之成例三改清廷同治十一年“议准”的茶法，从而形成其五条茶法．其茶法积极因素与弊端同在，但左宗棠五条茶法毕竟奠定了晚清甘肃茶法的基础．刘景华(《清代青海的商业》， 《青海社会科学》1995年第3期)认为青海商业在明代由于自然条件和其他原因发展很不充分。但到了清代由于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也有了空前的发展，并形成了一些名噪一时的商品集散地与贸易中心．刘景华(《清代青海的手工业》《青海社会科学》1997年第6期)对清代青海的手工业进行了描述，并对其特点进行了概括．房建昌(《历史上青海省的盐业》，《盐业史研究》1996年第4期)探讨了清代与民国年间今青海省范围内的盐业，指出这一时期青海省范围内的盐产以柴达木的湖盐为主，辅之以西宁地区东南部的土盐。尹伟先(《清代维吾尔族与藏族之间的商业贸易关系》，《中国藏学》1997年第2期)对清代维吾尔族与藏族之间的商业贸易进行了论述． 4．财政、城市与人口问题．杨尘(《清代伊犁军府制财政管理体制述略》，《伊犁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3期)指出清代在伊犁实行中央集权管理下的财政管理体制，地方财政的收支范围均纳入国家预算管理，伊犁将军相当省级收支预算单位，但实际负责将军府本级和伊犁参赞大臣所属军府营及土尔扈特各部财政管理．将军府专设粮饷处管理财政。刘燕、穆渊(《试论清代新疆铜钱》，《新疆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指出从清统一新疆到新疆建省，实行南疆通行红钱、北疆通行制钱的双轨制，这既是政治上分区治理政策的需要，又有民俗物情的实际考虑．建省后以红钱统一新疆币制，则是全省行政制度统一的必然结果。牛海桢、李晓英(《清代南疆地区实行的普尔钱制度》，《伊犁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指出清朝重新统一新疆之后，顺应当地少数民族社会经济发展的传统和特色，实行了保护性的普尔钱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丁南疆地区的经济发展，稳定了南疆少数民族经济生活，也充分体现出清王朝“因俗而治”的政策特色． 李建国(《论近代西北地区城市的特点及其影响》，《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认为近代西北地区城市总体发展水平滞后，西北城市自身发展水平低下，造成了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和带动能力差，而周边社会的不发达又严重制约了城市发展，难以形成良性循环，从而使整个地区经济受到严重制约和影响．陈新海(《清代青海的城市建设与商业经济》，《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97年第2期)认为清代是青海城市建设的一个重要时期，在城址的选择、城市的建设上，都深受军事因素的影响。但随 着城市居民数量的增加，消费需求的扩大，专业性较强的市出现并增加，城市的布局与结构渐趋合理，城市商业贸易与服务行业也兴盛一时．杜常顺(《清代青海蒙旗人口与经济问题探析》，《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认为同其它地区的蒙旗一样，青海的蒙旗也具有双重性质，即既是清朝封建国家体制内蒙古地区的军事行政单位，又是清朝皇帝赐给蒙古封建领主的世袭领地，是生产和经济单位。但青海蒙旗自建立始，就面临着严重且持续的人口减耗与经济凋敝问题，其结果是绝大多数蒙旗丧失了作为生产和经济单位的基础，作为军事行政单位也名存实亡．张建军(《论清代新疆城市的人口规模》，《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4期)认为清代是新疆历史上经济开发规模最大、开发成效最显著的时期，也是新疆城市发展最快、城市地理变化最明显的时期。他分析了清后期新疆城市人口的统计原则，从清前期天山南北主要城市的人口数量及城市规模、清后期新疆主要城市的人口数量及城市规模等方面分别进行了述论，初步探讨了形成这种人口规＊＊＊征的主要原因．阚耀平《么历史时期新疆北部城镇的形成与发展》，《人文地理》2001年第4期)分析了新疆北部地区城镇的历史演变过程，提出其城镇萌芽于汉代前后，完善于清代后期，城镇的中心有一个从吉木萨尔一伊犁一乌鲁木齐的演变过程，并论述了新疆北部城镇形成与发展的特征和城镇发展的影响因素，对今天城镇建设与规划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司俊(《近代西北少数民族土地所有制结构的发展趋势》，《甘肃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认为近代西北少数民族土地所有制结构发展趋势是地权更加集中于地主富农和牧主手中。这是由继续废除农奴制、近代市场经济发展、土地进一步商品化所致。石志新(《清代后期甘宁青地区人口与耕地变量分析》，《中国农史》2000年第l期)讨论了清代后期甘宁青人口和耕地变量情况。认为人口和土地是两个互为依赖又互相制约的因素，如果作长期的历史考察，就会发现在旧中国，耕地是一个缓变量，增减波动趋势平缓；人口是一个激变量，波动趋势急剧，波动周期短而且人口表现为社会问题，它的发展与否，除受土地制约外，又要受到多种社会和政治因素的制约。而土地主要表现为一个自然环境问题，它的增减变化主要受客观宜农土地状况及社会人口改造自然能力的制约．杨琰(《清代新疆地区少数民族人口发展的经济环境》，《西北人口》2001年第1期)通过论述清朝政府在新疆地区推行的经济开发政策和新疆地区经济发展的状况，分析了清代新疆地区经济发展对少数民族人口的影响，提出清代新疆地区少数民族人口的发展具有良好的经济环境． 5．开发思想与实践，赵珍(《近代西北开发的理论构想和实践反差评估》，《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l期)认为近代西北开发从理论构想到实践，显现出了经济建设方略的转变，客观上给西北地区社会生产力发展带来了根本性突破，引发了社会变迁。但由于生态和独特的人文环境、民族构成，开发理念主客观的脱节，以及军阀各自为政的割据状况等因素的影响，使原本就微弱的开发力度少有可持续性．周向阳(《晚清开发西北原因探析》《喀什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认为晚清时期，在解决西北边疆危机这一现实需要的直接刺激下，国人出于巩固国防、保护利权、富国、平衡地区发展等方面的考虑，强烈呼吁开发大西北，从而形成了近代历史上第一次西北开发的高潮．王劲、刘继华(《龚自珍、林则徐开发西北的思想》，《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认为龚自珍给后世留下的丰富的思想文化遗产之一就是开发西北的构想，林则徐则是近代中国开发西北的先驱者之一．他们把龚、林两位爱国者相联系，主要讨论他们开发西北的思想，以期对当前的西部大开发有所裨益。李伟、刘丹(《左宗棠开发西北的思想和实践》，《湖南商学院学报》2011年第l期)指出左宗棠在经略西北期间，提出了一系列开发、建设西北的思想。他在因地制宜兴修水利、植树造林、农牧并举、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和文化教育，推广近代工业和商业贸易等方面进行了积极实践．马啸(《左宗棠对近代西北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建设》，《青海师专学报》2003年第6期)也认为左宗棠是近代以来对西北生态环境给予深切关注和进行初步治理的第一人，在西北十余年中，他从植树造林、兴修水利、合理垦荒、改良土壤、美化城市等方面，对西北地区的生态环境进行了诸多有益的保护与建设，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西北地区的生态状况。牛海桢(《徐松及其西北边疆史地研究》，《甘肃教育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认为 徐松是清代研究西北边疆史地的学者中承先启后的人物，他的西北边疆史地研究克服了前代学者研究西北囿于书本的局限，以实地覆勘与文献考证相结合，著述真实可信．其研究及其研究成果对于我们今天研究西北边疆史地具有突出的借鉴意义．张俊杰(《陈宏谋关于西部开发的经济思想与实践》，《桂林市教育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认为陈宏谋关于西部开发的经济思想与实践，主要为重农务本、以民养民，发展经济、自由贸易，培养人才、传播技术．这些都充分说明了陈宏谋不愧为我国清代一位有作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章育良(《刘锦棠与新疆农业》，《湘潭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对刘锦棠的经济思想与农业实践也有论述。 三、研究特点与不足 纵观近十年清代西北经济研究状况，其大致呈现了以下特点：第一，研究面广．就研究范围而言，其涉及面广泛，国民经济各部门均有论述，而且对某个领域、部门的研究有总体探讨清代西北社会经济的演变，也有对某个细微问题作个案研究的．人口经济、城镇建设、民族经济、经济行为与生态环境的关系等热点问题多有涉及．第二，研究论题紧密与现实结合．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全面展开以及“西部大开发”决策的提出，研究者多从实际出发，反观历史，总结历史经验，尤其对近代西北经济的研究最为用力，研究成果也最为丰硕．当然在研究中也反映出了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1)研究的不平衡性．首先是研究地域上的不平衡．在西北五省中，以研究新疆经济问题者最多，甘肃次之，陕西最少．其次是研究时段的不平衡．任何时段、任何时期都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缺少的一环。同样，对其的研究不应厚此薄彼，而对清代西北经济的研究显然大都侧重于晚清时期，前期研究相对不足．(2)比较研究不够，量化研究、个案研究缺乏．所见文章大多是叙述性文章，或述其经历，或论其原委，很少见到比较、量化、个案研究．研究方法单一且多以传统为主，对于西北各省之间、西北与西南之间、．西北与东南之间，经济状况都存在着一定差异，对此研究者甚少；对于清代前后期的比较研究更属罕见，量化研究、个案研究实属少见．(3)学科间的交叉兼容性不够．经济史的是一个交叉性很强的学科，既有史的性质，又有经济学科的某些属性，这就决定了经济史的研究方法不只是理论说教与史料堆砌，更应该有经济理论的运用．但目前的研究大多是纯历史的论文，研究者也多是从事历史研究的学者，很少有经济学者加入到清代西北经济研究的队伍中来．这难免使得目前对于清代西北经济史的研究缺少理论支持与深入分析。
社区经济论文篇10
关键词：区域经济；文化产业； 探究
随着高新技术的发展及其在文化领域的广泛利用，文化产业已成为当前理论界公认的朝阳产业，并逐渐成为各国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地方经济支柱性产业。推进文化产业发展战略，加强以文化为核心的“软实力”竞争，已成为当今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种趋势，在这一大的时代趋势作用下，文化产业日益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在社会转型期，加强区域经济与文化产业之间的关联和良性互动，将会有效地促进经济社会多个领域和层次的发展。
1区域经济与文化产业的关联性
1.1区域经济决定着文化产业的发展
（1） 区域经济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动力。对文化产业来说，其产生和发展的源动力不但来自于产业本身，还与区域经济的发展要求直接相关，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需要更多的人才供应和人才支撑，无论是人才的质量还是人才的数量，都应与区域经济的发展状态相适应。反过来，区域经济的高速发展模式也为文化产业的存在与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1]。因此，在区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需要大量的同时具有一定的理论知识和较强实践能力的技能型人才参与其中，这些人才将最终遍及到区域经济的生产、建设、管理和服务等领域。可见，区域经济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基础，没有区域内的产业链条，文化产业就无从生发。
（2）区域经济是文化产业发展的构成要素。文化产业的主体是教育产业，教育质量的提高需要通过办学质量、教学质量、学生的质量等反应出来。对教育产业来说，要想获得充分的发展和进步，充足的生源、有“实战”经验的教师以及先进的教育教学设备、设施是必要的也是基本的要素，而这些要素的实现，需要区域经济的支持和提供。这是因为，良好的教学环境和教学硬件的落实要依靠足够的资金做保障。只有具有一定的甚至是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才能保证教师的工资待遇，提高教师工作的积极性，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也只有获得了资金方面的支持，才能在教学计划实施的过程中，购置教育教学所需的设备与实验器材，提高学生实践课程的学习质量。
1.2区域经济发展依赖文化产业
（1）文化产业是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潜在要素。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既需要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又需要处理好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在社会转型期，区域经济的发展模式正从以发展经济为中心向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转移。与这一全新要求相适应，文化产业能够完成对人的职业技能与人文素质的同时培育，传统的人与人之间相对立、人与自然之间的主宰与被主宰的关系将会被改变，取而代之的是相互协调统一、和谐相处的状态。
（2）文化产业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必然环节。从发达国家文化产业与工业化相互关系的历史进程中不难看出：文化产业为区域经济的发展服务，教育要为区域内的企业培养掌握前沿技术、具有高素质的劳动者，为区域经济乃至国民经济的发展培养适应“广义社会”发展所需的人才。因此，发展文化产业已经成为提高综合国力与获得竞争能力的理想途径。而在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正处于关键的转型期，工业化的进程正在进行之中，文化产业应该成为教育产业的“升级版”。因此，随着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和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推进，必将给文化产业提供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2区域经济与文化产业之间的相互背离
2.1文化产业与区域经济的发展不相适应
我国的文化产业并非具备真正意义上的“高等”的意味，这是因为，当前的文化产业只是在职业高中、技校、中专教育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文化产业还难以进入高等教育的行列，只能算作高级教育而已。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经历过文化产业之后，并不存在后续的可以继续深造学习的机会，这一点与普通高等教育有了明显的区分。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快速，社会生产的方式正从劳动密集型向知识密集型的方向转化，社会对劳动者的要求也越来越苛刻。因此，有必要发展更高层次的教育，提供更加多样化的文化产品，改革落后的文化管理体制机制，推动文化产业创新，改变文化产业与区域经济的发展不相适应的状况，推动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2.2企业参文化产业的意愿不足
在我国，文化产业在部分地区还处于“编外”的地位，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地方经济的主要参与者（企业），在对待文化产业的问题上，还是以普通高等院校为“正统”的文化基地，这在一定程度上对区域经济的发展造成了一种气氛――文化产业并未成为社会经济的必要组成部分。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参文化产业的意愿明显不足。而对文化产业来说，要培养出高素质、高质量、掌握一定技术的人才，缺少了企业的参与是极难实现的，文化产业的过程也将使不完整的。在世界范围内，成功的文化产业的开展都已经将企业的参与看做是教育中的必然环节。可是在我国当前情况下，文化产业的发展却在企业这一参与者问题上缺少必要的投入，受教育者不但在学习期间难以与企业“衔接”，即便是在实习期间，与企业之间的接触也是十分有限的。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的企业不愿接收实习学生，有的只是让实习学生完成技术含量低的工作，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难以得到培养和锻炼。
2.3文化产业模式滞后
在我国，拿从事文化产业的主体――学校来说，其原始的资金投入和软、硬件的积累并不充分，加之地方财政和区域内的企业对文化产业的积极性并不高，文化产业模式相对滞后，致使对教师进行培训与再教育的机会也就相对较少，无论是授课方式和授课思维，都还按照传统的单一型的灌输式，课堂教学和实践教学的效果并不理想，这对培养高素质的高等职业学生来说是极为不利的。能否通过有效的手段解决当前文化产业中存在的问题，已经成为关系到这一教育模式存在的关键所在。
3实现区域经济与文化产业的良性互动，促进经济的均衡发展
3.1发展区域经济，为文化产业提供物质基础
从根本上讲，文化产业的出现和发展，都是在区域经济的基础上才最终形成的。因此，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对文化产业的生成、培育、发展和转型升级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因此，在发展文化产业的过程中，首先要发展区域经济，将区域经济的发展纳入到国民经济的发展背景中去，使文化产业能够和区域经济之间形成良性发展的态势。与此同时，还应最大限度地改善区域内的社会经济环境，使区域经济在发展模式上能够向社会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在区域经济雄厚的物力与财力的支持下，实现文化产业的健康发展。
3.2依据区域经济定位文化产业
要想获得文化产业的健康发展，其首要任务便是“有的放矢”，在产业结构方面依据区域经济定位文化产业。文化产业中除了要依据本地区的产业结构状况设置外，还要有预见性地对区域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变化的趋势进行预测，使其设置具有前瞻性，使人才的培养能够适应社会劳动力需求结构的变化趋势。但是，可以预见的是，区域产业结构是动态性的，无论快慢，任何一个地区的经济结构都在进行不断调整。这种并非固定不变的状态，要求文化产业的发展也应该随着国民经济与科学技术的发展不断演变。只有这样，才能适应区域产业的发展规律，促使新部门、新方向的产生，满足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
3.3通过多种渠道开展合作
在经历了多年的发展和探索，校企合作已经成为文化产业的战略发展模式，已经被纳入到了区域经济的发展规划之中，这对提升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规模和速度，规范专业设置，促进人才的培养与经济社会的发展需求相适应，是十分有效的。其具体操作模式为：以社会人才市场与学生就业需求为导向，对区域内行业的发展趋势进行重点预测，形成依托企业进行联合办学的机制，与区域内的企业共同制订人才培养方案，通过多种途径改善文化产业的教师资源，形成“学有所教、教有所用”的良性教学模式。与普通高等教育不同，文化产业的发展必须是开放性的，只有面向社会，广泛吸收社会中的各种力量，才能使文化产业不至于成为象牙之塔，完成与其他产业的深度融合，形成相互促进、良性互动的文化产业发展模式。
3.4提高从业者的整体素质
对文化产业来说，要想实现区域经济与文化产业的良性互动，促进教育与经济的均衡发展，就必须要提高行业队伍的整体素质。通过精神激励增强从业人员工作的紧迫感和成就感，比如可以通过岗位培训、岗位轮换的方式提高素质；也可以针对具有不同特质、不同要求的人员进行岗位培训，丰富其理论知识，强化其实践经验和实际工作经验，提高其质量；对于在理论基础或者实战方面经验丰富的人员进行互动研讨，促进他们之间的信息交流；通过物质激励提高待遇，以此来吸引优秀的人才参与到文化产业的行列中来，通过加大文化产业的资金投入，提高工作的积极性、主体性和创造性。
4结束语
在我国当前情况下，文化产业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结构中的重要一环。发展文化产业，使之能够与区域经济的发展实现良性的互动，与落实我国的“十二五”规划和教育发展纲要直接相关，适应了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产业结构调整要求、体现了终身教育理念。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着力文化创新，既是区域经济战略性调整和升级的应有之义，也是社会转型的必然要求。尤其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发展文化产业，不但能够优化人口的就业结构，还能深度地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更为根本的是最终推动人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姜燕. 发展高等职业教育 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J]. 山东电力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3）：12-13.
[2]Gao Xin. Secondary vocational education current situation and countermeasures[J].Land and Resourse in Adult Education，2001（2）：7-8.
[3]李田贵，侯云霞. 高等职业教育适应地区经济发展的对策分析[J].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1（5）：83-87.
